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周末里，半個朋友圈都炸了，紛紛轉發起一條新聞：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羅訴韋德案」。
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象徵著「墮胎合法化」在美國被證實承認，而它被推翻，意味著一座里程碑就此倒塌。
聯邦法律不再保障墮胎權，並將墮胎的合法性問題交給了各州。
這一裁決激發了全美多地的大規模抗議。
雖說最高法院的裁決並不能控制美國各州的內部決策，州政府與法院依舊可以選擇支持墮胎合法化。
但這一變動帶來的影響，無法估量。
「羅案」被推翻在無數普通人的意料之外，他們無法想像法律怎會倒退，並喊響了「We Won't Go Back」的口號。
震驚於裁決之餘，我重溫了2018年的一部展現美國墮胎爭議的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
今時今日重看它，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道理再度浮現在腦海中。
樸素的道德觀讓所有人都願意相信：
正義誕生於民意、正義的呼聲終將撼動不公的現實。
但此次裁決冷酷地揭開了另一個被忽略已久的事實：
正義實現與否，很可能只是一場權力遊戲。
01
推翻「羅訴韋德案」後
它們岌岌可危
早在5月份，「羅案」可能被推翻的消息走漏後，就有十三個州先後準備擬定了相關草案，被大眾認為是「扳機法案」。
也就是等「羅案」正式推翻、一聲槍響後，就有可能馬上通過州立法案、禁止或限制墮胎權。
古特馬赫研究所預測，可能會有26個州先後立法、選擇限制墮胎。
紅色州已確認會全面禁止墮胎；黃色州有很大可能會馬上通過法案禁止墮胎；藍色州已知會保護女性墮胎權利；灰色州預計不會在本年內通過法案禁止墮胎。
推翻的判決書中一個核心觀點是：
「羅訴韋德案」的裁決過程是有瑕疵的、質疑其粗放濫用司法權力（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
從法律角度來看，這一質疑沒錯。
「羅訴韋德案」，羅是70年代一位想要墮胎的年輕女子的化名，而韋德則是地方司法官的名字。
羅生活的得州禁止墮胎（除非是醫療上為了保全母親性命），兩位女律師希望幫她上訴、起訴德州司法官。
法律中的確沒有規定「墮胎權的自由」，於是女律師們選擇以侵犯隱私權來起訴。
這一案件打了三年，直到遞交到最高法院。
當時的律師是26歲的薩拉，是彼時聯邦法院上最年輕的女性辯護律師。
法官問她，你認為人的生命是從何時開始的？
薩拉的現場回復是：
我們沒必要討論這個精確的時刻，因為沒有答案，不同文化與不同宗教都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現在的問題是，誰能做出這個（墮胎的）決定，是婦女還是政府？
我認為不該是政府。
最終在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中9位法官有7位支持了薩拉的意見。
嚴格來說，這一案件的判決的確是有瑕疵的。
因為法律並沒有書面地承認女性墮胎的權利，而是以「侵犯隱私」的條例，維護了羅的墮胎選擇。
如今已離世，曾被稱讚為「一位不知疲倦、堅決捍衛正義的鬥士」的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前也曾對此表達擔憂。
因此，「羅案」判決出來後在美國內部掀起了巨大的爭議，甚至被稱為「第二次內戰」。
不只是倫理層面、胎兒算不算生命之類的爭執，也不乏司法、執行層面的質疑。
不少人很擔憂，「羅案」判決的推翻，可能不只帶來墮胎的限制。
因為歷史上以隱私權為依據的判決還有很多，還有1965年確立的避孕權、1967年採納的跨種族婚姻權利等等。
前美國檢察官Joyce White Vance表示：「如果羅訴韋德案被推翻，那些『一脈相承』的權利都可能面臨危險。」
