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當然不是經濟學理論，它實際上是指2012年底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後，其內閣採取的經濟政策。將經濟政策自封為經濟學，日本學界對此評價為「安倍二度當選首相後興奮過頭了」。
隨後，政要名字加經濟學成為一時風尚，以國際投行為代表的金融界馬屁精們頻頻喊出「XX經濟學」，來稱頌各國「英明睿智」的經濟政策，
雖然經濟政治不分家，但經濟學終究是一門研究經濟規律的客觀學科，如今經濟學變成政治玩物，經濟學附於政治的表現越來越露骨。「經濟學者們」不再探索社會的客觀規律，轉而集結起來為政府的各項政策搖旗吶喊，為政府的各種疏漏與錯誤推卸責任，馬屁精們扶搖直上成為經濟學界泰斗，劣幣驅逐良幣，經濟學終於脫離於社會理論，而日漸淪為權力的支持與吹捧工具。這是包括經濟、歷史、國際關係、政治學在內的社會學科共通的不幸，以至於有人產生錯覺，認為社會學科沒有科學，社會沒有客觀規律。
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奉行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刺激經濟。2013年，安倍經濟學被逐步完善為三支箭：
（1）異次元金融緩和（異次元金融緩和）。
（2）靈活的財政政策（機動的な財政政策）。
（3）促進企業投資（企業投資を喚起する成長戦略）。
在後來官方的表述里，異次元金融緩和這一中二說法被修訂為大膽的金融政策。
拋去安倍內閣的文字遊戲，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其實是：
（1）無限貨幣擴張。
（2）無限財政擴張。
（3）促進投資。
安倍前兩支箭其實就是MMT（現代貨幣理論）的實踐，而這套理論隨便動腦筋想想知道是行不通的。而安倍經濟學拿整個日本做了一場實驗，告訴大家，確實行不通。第三點涉及農業、女性就業、醫療保障、國際貿易投資等領域改革。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期間日本投資仍然低迷。
2013年3月20日，黑田東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開啟質化兼量化寬鬆(QQE)。QQE這一新詞，其實就是指央行在資本市場隨意買買買，從債券到股票。最初黑田定下的每年購買額度為40萬億日元，至2014年10月，翻番至每年80萬億日元。大部分被用來購買國債，小部分被用來購買股票。
即便只拿出小部分購買股票，央行也買成了日本股市的最大股東，出現在每一個權重股前十大股東之列。日本央行是近5成日本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還是超過5家公司的最大股東。在全球範圍，如此出格的央行獨此一家。
日本央行以購買日元資產的方式進行資產負債表擴張，本質是一種脫錨發行貨幣的行為。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黃金、美元等儲備資產占比已經極小，主要為日元債券和股票，日元因此成為美元之外最大的無錨貨幣。令大部分經濟學者驚異的是，這種大範圍的貨幣脫錨未顯現明顯的不良後果。這對人民幣脫錨美元其實可以借鑑，一方面美元本身是個無錨貨幣，而美聯儲已經明顯放飛，使得美元本身非常不可靠，另一方面，信用貨幣體系本身，脫不脫錨無關核心。人民幣切不可學習日元那樣無錨發行，那意味著央行過大的、難以遏制的權力，將從整體上衝擊與損害經濟和經濟結構，正確的做法是錨定於黃金等受人為因素影響較少的資產。
日本央行購買股票的表面效果立杆見影，2013年開始，日本股價一飛沖天。2013年當年，日經指數從約9000點衝到了逾16000點，2021年則一度站到3000點以上，距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上漲超過200%。
通常來說，股價上漲產生財富效益，股民覺得自己更為富有，產生更多消費。但這事在日本沒有發生，股票帳戶無論如何上漲，股民仍保持了消費克制，這個非常有日本特色。相比之下，中國股民要是股票賺錢，是要加菜的。
日本央行無限制印錢購買國債，日本財政獲得了花錢自由，這在安倍經濟學裡被粉飾為第二支箭「靈活的財政」。財政紀律當然立即渙散，即便日本政府的廉潔在全球數一數二，不明不白的支出仍不可避免，貪腐與利益輸送頗為明顯。舉例來說，東京奧運會成為史上最貴奧運會，總支出超過200億美元，為預算3倍，超過倫敦奧運會110.04億美元近一倍。奧運會期間，奧運村的紙板床成為全球熱點話題。
