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里斯·詹森:一位紐約客的唐寧街放飛之旅

鳳凰weekly 發佈 2022-07-11T21:19:32.335904+00:00

當地時間7月7日12時30分,詹森出現在倫敦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門口,用一番略為傷感的語氣,官宣自己將辭去執政黨保守黨領袖職務,這也意味著他將離開首相之位。「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這無疑是發表辭職演講時,詹森最真實的內心寫照。

文/胡毓堃

編輯/漆菲

「我想讓你們知道,放棄全世界最好的工作令我多麼難過。」當地時間7月7日12時30分,詹森出現在倫敦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官邸門口,用一番略為傷感的語氣,官宣自己將辭去執政黨保守黨領袖職務,這也意味著他將離開首相之位。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這無疑是發表辭職演講時,詹森最真實的內心寫照。無論是經歷了「聚會門」、挪用政治捐款修官邸、平徹猥褻醜聞,還是面對兩天至少54人辭職的逼宮浪潮,直至7月6日他仍擺出「堅決不退」的態勢,甚至以「提前大選」威脅陣容不斷壯大的黨內「反水」議員。

告別演講中,詹森也沒像外界預期的那樣麻利辭職、由副首相多米尼克·拉布出任看守首相,而是堅稱「新黨首不選出,我就接著干」。這種不徹底的表態,給人一種「留有餘地」的猜測。

對於生於紐約、直至52歲因「不願重複交稅」而放棄美國國籍的詹森來說,不管英國首相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但已然是他所能登上的最高政治舞台。

截至官宣辭職當日,總以邱吉爾自比的詹森,其正式在位時間卻剛好比邱吉爾的前任、綏靖政策創始人內維爾·張伯倫少一天。

作為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詹森在意外中「趁亂」起飛、走向政治巔峰,又在更大的意外中被迫落幕。短暫而刺激,這位「紐約客」的唐寧街放飛之旅,此時也可以盤點了。

風口起飛,靠「搞定脫歐」把握先機

詹森1964年出生於美國紐約上東區,5歲時跟隨家人移居倫敦。在注重傳統的英國政壇,詹森的政治背景和履歷絕對算不上加分項。

他的父母都不是職業政客,更談不上來自政治世家。在2001年接替退休的前副首相赫塞爾廷、競選成為代表亨利選區(保守黨鐵票區)的下議院議員前,他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方向為「鍵政」——時政記者和政治專欄作家。但通過這份職業,磨練出他日後在英國政壇脫穎而出的核心技能——抓住受眾、看準風向、見風使舵。

以「搞定脫歐」為口號走進首相府的詹森,早在30多年前供職於《每日電訊報》時,就打造出「歐洲懷疑主義者」的人設。他抓住了報紙核心讀者「中英格蘭人」(保守、中產階層、中年人)的訴求,為這個厭倦陳詞濫調的社會中堅群體奉獻了獨特的文風,並將其稱為「我的朋友」。

在此期間,詹森還利用前往布魯塞爾報導歐盟委員會的機會,大量發表文章,將歐洲懷疑主義轉變為「對右派有吸引力和能引發情感共鳴的因素」。

他的文章使他成為時任首相柴契爾夫人最喜歡的記者,但下一任首相約翰·梅傑極為反感詹森,並試圖否決他在1994年從政的意願。詹森的「鍵政」作品被認為加劇了保守黨內親歐派與疑歐派的緊張對立,圍繞他本人的爭議更是從他2001年當選議員、成為倫敦市長、進入內閣一直延續到競選首相。

一般來說,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常態下,一個人舉止乖張、言論誇張,還喜歡自吹自擂,或許能得到部分選民的青睞而成為議員,但很難成為團結國民的一國領導人。

除非他趕上了屬於自己的天時地利人和。對於詹森來說,2019年的夏天便是如此,或者從更遠的時間軸來看,2016年以來的政治環境也是「天賜良機」。

他的前任德蕾莎·梅伊無奈辭職的時候,正值英國政府在脫歐談判中停滯不前、保守黨在地方選舉取得1995年以來的最差成績。半年前,德蕾莎·梅伊也經歷了一次黨內信任投票,收穫了近37%的反對票(比這次的詹森表現稍好一些)。

