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光緒十一年）正月，日本以清軍在朝鮮平叛時擊傷日兵為由，派伊藤博文來華交涉。光緒皇帝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在天津與伊藤談判。首次會談時，伊藤無理地提出了三項要求：清軍從朝鮮撤出，懲辦打傷日軍的清官兵，對受害的日本商民進行賠償。當時清軍駐朝鮮有一千多人，日軍駐朝鮮僅一百多人，清朝占絕對優勢。伊藤博文為了與清政府儘快達到協議，直接威脅說，如果清政府不撤兵，那日本就會大舉增兵朝鮮。
談判之初，李鴻章表現出了民族氣節，義正言辭地指出：「朝鮮是清朝的蕃國，清軍駐紮在自己的蕃國內，與日本沒有一點關係」。對於日本提出的清軍在平亂之時傷及日本士兵一事，他反覆申明：「根據我方調查，責任並不在我，完全是因為你們日本兵無理阻難我方平叛而產生的後果。至於平叛中傷害日本商民一事，查無實證，僅是你方獨家之詞。」因此全部駁回了日方提出的賠償要求。
為了達成協議，雙方雖然前後談了3次，但各持己見，自然談不出任何結果。伊藤沒有辦法，就這樣回去是不好交差的，便派自己的隨從、時任駐清公使榎本武揚私下拜會李鴻章，詢問中方到底可以接受日方提出的哪些要求。
不知是什麼原因，精明一世的李鴻章這時竟然犯了糊塗，回答說：「關於清日兩國撤兵之時，事關兩國今後永遠平息紛爭一事，尚可協商解決。至於賠償一事，或非情理，或無質證，無法應允。」
榎本武揚探得清政府的最後底線，心中竊喜，但不露聲色，竟然以中止談判相威脅，想給李鴻章施加壓力。他告訴李鴻章：「雙方協商撤兵一事，我作為駐京公使就可以辦理。我國派頭等公使伊滕君前來協商，這是何等鄭重的事情，不能專為這個事情而來。如果貴國僅應允這一件事，伊藤君將於下次會談後，馬上啟程回國。」
李鴻章回答說：「今日朝鮮一事，我大清國並未辦錯，其錯處全在貴國的竹添。兩國如果因此決裂，那我們就只有準備打仗了。」
此時，中法已經言和，李鴻章已經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全力對付日本。伊藤見機會已經失去，而清軍又牢牢地控制著朝鮮，日本在短期內是難以扭轉局面的，考慮到談判破裂對日本並無好處，只好又回到了談判桌上。
其實，此時的清政府雖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先後丟失了琉球和安南，但當時在朝鮮，清還是占絕對優勢的。朝鮮一直是清的蕃國，受國際局勢的影響，雖然在日本的暗中唆使下，已經開始出現謀求獨立的傾向，1882年的「壬午事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但只是清政府再強硬一點，日本也是沒有辦法，朝鮮也不會丟得那麼快。
但遺憾的是，李鴻章在處理朝鮮問題，竟然出現了嚴重失誤。這種行動上的失誤，源於他對時局的判斷失誤。他認為朝鮮已經開始在暗中謀求獨立，且日本對此表現積極，此時若再爭朝鮮的屬國地位，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說到底還是在內心懼怕已經強大起來的日本，沒有一點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氣節。
清廷雖然腐朽，但也是好爭面子的。基於傳統觀念，清廷認為朝鮮的「屬國」地位不容商量，因此堅決堅持。所以李鴻章在談判中也不能不堅持這個底線。可是他又考慮到中朝、中日之間的關係必須進行調整，一是要防止朝鮮再度陷入黨爭和內亂中，二是要想辦法避免與日本在朝鮮發生軍事衝突，三是要適應國際形勢承認朝鮮的獨立國地位。於是他就想到了撤軍，認為只有在朝鮮與日本脫離直接接觸，才可以走出進退兩難的境地。哎，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可恨的是清廷最後也居然同意了李鴻章這個老糊塗的觀點。
