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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棉麥借款的問題正在中、美、日三國之間糾結之時，中、美之間又產生了新的經濟問題，這就是白銀問題，它大大超越了棉麥借款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在解決這一問題的過程中，開始更積極地介入遠東事務，並加強了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這一切要從美國的白銀政策說起。

1、美國的白銀集團

美國是傳統的白銀生產大國。自19世紀向西擴張以來，大批探險家就在西部相繼發現銀礦，他們在今天的猶他、愛達荷、亞利桑那、蒙大拿、內華達、科羅拉多和新墨西哥7個州的土地上崛起，形成了不可小覷的白銀集團。

到了20世紀，隨著美國經濟實力在世界上的膨脹，白銀產量也開始達到高峰，1930年美國出產白銀5100萬盎司，1931年3100萬盎司，在世界上僅次於墨西哥（1930年1.05億盎司，1931年8900萬盎司)的產量，為世界第二大產銀國。

考慮到在墨西哥銀產業中，美國資本占到70%以上，在1929年世界白銀總產量2.6億盎司中，美國資本更是占到了2/3，在白銀冶煉業中占到了77%，美國顯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銀大國。

由此，白銀集團也成為具有政治影響力的集團，並竭力要「為白銀做點什麼」。

其中，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內華達州的基·畢德門,他早在1912年就當選為參議員，由於資歷深、影響大，更被同時期的人戲稱為「白銀·基」。白銀集團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制訂與執行。

伴隨白銀產量增加而來的卻是價格的劇跌，1932年，每盎司白銀價格只有25美分，比1925年降低了48美分，創了有史以來的最低價，導致銀礦紛紛倒閉，數以千計的銀礦工人失業。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內華達的銀產量從1924年的940萬盎司降至1930年的420萬盎司。這大大加劇了美國的白銀危機。為了制止白銀價格的下跌，畢德門於1929年5月16日提出關稅法案的修正案，要求對進口白銀每盎司徵收30美分的關稅，企圖阻止進口，但在眾議院以72：202慘遭失敗。此舉迫使白銀集團將目光轉向別的方面。

美國正處於大衰退之中，對外貿易也相應出現下滑，出口更是一蹶不振。畢德門認為，美國對外出口尤其對遠東地區出口的下滑，不是因為經濟危機的作用，而主要是世界市場銀價過低所致。

2、美國的白銀政策

他辯稱，到1930年為止，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使用銀本位的國家。

在中國，白銀是唯一的貨幣，白銀價格的下跌使中國的貨幣購買力明顯縮水，實際上就相當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等地的商品價格提高了，導致美國出口下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畢德門大力主張在國內外提高白銀價格，實踐他的「購買力學說」。

1933年6月，世界經濟會議在倫敦舉行。

畢德門作為出席會議的美國代表，利用其影響力，執著地與八國達成了關於白銀的協定：

推動各國使用銀幣，阻止白銀價格下跌。同時，作為世界經濟會議的補充協定，銀持有大國印度、中國和西班牙進一步同意在未來4年內每年出售總額不超過3500萬盎司的白銀；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秘魯和澳大利亞同意在未來4年內每年購買總額不低於3500萬盎司的白銀。美國的配額是每年2400萬盎司，相當於美國1932年產量的98.5%。這幾乎成了美國在這個會議上的唯一成果。

為了避開國會批准可能引起的麻煩，畢德門勸說總統羅斯福將其視做政府的宣言，而非需經參議院批准才能生效的國際協定，12月11日，他私下對財政部長小摩根索說：「這不過是一個協定的書面備忘錄而已。」

經過討價還價，羅斯福選擇了妥協，12月21日，羅斯福以政府文告的形式指示財政部長在1937年12月31日以前以每盎司64.5美分的價格收購白銀，執行倫敦協定。而在文告發布的當天，白銀價格是43美分，這就使美國白銀價格急劇上升50%，白銀集團長久以來為之奮鬥的目標得到實現，但這只是一個開始。

事實上，畢德門的「購買力學說」遭到當時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反對。經濟學家們傾向於認為，一個國家的對外購買力主要依靠國內生產能力以及出口銷售能力，而不取決於它的貨幣價值。美國經濟協會有85%的會員投票反對提高銀價，經濟學家全國委員會提出書面意見，主張停止收購白銀，他們認為這對美國國內工業和對外貿易都沒有好處。