彼時的保守黨需要什麼樣的領袖?那便是能聚合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並不相同的群體,不要複製2017年大選後無法取得單一多數、走向「懸浮議會」的窘境。相比之下,這個人內在有何「乾貨」,並不是頭號考量因素。這恰好匹配了詹森的優勢。無論是不是「英國川普」,他那異乎尋常的政治嗅覺在這個時期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當脫歐協議草案一次又一次在「懸浮議會」流產,加上工黨對於脫歐問題搖擺不定,且備受時任領袖科爾賓個人言行與政策理念的拖累,民眾早已心生厭倦,只想趕緊來一個利落果斷的領導人,擺脫這種懸而不決的狀態。

在威斯敏斯特議會制下,一人能否成為首相,關鍵在於他能否被本黨議員視為未來大選中的「正資產」,從而聚合不同選民群體、實現「贏者通吃」。這也是保守黨幾個世紀以來能以大黨之姿屹立於英國政壇的秘訣。

除了傳統托利黨支持者和「新自由主義」信徒的基本盤之外,保守黨還要保住並擴大前首相卡梅倫2010年從自由民主黨手中拿下的第三股力量——南部地區的城市進步富裕群體。詹森則盯上了第四股可以吸納的力量:英格蘭中北部「紅牆」地區那些支持脫歐的、原屬於工黨勢力的工人階層。

誠然,在德蕾莎·梅伊辭職後的黨內選舉中,詹森並非那麼「服眾」。那是一場多達十人的「混戰」,詹森在前五輪黨內議員投票中都未有顯著優勢,直到與前外交大臣亨特進入終極對決,方才在黨員投票中獲得三分之二的得票率。

到了2019年12月的提前大選中,詹森成功上演「庶民的勝利」。如同2016年在美國「鐵鏽帶」進行巡迴演講的川普那樣,他在這些英國教育程度最低、種群最單一、幾乎被人遺忘的老工業區大聲吶喊:「搞定脫歐!(Get the Brexit done!)」

這些英國「紅脖子」或許不相信詹森給出的「投入更多現金和資源」這一承諾,可也受夠了提出二次脫歐公投的科爾賓。就這樣,他們紛紛把票投給保守黨候選人,「紅牆」變藍,保守黨贏得1987年以來最大的勝利,工黨則獲得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慘敗。

直到今年夏天,身陷囹圄的詹森仍高調錶示,「只有我能拿下紅牆區選票」,作為自己繼續留任的理由。換言之,在這個「選舉為王」的時代,看準形勢、準確拿捏選民心態是他手中不變的王牌。

風向變了,無限放大的是短板

競選的時候,「有無乾貨」可以暫放一邊。但執政之後,那些亟待解決的難題、需要兌現的承諾,終究考驗領導人的能力。否則,未等民眾表示不滿,那些本就不服的黨內議員會率先發難。

跟保守黨的前輩比起來,詹森似乎看不出有什麼獨特的政治內核:他的言論與政策總體上遵循了托利黨的「一國保守主義」,但更多人將其評價為機會主義、民粹主義、實用主義。

無論如何,詹森遠不是邱吉爾那般刻入骨髓、堅定的大英帝國主義者,也不能像柴契爾夫人那樣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內在沒有乾貨,詹森壓根兒提不出什麼明確、持續的施政綱領,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搞定脫歐」口號。

剛上台時,達成脫歐談判是詹森政府的當務之急。為了實現在2019年10月31日的最後期限前脫歐,他執意要暫停議會兩周,鬧出一場不大不小的休會風波,最後以下議院議長辭職、最高法院裁決休會不合法而告終。詹森本人則背上「破壞憲政」的槽點。

面對脫歐協議並非一日之功、「硬脫歐」代價又太大的現實,詹森不得不對內妥協,向歐盟請求延期脫歐。幾經波折,詹森政府與歐盟就「北愛爾蘭議定書」處理愛爾蘭島「硬邊界」問題達成協議。最終,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歐。

