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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的出現滿足了人類溝通交流幾乎所有的想像，民眾獲得了空前的表達、交往機會，但人類並沒有因此在更高程度上達成共識，反而墜入到「後真相時代」「信息繭房」的陷阱。與之相伴的是，群體極化從小群體擴展到公眾輿論層面，觸發對抗，不斷放大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撕裂與分歧。
一、群體極化研究的起源
群體極化不是一個新詞，也不僅僅出現在網際網路時代。20世紀60年代，群體極化現象就引起了美國學界的注意。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斯通納（Stoner，1961）在進行一項關於小群體決策的研究時，意外發現群體在針對某一問題討論之後，相應的意見或所進行的決策會比之前變得更為冒險甚至激進。詹姆斯·斯通納選擇使用「冒險性偏移」（risky shift）來解釋這一現象。
科林·弗雷瑟等（Fraser et al.，1971）更進一步將「群體」和「極化」兩個詞合在一起，首次提出「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概念，並明確指出「群體極化」比「XX性偏移」更適合被用來解釋群體討論之後產生的意見/決策的偏移。在心理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下，「群體極化」一詞的概念形成並逐漸清晰化，具體被定義為：經過討論之後群體集體所呈現的態度平均值，會比討論之前變得更具極端化（Myers et al.，1976）。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期，學界已經形成了兩大相對公認的解釋理論（Isenberg & Daniel，1986）。
第一種是社會比較理論（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個體在群體討論中有著確認自我認知和被群體接納理解的要求，因此需要不斷比較群體中其他個體的觀點並修正自己的觀點，以使自己的觀點逐漸向群體大多數的意見靠近。該理論也被認為是群體內的對話缺乏真正的辯論，個體只要接觸到不同觀點就主動迎合或者被裹挾，導致群體觀點相比討論前進一步極化（Teger & Pruitt，1967）。
第二種是勸服性辯論理論（persuasive argumentation theory）。群體討論中的所有觀點及論據都會呈現在成員面前，群體成員通過對具有說服力的觀點識別來完成群體觀點的正轉向或負轉向。在這一討論過程中，更具說服力的論據將決定討論後的群體觀點是發生進一步偏移，產生群體極化現象，還是朝著與討論前觀點相反的方向偏移，轉向化解群體極化（Kaplan，1977）。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和社交網站的興起，網絡中出現的群體極化現象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認為，網絡是群體極化的溫床，具有同質觀點的群體在經過討論之後，相比一開始的態度會更加極端，並且群體極化現象在網絡上發生的比率是現實生活的兩倍（凱斯•桑斯坦，2003：41-47）。
二、網絡之下群體極化加劇的原因
（一）群內有效對話機制的缺失：情感驅動的觀點感染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斷言，情緒傳染在任何群體中都存在，不僅對群體的特點形成起著關鍵作用，還決定著群體的集體選擇。其中，基於感性和本能的情緒相比基於理智、冷靜的情緒更容易起作用（古斯塔夫·勒龐，2016：29-50）。
當某一熱點議題出現在網際網路上，不僅能喚起用戶的特定情感，而且藉助網絡的無限連結能力，網民可以圍繞某一議題迅速找到觀點相同的彼此，凝結成一個群體進行討論和交流。特別是當遭遇敏感議題時，群體中的個體很容易受到情緒的感染或暗示，轉到某一特定方向，失去個性和理性思考，甚至會做出與原本性格習慣相反的行為（黃河、康寧，2019）。