奧運村看似寒磣的紙板床採購價格高達15萬-25萬日元/套，按當時匯率折合人民幣約8800-14000元，引發全球關注。
2021年6月7日，日本奧委會會計部長森谷靖跳軌自殺。安倍經濟學實施期間，財會工作成為自殺高危工作，2018年3月，即有涉「森友學園」醜聞的近畿財務局基層職員自殺。「森友學園事件」中存在低價出讓國有土地和篡改檔案文件的舞弊問題，安倍晉三的妻子安倍昭惠被指牽涉其中。
安倍經濟學下，日本政府大手筆花錢，赤字自然巨大，債務水平迭創歷史新高。根據《經濟動力學》「4.6 經濟體系整體利潤的根本來源」，貨幣新增與政府債務增長，都將直接導致私人部門的淨盈餘，引起利潤增長。2013年，日本全產業稅後利潤增長達到了77.7%，與政府支出密切相關的製造業利潤增長達到94.6%，與之印證。
有趣的是，安倍經濟學對經濟的影響基本止步於此，企業巨大的利潤增長既沒有引起投資增長，也沒有分紅給股東，也沒有漲工資或者發放獎金給員工，而是化作企業存款，靜靜地趴在銀行戶頭裡。安倍政府花下去的大力氣，只換來的一些企業銀行帳戶數字的變化，與日本股市上漲也只是帶來證券帳戶的數字變化交相呼應。
由於政府支出成倍擴大，為了改善財政赤字，同時也為了強行拉高死水一般的通脹率，安倍政府提出上調消費稅率。安倍政府給出2014年4月消費稅率上調3%的時間表，促使企業與民眾在2013年和2014年前幾個月，趕在稅率上調前集中採購，包括設備等大型支出項目，還囤積了不少存貨，這帶來一陣久違的景氣。然而好景不長，4月消費稅提升之後，日本經濟旋即進入衰退狀態。日本經濟的觀察者們發現，安倍經濟學下，日本的工資水平仍然一動不動，而消費稅所引起的價格變動，直接被日本民眾以減少消費的方式抵消，日本家計簿的收支穩如泰山，哪怕股票暴漲也未能動搖。
2014年4月消費稅提高後，日本經濟再次冰凍，此後日本實際GDP連續兩個季度同比下降，顯示出安倍經濟學效果之短暫。
事實上，2011年日本福島地震、2012年歐洲債務危機，日本經濟陷入低谷，那麼2013年日本經濟的短暫復甦，可能本就是低谷中的回彈而已，未必談得上安倍經濟學功勞。2014年一季度日本經濟的迴光返照，似乎也只是稅率提高前的搶購熱潮。
由於消費稅提高的副作用明顯，2014年下半年日本經濟疲軟，日本央行在2014年10月擴大異次元金融緩和，購買規模從每年40萬億擴大一倍至80萬億日元。當年11月，安倍內閣把消費稅進一步提高的時間表從2015年10月延期至2017年4月。由於所費巨大而成效甚微，安倍經濟學在國際上的熱度自此大減。
安倍經濟學一大任務目標，或者說20多年日本政府的共同目標，是提高通脹水平，具體而言是使通脹率達到2%。但是，只在消費稅提高的2014年以及日元大幅貶值的2015年實現了超過2%的通脹目標水平，到2016年通脹率即跌為0。
其實哪怕2014年與2015年的通脹水平，也說不清是真實物價上漲，還是僅僅消費稅和匯率波動在價格中的體現。日本國內消費品可分為直接進口和日本本地生產加工兩類，前者的價格隨匯率波動而變化，這在日元貶值時會上漲，這可能是2015年日本通脹的來源，而後者在近30年時間裡，幾乎從未調整，哪怕它們的原材料同樣依賴進口。
日元匯率在2010年一度達到80日元兌1美元的高位，而2015年一度貶值到124日元兌1美元，貶值超過50%，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由進口原材料製作的商品，如巧克力、咖啡等的售價卻能巋然不動，堪稱奇蹟。其中主要原因，一是日本商品價格自90年代就處於極高水平，廠商本身的毛利極高，可以部分吸收匯率引起的成本上升。二是經過90年代大規模破產，日本企業普遍已經是銀團控制下股份制企業，由職業經理人管理，他們本身對利潤變化並不敏感，匯率引起的利潤波動好的時候大家一起好、差的時候大家一起差，也不存在賞優罰劣，這導致日本企業基本大都缺乏靈動性，幾乎不會調整任何經營策略，更不會做價格調整這種「重大經營變革」。
安倍經濟學以來，企業利潤大增，卻既不用來投資，也不分紅，也不漲工資發獎金，也是這種僵化的體現。
日本企業主要按照年功序列給薪，做多少年拿多少薪水都有定數，這些表格大多已經30年沒有變化過了。要讓他們修改年功薪酬的表格，對日本人來說或許是件艱巨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吧。