然而麻煩並未就此結束,脫歐「後遺症」帶來的問題層出不窮,並加劇了各界對詹森這位老疑歐主義者的不滿。

長達11個月的脫歐過渡期間,漁業問題、爭端解決機制、公平競爭環境問題成為英歐貿易談判中的障礙,對此,詹森擺出一副「現有協議(英方立場)就在這裡,愛簽不簽」的態度,僅僅是靠下屬去收拾殘局、達成協定。

直到今日,從新冠疫苗出口到人員、貨物、服務貿易流通梗阻,英國與歐盟就脫歐之後產生的繁瑣手續爭吵不休,英國的農民、消費者、中小企業甚至服務行業苦不堪言,覺得自己被詹森的「脫歐」藍圖給騙了。

去年年初,英國著名歌星艾爾頓·約翰和斯汀等人也開始發難,由於無法像過去那樣在歐盟境內自由通行和表演,他們要求詹森政府給出解決方案。超過100名英國音樂人通過《泰晤士報》寫了聯名信,指責詹森在英歐貿易談判中「可恥地背叛了」演出行業。

比這更大的雷,則是詹森對於「北愛爾蘭議定書」的輕率處理。

歷經幾個世紀的恩怨情仇,夾雜著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保王派(聯合派)與共和派(獨立派)的對立矛盾,北愛爾蘭向來是英國極度敏感的地區。

如果不想讓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達成的成果毀於一旦,用德蕾莎·梅伊的話說,「任何一位英國領導人都不能讓愛爾蘭島出現硬邊界」。秉持這一原則,詹森與歐盟談到最後,只好把這條「硬邊界」轉移到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之間。

結果,英國內部出現了類似出入境的海關報關手續,大不列顛的貨物無法及時供應到北愛爾蘭,北愛爾蘭的保王派更是指責詹森此舉是在破壞英國的主權完整。

去年7月,樂購、阿斯達、森寶利等六大英國零售商聯名致信英國政府和歐盟委員會,稱議定書增加了它們的運營成本。北愛爾蘭市場75%的日用品供應要依賴於這六家超市。

更嚴重的是,今年5月的地方選舉後,北愛爾蘭保王派的主要政黨民主統一黨指出,議定書不改,該黨絕不參與北愛爾蘭聯合政府。直到今天,北愛爾蘭仍處於「無政府」狀態。

眼看著「北愛爾蘭議定書」要繃不住了,詹森又動了別的心思——暗地推翻。他先是嘗試推行《內部市場法案》,結果被上議院多次否決;之後又想要單方面「修補」議定書,結果連德蕾莎·梅伊都看不下去了,稱其「違反國際法、損害英國形象」。

大洋彼岸的「老大哥」美國更不答應了。作為一名愛爾蘭裔,美國總統拜登多次警告,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極可能導致和平協議流產,英美自貿協定也將免談。

「搞定脫歐」之後的一系列肥皂劇,進一步放大了詹森的品性弱點:專橫、固執、沒有契約精神、志大才疏、愛吹牛、缺乏定力……

風起就有風落: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不可否認,跟幾位前任比起來,詹森的運氣的確不太好。

贏得大選不過一個月,新冠疫情暴發,英國很快受到波及;進入2022年,保守黨的支持率被工黨反超,然後是望不見盡頭的俄烏戰事,接著便迎來40年來最嚴重的通脹紀錄。他遭遇的不僅僅是全球性危機,很大程度上更非人力所能規避、阻止。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他沒像美國前總統川普那般刻意淡化,也在根據病毒變異、疫情起伏的實際情況動態調整防控措施,看起來還算理性。但給詹森致命打擊的問題,仍與疫情相關。

一方面是詹森在疫情防而不止的疲態中,屢次發表的爭議言論。

去年4月,《每日電訊報》知名記者西蒙·沃爾特斯爆料,2020年10月30日,詹森極不情願地批准了英格蘭地區第二次封鎖令後,對著在場的內閣大臣們喊出一句驚人之語:「別再有下一次封鎖了——讓成千上萬的屍體高高堆起吧。」