當前公眾輿論呈現出「成見在前、事實在後，情緒在前、客觀在後，話語在前、真相在後，態度在前、認知在後」等特徵，話語表達中摻雜著強烈的怨懟情緒，於是當公共事件進入社交網絡中，就成為引起群內極化、群體對立的話語載體（張華，2017）。
（二）群際對話前提的消解：信息共享機制失靈
1.主流媒體的失語與商業新媒體平台的情緒誘導
在「後真相」時代的輿論生態中，新聞與事實之間的紐帶正在斷裂，經過無數次「再闡釋」，信息的核心已經不是事實，變成了裹挾情緒的觀點與立場，成為個人或自媒體強化某種偏見的對話論據。
當前主流媒體在這方面的引導是缺失的，在更關注情感和立場的當下，實際上是將真相的解釋權讓給了由無數自媒體組成的平台型媒體。同時，針對社交媒體的研究發現，目前社交媒體更多扮演了信息匯集的角色，而不是對話平台（Small，2011）。網民雖然能在平台上接觸到多元化的意見，但是這種接觸並不能引發有意義的討論，增加的是具有相同觀點群體的認同（Yardi & Boyd，2010）。相關研究發現，情緒加快了觀點在網絡上的流動，相比普通內容，充滿情緒的內容能在更短的時間內被轉發更多的次數（Stieglitz & Linh，2013）。
2016年，關於《疫苗之殤》的網絡大討論中，起初僅僅是自媒體為了獲得更大的關注度，採用不客觀的新聞表述、誇張式報導吸引公眾的注意力，最終卻引起了廣泛的社會恐慌。此後，主流媒體雖然跟進，對過期疫苗的危害進行了澄清，但依然未能完全解決輿論的混亂（董天策、班志斌，2016）。主流媒體科學、權威的解釋性新聞並沒有及時抵達網民手中，也讓包含情緒性、煽動性的自媒體推文有了更強的傳播力。信息共享機制的失靈，使得公眾對話變得無從談起。
2.「千人千報」：算法導致用戶關於世界鏡像認知的「碎片化」
選擇性接觸理論表明，人們對於信息的接收並不是全面的，多數人只選擇接觸和自己傾向一致的信息，而拒絕接觸與自己觀點、態度不一致的信息（劉海龍，2008：168-171）。由於網絡信息已進入大爆發時代，以搜索技術和推薦算法為主的個性化信息技術不僅為信息分發和接收提供了便利，也為網民選擇性接觸信息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通過算法識別出用戶的選擇性偏好的基本構成，並基於用戶信息需求最大化的營銷策略推動了「千人千報」的精準化信息推送。從商業演化的維度來看，這是市場力量降低損耗，提高目標市場識別精度的一次巨大飛躍；但從社會共識的達成來看，對世界鏡像認知的嚴重碎片化卻使人們失去了對話的事實基礎。
在全新的傳播模式下，當前這一「事實的一致性」不僅有著被「千人千報」這一極端細分化市場策略消解的巨大風險，也有導致公眾輿論滑向「碎片化」的危機。劉擎從尼采的「視角主義」研究出發認為，「沒有事實，只有闡釋」。對於「事實的一致性」的認知，依賴人們「共同視角」的詮釋，而算法有著固化人們既有價值觀和立場的傾向，同時還會進一步加劇不同群體之間對某一事件的視角分化（劉擎，2017）。當人們的認知被「算法」分裂成一個個碎片時，面對某一事件就會出現共同「視角」的缺失，當人們認知出現偏差，即使接收到事件的真相，固執己見也不可避免。
（三）群際對話的數字「鴻溝效應」：「圈層離散」引發的輿論對抗
進入社交網絡時代，主要以地緣和血緣為紐帶的線下圈子，發展出新的內涵，興趣愛好、價值觀、職業等因素成為新的聯結紐帶（鄭欣、朱沁怡，2019）。
以「階層化」和以「圈子化」為聯繫的圈層化，都對個體存有規範和針對其他群體的區隔。當人們身處於「同味相投」的舒適圈中，越來越多的內容構建起阻礙個體與外界交互的圈層，讓身在其中的個體感受到「我們－他們」的區分，陷入相似的觀點和思維方式里，而無法理解其他圈層運行的邏輯。因此，衝突將不斷加劇，導致一個個彼此離散而又封閉性的圈層化傳播群體，成為群際對話中不可逾越的「數字鴻溝」。這也在提醒我們，化解不同圈層之間的隔閡，將有助於構建能夠有效對話的公共話語環境。
三、重返對話：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化解路徑