在遙遠的中國，包括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在內，幾乎沒有人支持白銀提價的做法，相對來說，他們更贊成穩定銀價。1934年3月，財政部派特別代表、耶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羅傑斯來到中國。他發現，任何大幅度提高白銀價格的行為都將大大惡化中國業已萎縮的農業狀況。財政部長孔祥熙則公開表示希望白銀價格保持穩定。

在上海的美國公司經理認為，提高銀價對中國將是重大的災難，也會嚴重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意，中外銀行更是無一希望提高銀價。毫無疑問，提高銀價的政策在美國內外都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

儘管如此，這卻不是影響羅斯福政府內外決策的主要因素。

羅斯福當政伊始，如何帶領美國走出危機才是他的當務之急。此時，他推行的農業改革正進入關鍵時期，一批農業立法亟須國會批准，而白銀集團的選票顯然是值得爭取的力量，又考慮到1934年秋季的國會選舉，羅斯福決定繼續「為白銀做點什麼」。

經過一系列的討價還價，6月11日，參議院通過了一個購銀法案，8天後羅斯福即簽署了這項法案，規定美國國家貨幣儲備中白銀與黃金的比例要提高到白銀占1/4為止，讓財政部長自行決定購買白銀的時間與數量，但必須維持購買白銀一直到通貨儲備達到既定的平衡量，或白銀市場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美元時為止。

8月9日，美國又宣布白銀國有，在國內外擴大購銀規模。這一政策首先是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影響，使這個傳統用銀大國頓時陷入極嚴重的金融困境。

3、對中國的影響

畢德門所謂提高銀價即能提高中國購買力的理論完全沒有得到應驗，相反，銀價的提高加劇了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現象，從1931年到1934年，國幣100元從值美金21元漲到37元，其結果是，一方面中國的出口貨在國際市場上昂貴了57%，一方面外國貨在中國市場上降價了75%，白銀外流增加，市場上通貨減少，出現了金融上的動盪。

1931年中國尚進口白銀5900萬盎司，價值約合1700萬美元（每盎司28.7美分)，1932年白銀便出超370餘萬美元；1933年達到500餘萬美元。除此之外，1933年，中國白銀走私達510萬盎司。

作為中國市場流通的唯一貨幣來源，大量的白銀出口和走私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迫使中國採取對策。中國政府一方面採取措施阻止白銀的出口；另一方面則是與美國交涉，要求美國穩定銀價，保證遠東地區的經濟金融穩定。

為此，1933年4月，國民政府開始採取措施，規定從4月6日起，凡有以銀條等運送出口，除中央造幣廠廠條以外，徵稅2.25%，這是中國首次為控制白銀出口而徵稅。

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宋子文在同美國代表畢德門達成白銀協議時聲明，「中國政府最關心的是銀價的穩定」，因為大幅度的波動「已經（使中國)造成嚴重的損失」。

及至1933年年底，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白銀集團達成第一次妥協，以政府的力量提高白銀收購價格，導致世界白銀價格急劇上漲，中國金融形勢面臨更加嚴重的局面，翌年3月，中國批准倫敦白銀協定，同時附了一項保留條件，即「中國政府批准此約時，因銀幣現為中國本位幣，倘遇金銀比價發生變動，至中國政府認為足以妨礙中國國民經濟而與本協定安定銀價之精神不合時，得自由採取適當之行動」，以抵消協定的不利影響。

2月16日，財政部顧問楊格代表孔祥熙就美國購銀政策提出異議，指出既然中國的通貨是白銀，因此在衡量它的價值和國際匯兌方面，中國利害關係極大，「單方面的提高銀價勢必給中國帶來通貨膨脹，降低它已經逐年減少的出口，從而削弱其購買外國商品的能力」。

三天以後，中國銀行公會向羅斯福發電呼籲穩定銀價，以免「為我們的億萬人民造成災難」。3月，美國財政部派出顧問羅傑斯來華訪問。中國各界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銀價的上升將不利於中國的經濟形勢。羅傑斯經過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進口能力與白銀價格並沒有長期的聯繫，短期的聯繫也很微小，同時認為，更高的銀價勢必進一步加劇收支的不平衡，進而助長白銀的流出。

4月30日，羅傑斯在漢口拜會蔣介石，蔣介石向他表達了中國對白銀價格上漲的憂慮，尤其是對其正在推行的農村復興計劃的嚴重影響。5月9日，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的國防委員會秘書長錢昌照也認為，任何人為的白銀提價都將危害中國經濟的穩定，表達了中國對白銀提價的憂慮。

美方對中國的意見充耳不聞。1934年6月，美國通過了《白銀收購法案》，白銀價格迅速揚起，從每盎司49.5美分迅速越過50美分，10月中旬達到55美分，最終，1935年4月達到64.5美分的高度。