於是，無論是匯率波動，還是安倍經濟學無限印錢花錢財政支出，這些波動全都被日本企業的利潤表吸收掉了，日本企業得以讓商品售價和工資水平固定不動。此外，工資不動，日本人支出就固定住了，如果物價上漲，日本人就會減少消費數量來保持支出，影響商品銷售，所以日本企業既無動力也無膽量漲價，通脹率與工資就這樣相互鉗制，牢牢鎖定。
日本的價格體系僵化到了什麼程度呢？2016年日本棒冰「ガリガリ君」25年來首次漲價10日元 (約合人民幣0.6元)，棒冰廠經理和員工登報發新聞集體鞠躬道歉。
日本經濟像是陷入到巨大慣性中，隔絕了變化，也喪失了活力。
2015年9月，安倍經濟學頹勢已顯的情況下，安倍內閣提出了「新三支箭」：
（1）產生希望的強大經濟（希望を生み出す強い経済）。目標是2020年GDP達到600萬億日元。
（2）支持育兒夢想（夢を紡ぐ子育て支援）。目標是把出生率提高到1.8。
（3）安心相連的社會保障（安心につながる社會保障）。以零「介護離職」為目標，即讓勞動力不再因為要照顧老人而被迫離職。
第二階段，安倍經濟學已經把政策目標與政策本身相混淆，而提出的目標相當寬泛和普適，其實就是經濟高速增長、育齡人口安心生養孩子、老人能到照顧，放在哪個國家其實都希望能這樣，但如何實現大家都沒有好辦法。
與第二支箭「支持育兒夢想」相關的事項中，產生了「森友學園醜聞」，給安倍經濟學蒙上又一重陰影。
2015年以後，日本經濟重又回到起起伏伏狀態，其隨後的經濟變動，與其說與安倍內閣的政策有關，不如說主要與日元匯率相聯繫，日元貶值，則經濟稍有起色，如2017年，日元升值，則經濟稍顯黯淡。但這些也只是數據上的變化，日本經濟實際，按照前面所說，依慣性運行，波瀾不興。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日本經貿領域受挫，政治醜聞頻發，日本朝局陷入動盪。8月28日安倍晉三因病宣布辭職，由官房長官菅義偉接任首相。一些日本政壇觀察者指出，這或許是安倍晉三暫避風頭的舉措，希望等到疫情造成的衝擊過去後，再出任首相職位。辭任首相後的安倍晉三仍以議員和清和會會長身份活躍於日本政壇。
2022年7月8日，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其由個人強力推行的安倍經濟學，可能會被部分擱置和減少。安倍晉三固然是90年代以來日本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但是對日本政局整體而言，如同陷入到巨大慣性而動彈不得的日本經濟和日本社會，難言會造成多大風浪。
安倍經濟學時期，日本經濟不盡如人意的實際情況，在實踐中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在如此野蠻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擴張下，總產出並沒有像凱恩斯主義學派聲稱的那樣，迎來大幅提高。事實上，日本表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僅僅因為國民習慣就可以完全失效。在其他國家，這些政策當然也會因為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因，部分或完全失效。
財政與貨幣政策雙擴張雙管齊下，日本政府仍不能讓通脹率上升，當然也不就能指望，今天美聯儲能夠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收縮，就遏制住通貨膨脹。事實上，《經濟動力學》一開始就強調了，價格的形成與變動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日本經濟其實是經濟學理論的寶藏，它可以用事實向人們表明，那些想當然的經濟理論可以錯得多麼離譜。
而宏觀經濟領域如今仍被凱恩斯主義者們盤踞，除了《經濟動力學》這樣的正確經濟學理論尚未被廣泛接受外，根本原因在於凱恩斯主義提供了權力插手經濟的理論依據，而官員們當然希望能夠以促進經濟增長的名義，愉快地印錢花錢。於是，權力的自我擴張，終於掩蓋了社會規律的發現，限制了社會理論的進步與發展。
安倍經濟學的實踐再次告訴世人，經濟的本質是人的活動，簡單粗暴地玩弄的貨幣或財政，哪怕力度再大，也只能短暫地扭曲經濟結構、害經濟健康、帶來一時的漂亮數據，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一國的經濟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