在一個大眾傳播資源日益「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流動生態中，大眾傳播媒介對人們認知與價值層面上的統合都面臨嚴峻的挑戰，眾聲喧譁中，如果人人擁有的「麥克風」之間各自停留在「獨白」而不是「對話」狀況，網際網路這一新技術帶來的優勢無疑被嚴重削弱了。喬納森認為，在對話過程中，「講話者」需要採用客觀、合作、平等、開放、誠實、真摯、移情的態度來對待他人，不要輕易做出判斷（Johannesen，1990；轉引自陳先紅，2018：139）。
（一）「共享」：擴大公共信息，重建有效對話的前提
信息共享對於促進公眾對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共享的範圍有多大，對話的範圍就有多大，共享的質量有多高，對話的質量就有多高，這對於信息的接受者公眾和信息的傳播者來說都尤為重要。事實既是新聞報導的生命，也是人們決策之前參與社會討論的前提，主流媒體作為新聞事實的「守門人」，在輿論引導方面具有權威性、公信力和影響力，理應承擔起向全社會提供信息共享的職能。
主流媒體應該堅守新聞報導的價值導向。主流媒體對公眾負責和對事實敬畏，把握新聞報導的三個面向：第一，在新聞報導上注重真實、真相、真理，反映客觀世界的變動；第二，在對公眾的基本態度要公開、公正、公平，不故意隱瞞事實，歪曲事實真相；第三，在新聞報導時空上要注重深度、廣度、速度，爭取實現與事件進展的「零時差」「零距離」（李良榮，2020：320-322）。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基於算法的智能媒體也是媒體的一部分，作為網絡社會的重要節點，不能完全被「千人千報」的精準營銷迷惑，應該承擔起更多公共信息的傳播職責，在基礎性公共信息供給的基礎上，再尋求細分化的獨特需求，而不是在推動社會關係碎片化的道路上狂飆突進。
另外，作為信息的接受方，網絡群體需跨越非理性的認知鴻溝，尊重網絡對話的基本倫理。群體極化中非理性信息流瀑現象的產生，往往是由於個體缺乏提出異見的勇氣，過於沉浸到群體的話語場中。在社會公共危機事件來臨時，數字鴻溝帶來的公民素養失衡一覽無餘。在面對危機事件時，公眾必須增強自身的媒介素養，這樣才能理性表達觀點，真正促進共識的達成。
（二）「共情」：以情感溝通情感為紐帶，突破群際對話鴻溝
喬納森·H.特納（2009：19）認為，「情感是人類行為的調節器，需要在多種情境中保持它的運行，以使人們獲得積極的體驗和避免消極的體驗」。哈貝馬斯也肯定了共情/同情在對話中的情感價值，認為對話的參與者都必須能夠換位思考，將自己置於他人的位置，以此構建對話團結的基礎（Habermas，1990：182-202）。
在當前各種各樣的群體極化事件中，雖然算法導致用戶關於世界鏡像認知的「碎片化」，以至於網絡充斥著各種紛繁複雜的意見，無法融合無法統一，但人們對事件的熱情參與背後蘊含著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元素。通過激發起相似的情感元素，可以重新凝聚起散落在網絡各處的觀點和情感，實現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尊重他人在網絡空間中的發言權利，讓人們重新回到平等對話、杜絕對抗的公共領域，從而為由對話達成共識創造條件。
（三）「共識」：構建對話目標的實現機制
哈貝馬斯認為，達成共識有賴於構建一個「理想的言辭說境」，對話中的每個參與者都能平等、自由地表達意見，也可以對任一參與者進行質疑。受質疑的一方可以通過反駁、說明、解釋等行為藉此修補或支持自己的觀點。最終，較好的論據成為決定共識達成的重要因素（趙一凡，2008）。當網絡溝通空間中信息共享的障礙、群體極化、群際之間對話的鴻溝被紓解的時候，我們就距離「理想的言辭說境」不遠了。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現實角度來講，我國公眾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利益衝突。雖然當前轉型社會中存在多元的利益，但是在基本的目標、基本的道路、基本的制度認定上，公眾之間是存在基本共識的，這也鑄就了網民之間、群體之間對話的共同基礎，以此構建公眾在網絡對話中的底線共識，將發揮更大的社會整合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