詹森對此矢口否認,當時的內閣大臣們也不遺餘力替他辯護,但多家權威媒體均證實了詹森的這次「失言」。

在這之後,又發生了震驚全英、給予詹森致命一擊的「聚會門」事件。一張張曝出的派對照片,如連續劇般向公眾展示了何謂「首相特權」:他全然無視自己制定的「防疫令」,放飛自我、與同僚痛飲狂歡,甚至在女王丈夫菲利普親王的葬禮前夜,他還在舉辦「花園派對」。在普遍尊重王室的英國社會,這無疑犯了大忌。

哪怕收到了倫敦警方開出的「聚會門」罰單,詹森仍在議會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在任何時候都遵守了規定」,堅持不辭職,這也觸碰到公職人員的底線——誤導議會。

或許在詹森及其支持者看來,疫情和外部軍事衝突實屬特殊情況,因此他才挺過黨內6月6日的信任投票,理論上給其首相生涯「續命」一年。但英國民眾和保守黨都明白,「聚會門」並非一次意外。不然,同樣在防疫令期間喝啤酒的工黨對手斯塔默,為何就沒遇到這種待遇?

以詹森的做派,無論是「以文官改革之名行首相擴權之實」,還是挪用政治捐款翻新唐寧街官邸,抑或是人事管理一團糟,似乎都不奇怪。

然而,當保守黨副黨鞭克里斯多福·平徹(Christopher Pincher)這種早被曝出性侵醜聞的人依然被「帶病提拔」,成為壓垮詹森的最後一根稻草。

平徹於6月29日晚被曝出在倫敦市中心的卡爾頓俱樂部猥褻了2名男子,對方可能都為英國議會議員。6月30日,平徹遞交辭呈並承認事發當晚飲酒過度,但詹森仍拒絕將其開除出黨,直至7月1日才迫於外界壓力暫停其黨內職務。這之後,平徹被曝出更多不端行為,引發輿論對詹森是否明知其品行仍委以重任的質疑。

這一事件經多日發酵,引發英國政壇的一場「地震」,越來越多的人宣布辭職,其中不乏內閣大臣級別的重要人物。這些人中也有詹森的鐵桿支持者,辭職理由基本都是因為對現政府誠信問題感到失望,以及對詹森失去信心。

回首近三年來的唐寧街「放飛」之旅,詹森又留下了什麼?

對於「紅牆」區的振興計劃,至今仍未實質性兌現;英吉利海峽難民、南北愛爾蘭邊界、英歐談判,無一得到解決,反而刺激了蘇格蘭要搞「二次獨立公投的野心」。

對於草根民粹群體(口頭上)的關注,讓保守黨從南部地區拿下的城市精英選票,有丟還給自由民主黨的危險:如果現在大選,副首相拉布和前外交大臣亨特兩位大佬都將丟掉自己的選區議席。

試圖加稅來推行的經濟振興計劃,將各行各業的投資者與勞工階層得罪了個遍,稅收政策在通脹高企的現實面前遭遇挫敗,並導致財政大臣蘇納克與之分道揚鑣。

對於保守黨來說,經過5月地方選舉和6月議員補選雙重失利,他們更加確信,當年能幫助他們贏得選舉的詹森,已經變成下一次大選中的「負資產」。

無論誰成為詹森的接班人,面對一個生活成本高企、經濟增長停滯、民怨沸騰、勞資矛盾加劇、難民接收不暇,還要為國際義務的承諾持續買單的英國,又將如何應對?

早在35年前,23歲的詹森在《泰晤士報》擔任實習記者時第一次展現出其「膽大」的特質:為了撰寫關於愛德華二世時期宮殿考古發現的文章,他引用自己編造的話語作為權威來源,還謊稱是歷史學家科林·盧卡斯的原話。

事發後,時任主編查爾斯·威爾遜一怒之下將其解僱。顯然,詹森無意「痛改前非」,此後轉向政治記者道路的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起飛密碼。

不過有風起,就有風落。只要形勢稍有波動,對於空洞而乖張的詹森來說,領導一國政府的使命終究還是太重了。正所謂「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亦有出版界內部人士說,詹森的政治名望看上去並未受到太大玷污,他若撰寫回憶錄,將獲得7位數預付款,在亞洲或美國的一次演講活動將能獲得高達25萬美元報酬。在美國,對於川普的支持者來說,詹森因其典型的英式演講風格而受到喜愛。(作者系中國翻譯協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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