清、日第四次談判時，李鴻章開誠布公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我有一個設想。我知道貴國沒有侵占朝鮮的想法，如果貴國有此想法，我們一定會出兵爭戰的。朝鮮一直是我國的緊要藩籬，我國不得不特別重視。目前朝鮮叛亂已定，重新進入和平中，不在需要他國的保護，我們雙方現在都應該同時撤兵。」伊藤聞知此言，心中竊喜，馬上附議：「中堂大人所言，光明正大，極有遠見，與我的意見相同，希望貴國能夠信守諾言。」
經過進一步商談，李鴻章提出了四條觀點。第一、限期四個月，清、日兩國軍隊全部撤回本國；第二、給清軍派駐朝鮮的軍事顧問設定一個年限，期滿全部撤回；第三、若未來朝鮮與清、日兩國的商民出現爭端，兩國同時派員進入朝鮮協辦，雙方均不得帶兵進入。第四、如果未來朝鮮再度出現黨爭和內亂，朝鮮國王若請清政府派兵彈壓，此事與日本沒有任何關係，日本不得私自出兵，一旦事情平定，清軍即立即撤兵回國，不再朝鮮境內留防。
通過李鴻章的表態，日方已經得到了想要的東西，但仍不滿足，仍要得寸進尺。他們在會上提出了五項要求。第一，此次談判達成後，清、日雙方今後都不得在朝鮮駐軍；第二，雙方今後均不在朝鮮駐軍，但與清、日兩國戰時之權無干，如果他國與朝鮮出現戰爭，或者朝鮮出現內亂，雙方都不得派兵；第三，中日兩國在朝鮮如有交涉事端，應和平解決；第四，清、日兩國均不得在朝鮮派駐軍事顧問，由朝鮮另外選用他國軍事教官；第五，訂約之後四個月內，清、日兩國駐朝鮮軍隊全部撤回本國。
第五次會談時，李鴻章直接問伊藤博文：「貴方提出的第二條意見是什麼意思？」伊藤解釋說：「如果兩國出現直接交戰的極端情況，雙方都是自主戰權，這是源於萬國公法，與第一條所說的不派兵並不衝突。」
在這次談判中，只要李鴻章一提到朝鮮的「屬國」地位，就被伊藤駁回：「如果討論朝鮮與中國的關係，需要費許多口舌，不如不議為妥。」李鴻章要求對日本提出的第二條進行修改：「貴方擬定的第二條需要酌情修改，如果他國與朝鮮發生戰爭，我大清國是一定會派兵相助的。」
伊藤狡猾地窺探到了李鴻章的最後底牌：「以中堂大人的意思，如果他國想攻打朝鮮，或者假道朝鮮進攻貴國，貴國是一定要派兵入朝的嗎？」李鴻章回答說：「無論他國之意是否與中國為難，只要進攻朝鮮，那麼我國必定派兵助之。另外，萬一朝鮮出現了內亂，朝鮮來請兵，我們也必派兵前往，為之定亂。此次的條約內必須說明。」
應該說，李鴻章雖然在兩國同時撤兵的問題上犯了迷糊，上了日本人的當，但在是否應朝鮮之情出兵朝鮮的問題上，還是堅守了一個底線，未能讓日本的更大陰謀得逞。不過，這給日本也要爭取派兵朝鮮的權利提供了口實。所以伊藤反問：「如果朝鮮出現了內亂，內亂中有亂民殺害了我日本官員，我日本是否也應該派兵呢？」對這個問題李鴻章再次犯了迷糊，進行了妥協：「如果出現了必須派兵的情形，日本國要知照中國。」
經過先後6次談判，3月4日中日雙方終於達到一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正式訂約三點：
一、議定中國撤駐紮朝鮮之兵，日本國撤在朝鮮護衛使館之兵弁，自畫押蓋印之日起，以四個月為期，限內各行盡數撒回，以免兩國有滋端之虞；中國兵由馬山浦撤去，日本國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兩國均允勸朝鮮國王教練兵士，足以自護治安；又由朝鮮國王選雇他國武弁一人或數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後中、日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
三、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中、日雙方從2月18日開始談判，前後長達半個月時間，先後進行了6次談判。清政府在處理朝鮮「壬午事變」中本來占有優勢，取得了主動權，但在談判中卻作了大幅度讓步。日本通過雙方同時撤兵、撤軍事顧問的方式，為自己爭取到了「朝鮮有事即可出兵」的權利。這就是史書上所稱的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訂立的《天津條約》。
就這樣一份典型的賣國條約，居然得到了清廷的認可。這種腐敗無能的政府焉能不敗，焉能不被人民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