這對中國的影響相當明顯，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的統計，1934年上半年中國出超白銀「多至3000萬元」，而在7月份一個月即達2300萬元，如此就迫使中國尋求新的途徑來解決日益嚴重的金融困境。

6月底，孔祥熙談到增加銀出口稅的可能性，表示，如果美國不降低銀價，國民政府必須採取保護措施。而當時的現實是運銀出口，除去出口稅以及前期運輸費，尚有6%的利潤。如果銀價繼續上升，顯然會大大刺激白銀的出口。

此後直到9月，美國並沒有對中國的危機作出實質性反應，在此期間，上海各銀行的白銀存底從5.83億元減少到4.51億元，白銀的流出還有增大的趨勢，這迫使中國採取行動。

4、中國貨幣危機的出現

1934年9月23日，國民政府又提出一個新方案，即白銀換黃金計劃。在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中，中國認為其不應單獨維持銀本位制度，而宜逐漸採用金本位貨幣，因此，中國希望美國能夠與中國進行金銀的交換。

10月12日，美國政府拒絕了這一計劃，理由是政府間交換金銀沒有先例。赫爾提出的替代意見是建議中國去公開市場購買，實際上是對中國的要求繼續置若罔聞，中國形勢更加惡化。有數字顯示，10月5日以前的一周，輸入美國之白銀共計254萬美元，其中來自中國者計有112萬美元，占到44%，美國的購銀政策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於是出台了新的白銀稅收政策，對原先免予徵稅的銀本位幣及中央造幣廠廠條，征出口稅10%，減去鑄費2.25%，淨征7.75%;對大條、寶銀及其他銀類，加征出口稅7.75%，合原定2.25%,實征10%；而如果倫敦銀價折合上海匯兌之比價，與中央銀行當日照市核定之匯價相差之數，除繳納上述出口稅而仍有不足時，應按其不足之數，並行加征平衡稅。

新稅則於10月15日正式實施。此舉旨在使白銀貿易無利可圖，從而降低白銀流出中國的數額。蔣介石在26日還不忘指示，白銀出口稅應堅持到底，並言任何犧牲亦在所不惜。

從實施效果上來看，這減緩了白銀的流出速度，在14日之後的頭幾個星期里，上海只有少量白銀出口，有記錄的出口幾乎全部是由中央銀行運往美國出售的白銀。新稅制暫時遏止了白銀從中國的大量流出。

同時，為了更保險起見，中國希望獲得美國的協助，即對外宣布除美國土產的白銀以外，它將不付高於每盎司45美分的價格。

在中國的一再要求之下，美國部分地予以妥協，12月19日，美國決定不在中國境內購銀，並幫助中國政府防止走私，在中國以外，則把價格穩定在每盎司55美分。這一措施不能從根本上遏止中國白銀外流的形勢，到年底，上海所存白銀進一步減少到3.35億美元，中國市面通貨更加緊張，金融局勢依然嚴峻。

除此之外，中國還厲行控制國內的現銀出口。1935年5月，國民政府與在上海的外商洋行達成「君子協議」，相約一律不為經濟利益而運現洋出口，財政部專門以文要求「對於私運現洋出口，尤須嚴為取締」，22日，孔祥熙更是建議加大處罰力度，指「偷運白銀出洋，實足以釀成國民經濟之崩潰」，因此，對此種行為將「一律依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情節輕重，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得併科幣額3倍以下罰金，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軍警機關，協同各海關認真查緝」，這一建議旋即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458次會議通過，並由國民政府於28日訓令遵行。

效率之高體現了國民政府對白銀走私問題的重視，同時，各地也紛紛加大查緝走私的力度。但這些辦法只能暫時緩解白銀危機，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5、紙幣取代銀元的醞釀

無論向美國交涉，還是採取新的稅則，在實質上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問題的真正根源還是中國所實行的銀本位制。只有廢除白銀的法定貨幣地位，實行貨幣制度的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因為美國《白銀收購方案》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實際上，早在1933年春，國民政府就已經開始了幣制改革的準備工作，此時稱為整理幣制。對於當時混亂的貨幣制度先進行整理，而後改革，成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完善自身金融制度的必由之路。

3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就通過了財政部長宋子文的提議，「整理幣制，應先從統一銀幣入手，擬分定步驟，逐漸推行」，「擬以上海市面通用銀兩7錢1分5厘合銀幣1元為一定之換算率」，這一措施從3月10日起首先在上海施行。