我們如今已經無法追溯詢問，當年的七位法官做出這份判決背後的考量分別是什麼。
是法理思考更多，還是或許會被斥責不嚴謹的人性顧慮更多。
但可以確定的是，「羅案」之後有無數美國女性因此受益：
2018年的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案》及其他相關影視作品中都有提及，上世紀許多女性受限於禁止墮胎的法律，選擇了用「土方法」墮胎。
瘋狂捶打自己的肚子、服用不利於胎兒的藥物，乃至往子宮中灌漂白水、把衣架塞進去攪動。
有的衣架鐵絲，甚至永遠地留在了身體深處。
這也是醫學期刊《柳葉刀》在最新一期封面上表達、控訴的觀點：
最高法院推翻「羅案」的判決，並不會終止墮胎，只會終止安全的墮胎。
大法官與支持者的雙手上將沾滿女性的鮮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16年的數據，全球每年有4200萬起墮胎，其中一半發生在墮胎違法的國家。
對一部分醫護群體來說，墮胎權合法化也是他們的勝利。
美國歷史上不少醫護因提供墮胎手術，被反墮胎人士騷擾、毆打辱罵乃至殺害。
部分極端反墮胎人士甚至衝到了醫護孩子的學校里，對孩子喊「你的父母是殺人兇手」。
荷蘭醫生黎貝卡組建了「海浪上的女人」項目，前往墮胎非法的國家接走需要墮胎的女性，然後在公海上進行手術。
包括被強姦的女兵，被家暴無錢手術的女人……
但也因此，每一次黎貝卡的船靠岸，她都會受到當地的反墮胎人士的圍攻辱罵。
02
墮胎的倫理問題
如今不過是道幌子
最開始，墮胎爭議的確只是倫理問題。
有人認為墮胎無異於殺生，認為胎兒已經擁有了生命與靈魂。
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案》採訪了一位討厭反墮胎人士的老爺子，他給出的理由也僅限於這一層面、很簡單：
他們想把自己的信仰強加到別人身上，我不喜歡。
儘管如今，反墮胎已經被視為共和黨的一項觀點標籤。
川普在競選時曾明確表態，如果他能任命兩三個法官，那將能自然而然地推翻「羅案」的判決。
事實證明，他成功了。
此次支持推翻「羅案」的五位法官中，三位是川普任命。
但回溯到五六十年代，墮胎權還並不是政客們爭奪的焦點。
那時還是紐約州長的共和黨官員洛克菲勒明確支持墮胎的選擇：
「為什麼州政府要告訴女性應不應該流產？」
但在70年代末，一切發生了變化。
墮胎的討論被搬到了檯面上，爭鋒越來越激烈、站隊現象也越來越多。
它不可避免地，從一個倫理、社會及醫學話題，演變成了黨派問題。
隆納·雷根在60年代參選紐約州長時，還主張「親選擇派」，也就是支持女性選擇墮胎的權利。
但80年代參選總統，他的團隊判斷更應該爭取福音派與保守派的選票，里根開始反墮胎。
他成了第一位靠強硬反墮胎立場、爭得了自身仕途的共和黨總統。
老布希亦如此，選舉總統時直言「我認為應給羅訴韋德案翻案」。
如果墮胎的爭議僅停留於倫理層面，雙方的爭執或許還是有價值的。
因為那只是不同信仰的人群，關於生命的不同觀點而已。
普通人為了墮胎爭議吵架拌嘴，可以只是「你太殘忍」「你不顧忌女性」這樣的口頭指責。
但身為政客提出反墮胎時，如果依舊只知道喊道德口號。
那它更像是一場權力者的表演。
如果真的想減少墮胎，有更多制度化的實際措施可嘗試：
普及保護性的性行為、完善孕期及幼兒撫養的社會福利、降低產檢門檻……
它們才是意外懷孕、被迫墮胎的根源所在，也是當事人的苦難來源。
一份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數據顯示：
家庭財務狀況是決定是否終止意外懷孕的主要原因。
而墮胎被拒絕的女性，低於聯邦貧困線的機率幾乎是可合法墮胎女性的4倍，說明她們更容易因無法墮胎而跌入底層。
墮胎，在這個現象里只是一個殘忍而無奈的結果。
墮胎的倫理爭議，在現實面前只是一層懸浮而無效的幌子。
而反對墮胎，並不能實現「胎兒也是人」的平等願景，反而會加劇另一種不平等現象的出現：
富人有精力與財富，坐飛機到其他允許墮胎的州或國家，去完成墮胎。
而窮人，要麼選擇屈服、在並不理想的環境下生養孩子，要麼選擇藏在隱秘的角落，用混亂、不安全的手段，悄悄墮胎。
