先幾句介紹一下路易斯·亨利·摩爾根（1818年11月21日 - 1881年12月17日），出生於紐約州奧羅拉，是世界著名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從家鄉的易洛魁人開始，推而廣之，深入研究了原始社會人類的社會制度、姻親制度、氏族制度。摩爾根指出，一定的婚姻形態，是同一定的血緣共同體形態相對應的：血親婚姻對應於血緣公社；群婚和對偶婚對應于氏族；專偶婚對應於家庭。
他的論述，也適合我國。以中國歷史之悠久，地域之廣闊，族源之複雜，各種婚姻形式都曾存在過。比如血親婚姻，就反映在「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呂氏春秋恃君》）；而氏族階段的群婚與對偶婚更為普遍，所謂「娶妻避其同姓」(《國語晉語四》)，就是氏族群婚的反映，「別男女」(《周易序卦傳》）也含有氏族外婚的意思。
但從西周以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史來說，專偶婚，即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則是一種基本的、穩定的婚姻形式。中國古代社會文明發達之早，於此亦可見一斑。
專偶婚是指一個男子固定與一個女子發生同居關係，這種婚姻形式就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另外，為了彌補妻無子、為了滿足貴族的貪慾，或者還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在一個主妻以外，又有一定數量的女子，作為一夫一妻制的合法補充，這就是一夫多妻制婚姻。
因此，專偶婚姻具體地又可分為一夫一妻與一夫多妻制兩種婚姻形式。在古代貴族階層，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卿大夫、士，普遍實行一夫多妻制，或者稱一夫一妻多妾制。「多妻」與「一妻多妾」名雖不同，但實質卻一樣，都是指男子不滿足於一個女子，而同時與多個女子發生同居關係。
國家法律對「多妻」、「多妾」的數量沒有統一嚴格的規定，只有一個大致的意向。比如，「天子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等等。這些規定與實際情況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契合，很難考定，這裡只是說，作為天子，他的正式配偶可以有十二人，諸侯可以有九人，至於他們到底實際占有多少女子，則各不相同。像秦始皇后宮有千人，唐明則有「佳麗三千人」，儘管並不能一一顧及，但這些女子在名分上則全屬皇帝所有，旁人不得染指。
而據《戰國策齊策》，齊王卻只有「七孺子」，不夠「九人」之數，反之，到漢代，諸侯娶女至百數（《鹽鐵論散不足）。卿大夫以及後世相當於卿大夫一級的官僚階層，「多妻」、「多妾」的數量同樣沒有定準。禮制上有說「大夫一妻二妾」，實際上必遠遠超出此數。漢代卿大夫「娶女十數」(《鹽鐵論散不足》）；東漢以後稍有限制，但數量也不少，只要看唐朝律令的規定：「親王，孺人二人，媵十人；二品，媵八人；國公及三品，媵六人；四品，媵四人；五品，媵三人」(《唐書百官志》)，就可知道大概。「士」一級亦存在一夫多妻的現象。《白虎通》說「士一妻一妾，不備侄娣」,《儀禮喪服傳》有士妾為其父母服，妾為女君（正妻）服，士為庶母（父之妾）服，等等，是先秦時代士一夫多妻的證據。
秦漢以後，法律對實行一夫多妻者的身份，不再有什麼限制，只要財力許可，官方既不加於涉，主妻亦不能阻撓，阻撓即屬「妬嫉」，為「七出」之一。但總的說來，由於一夫多妻制的家庭需要有較雄厚的經濟力量方能維持，故這種婚姻形式，只能存在於官僚、地主、世家、豪族及富商大賈階層。
一夫一妻制是全國絕大多數庶人普遍通行的婚姻形式。這種一夫一妻制，比較嚴格地遵循了一個男人只和一個女人終身同居的原則。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地位低下，沒有能力納妾，也沒有能力維持一個龐大家庭的生活費用。
《韓非子》中記載，齊桓公微服訪民，見有一孤老，此老告訴恆公說：「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因為窮，兒子連妻都未娶上，可見納妾更無從談起（《外儲說右下）。但只要經濟條件許可，庶人也會買妾。《韓非子》亦記載了這種存在於庶人中的趨勢：「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日：「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日：『益是，子將以買妾。」後世許多妻妾成群的人，其家世並不顯赫，或者原為世家大族，一旦敗落，嫁妻賣妾，家徒四壁，社會輿論並不奇怪，即說明實行一﹣夫一妻與否是和經濟條件緊密相連的。
宋以後，國家為了增加人口，廣開兵源，對庶人納妾實行開放政策，如明律，「庶人於年四十以上無子者，許選娶一妾」，雖然對年齡還有所限制，但對身份已無要求；清代更趨放任，納妾遂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當然，即使在這時，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廣大勞動人民，仍然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除了這兩種最基本、最穩定的婚姻形式，中國古代在某些時候和某個階層內還存在過一妻多夫制婚姻。少數民族自然不必去說它，僅以漢族為例。比如漢宣帝時，河北就有三男共娶一女之事（《初學記》卷二《搜神記》卷六）。
南北朝時期，宋孝武帝劉駿的長女山陰公主，相貌沉魚落雁，性格卻放蕩淫恣，公然表示男可多妻，女亦自可多夫，頗以自己「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為憾，於是「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宋書前廢帝紀》)。唐代武后、韋後於此更甚。直至近代，東北、西北的落後農村中仍有所謂「拉幫套」和「搭夥」的現象。所有這些，都是一妻多夫制婚姻形式的遺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