4月5日，國民政府又規定，全國「所有公私款項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銀幣」，這就是「廢兩改元」，揭開了中國幣制改革的序幕。

5月中旬，孔祥熙談到向美國政府商借一筆復興借款的方案，其中一項即是用於重組通貨，得到了羅傑斯的贊同，他向美國政府表示，一個統一的中國對美國格外重要，如果銀價還要上升，那麼，給中國一筆政府借款將是明智之舉。

但國務院不同意這一建議。此後，這一問題遭到長時間的擱置。

1934年年底，中國開始提出幣制改革的計劃，這首先需要一筆外匯的支持。12月10日，孔祥熙照會美國政府，希望美國能給予中國一筆幣制改革的貸款；當月下旬，又表示希望美國接受白銀永久固定收購價不超過50美分，但美國如果不能將銀價固定下來，則中國將考慮把白銀以最高價出售換進黃金，並逐漸把通貨轉移到外幣匯兌本位上。

1935年1月，廣田外相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偽裝對華親善；當月下旬，駐華公使有吉明攜「中日提攜」的方案來南京，其中有一條稱，中國如需借款，日本可以考慮。此外，「日本還準備在上海設立兩萬萬元的信用制度」。這顯然是針對中國向美、英借款一事的反應，實際上是要把中國經濟完全納入日本的控制之下，以「合作」之名行侵略之實。

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國並沒有屈服，而是利用日本的行動向英、美施加壓力。1月31日，宋子文向美國駐蘇大使布利特再次提出向美國借款的建議，並稱，在中國經濟形勢愈趨惡化和日本的壓力下，中國要麼在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下接受日本的借款，要麼面臨事實上在日本人庇護下各省政府使用各種不同貨幣情況的出現。

而且，在3月或4月，肯定在6月以前，中國將經歷不可避免的危機。宋子文還提到了中國將貨幣聯繫美元的可能性。

這是中國第一次作這樣的示意，但出於與上述幾乎相同的原因，借款問題再一次無果而終。

6、幣制改革的外匯來源

在借款無望的情況下，1935年2月5日，中國駐美公使館在致美國國務院的非正式備忘錄中提出，中國可以提供美國需要的全部白銀，同時，將全國通貨在短期內由銀本位轉變到與美元聯繫的新通貨。

為此，將需要1億美元的借款或長期基金，以及一筆同數的備用貸款，總數為2億美元的借款。中國的初衷是在取得美國合作的基礎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白銀問題，穩定金融，保證通貨改革的進行。

17日，孔祥熙在給施肇基的電報中再次提及日本的威脅，指出日本「願出巨款以應付危機。日本所謂經濟合作，實際上是實行經濟控制，特別是控制華北的廣泛計劃的一部分」，而日方還暗示要「共同對美國的白銀政策提出抗議」，日方感到「西方國家決不會有效地援助中國，中國是不得不轉向日本的」。毫無疑問，中國實際上並沒有倒向日本的方案，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還是為了藉此促使西方國家轉變態度。

美國國務院從自身角度出發，認為對中國提供巨額貸款勢必會將美國帶入與日本的對立和衝突中去，因而答覆不可能與中國達成一項協定，但提出了一個建議：中國將計劃中的想法同時向對中國財政問題，特別是對中國幣制改革表現出極大興趣的幾個外國政府提出，美國則準備與這些政府一起同中國合作，來探索共同援助中國的可能性。

這一建議得到了英國的響應。

3月27日，在美國駐北平領事裴克拜會孔祥熙時，孔祥熙既沒有提及美國的白銀收購政策，也沒有提及國際聯合援助中國問題，而是滿懷希望地詳盡說明了他的1億法幣的發行計劃，將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債券價值為基礎，中國開始加速國內金融改革，並在此基礎上尋求有效的幫助。

在中國金融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大銀行占據著絕對主導的地位。有資料顯示，1933年年底，這三家銀行掌控著中國全部紙幣的70%，1935年2月，在掌控著全上海所有銀行88%白銀的中國的銀行中，這三家銀行占據著80%的份額。

為擬議中的幣制改革作準備，3月28日，國民政府改組中央銀行，任命孔祥熙為總裁，張嘉璈為副總裁；30日，改組中國銀行，政府官股股本由500萬元增至2500萬元，股本總額則由2500萬元增至4500萬元，4月1日，宋子文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聘宋漢章為總經理；20日，改組交通銀行，增加官股1000萬元，完成了國家對三大銀行的控制，由此開始了中國幣制改革計劃的實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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