拉達斯曾經有一趟航班，每周四都會有一架飛往加利福尼亞的航班，每一趟至少有10名女性是去墮胎的。
飛機上的10名女性是不幸的，她們無權在自己的家鄉決定自己身體。
她們身後，還有千千萬萬無法登上飛機的女性。
03
是民意，
還是一場權力的遊戲？
最高法院對「羅案」判決的推翻，最讓人意外之處莫過於：
人們明明知道時代大風吹拂的方向，但卻眼睜睜地看著舊時代的牆壁橫空豎起，阻擋了前行的旅途。
美國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近年來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美國婦女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其中包括42%的共和黨婦女。
超過一半的美國女性表示，比起呆在家裡，她們更喜歡出去工作。
美國婦女政策研究所基於2020年的數據發現，如果美國所有的墮胎限制都被取消，那麼15~44歲的女性個體的工資將會增加1610美元。
如果各州都沒有墮胎限制，將會有50.5萬名美國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她們每年將賺約30億美元。
不論從情感上還是經濟利益上，支持女性擁有墮胎權利似乎都是一件順應時代大潮的事。
但結果擺在了人們眼前，「推翻羅訴韋德案」。
曾在2017年包攬七項艾美獎的《使女的故事》，曾虛構了一個女性淪為生育機器的末日世界。
地球爆發污染輻射後，大批女性失去了生育能力，只有一部分女性保留。
在某一天，國家突然下令要求所有公司立刻開除女性，不由分說地執行，並很快剝奪了女性辦理銀行卡的權利。
他們把所有還能生育的女性集中到一塊，稱為「使女」。使女不許有名字，她們只是達官貴人們的附屬品，給一位生完孩子、再去生下一個。
反抗的女子將被施加極刑。
對刑罰的恐懼，對生存食糧的渴望，讓很多人的意志逐漸開始屈服。
同時社會開始不斷美化這一行為：
「你們是崇高的，你們這是為了延續人類的種族。」
就像對那些貧苦女性說的話，「反墮胎是崇高的，你是在拯救生命」。
美國反墮胎的遊行中，就有人穿上《使女的故事》裝扮，來表達對身體掌控權的爭取。
《使女的故事》以冷酷的鏡頭展現盡了極端黑暗中女性的悲傷、痛苦與恐懼，我原以為使女們的苦難便是這劇最恐怖之處，直到這句台詞出現：
「基列國才不在乎孩子，基列國只在乎權力」
那是覺醒的女主試圖用孩子的生命來威脅他人、獲取自由時，她原以為在這個最看重生育的國家，對方會就此退讓。
結果卻意識到，孩子不是核心，權力才是。
他們並不真正在乎誰在生育孩子、孩子在什麼環境長大，在乎的是自己有沒有決定並把控一切的權力。
最恐怖的事情，早在一開始就發生了。
從他們毫無顧忌地闖入辦公室、強行要求開除女性員工開始，無情與野蠻的傾軋就不會停下。
在2018年的紀錄片中，反墮胎人士還曾向製作組說：「我們目前最大的障礙就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拒絕推翻羅訴韋德案」。
如今，里程碑式的它倒下了。
法理上看，美國各州重新擁有了自主決定墮胎的權利，法律交還給各州民眾自行決定。
但誰也無法打包票，最後人們得到的結果是民意，還是一場權力遊戲的勝負。
就像這次風波看似是共和黨、保守派的勝利，但也有州民主黨早早地為此開啟了民調，判斷風波是否對自身有利、支持墮胎是否能成為中期選舉拉選票的關鍵。
不只是對美國的民眾，推翻羅訴韋德案的爭議給世界範圍內都潑了一盆冷水、也令人反省的是：
權力，從始至終都只關乎利益。
哪怕聲量再高、陣仗再大、訴求再正義不過，也無法左右它的抉擇。
人們誤以為的成就與進步，可能只是手指縫裡的一點做做樣子的施捨與應和。
又或是如金斯伯格，暮年身患5種癌症卻堅持在大法官崗位上留到最後，才換來的星星點點光輝。
借一部紀錄片的名字，來書寫最後一句感想——
「她在憤怒時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