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貿易又稱輸入貿易 (Import Trade)，與出口貿易相對應，是指外國商品輸入本國市場銷售。開埠後的汕頭，進口貿易發展快速，成為近代一個繁盛的進口貿易口岸。
一、開埠後進口貿易汕頭的主要國家和地區
開埠通商後，來汕頭做貿易的主要是歐美和東南亞兩大地區。歐美國家主要是英國、德國、法國、美國、荷蘭、挪威等，東南亞國家主要是泰國、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菲律賓，日本也是汕頭進口貿易的主要國家之一。
英國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是與法國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迫使汕頭開埠通商的罪魁禍首。開埠後，英國殖民者就在汕頭礐石開設領事館，隨後開辦德記洋行、怡和洋行、英太古洋行、新昌洋行，既經營進口貿易，又開設工廠，壟斷航運交通等。
1867年，英國渣甸汽船公司和德忌利士汽船公司正式開闢至汕頭的國際航線，英國印度支那航業公司(怡和)、英國中國航業公司(太古)也在汕頭設立航海機構。開埠後，英國籍輪船進出汕頭港艘次及噸位一直占據主要地位。1866年，在外國商船進入汕頭的525艘次中，英國汽輪商船就達到227艘次；從1864～1911年48年間，海上運輸共有12種國籍、38177艘次、總噸位34863000噸的外籍商船進入汕頭港，其中30%以上為英籍商船；1931年，增加到2350艘次，占1931年總艘次的61%。
鴉片是開埠後最大宗的商品，而進口貿易中最多的國家就是英國。英國人老早就到汕頭港埠進行鴉片貿易。1858年，汕頭港就已經固定停泊兩艘英國鴉片躉船。1864～1911年48年間，英國輸入潮汕的鴉片共達170000噸，每年從汕頭外流的白銀就有300多萬兩。英國殖民者不遺餘力地向汕頭輸入鴉片。「最可驚者在煙禁未頒之前，此港之貿易輸入額，殆以鴉片為大宗，此亦中英貿易史上之一污點也」。
棉紗一直是汕頭第二大進口商品。1886年以前，棉紗主要由英國直接進口，此後逐漸被印度取代。1891年，英國從印度孟買進口的棉紗是從英國蘭開夏進口的四倍多。
1894年，德、法、英、美等國在外馬路設立洋商會館。據調查，到20世紀初，英、德、日、美、荷等國在汕頭開設的洋行、商店、旅館等共有56家。
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傳統，東南亞國家與潮汕地區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關係，特別是清代紅頭船貿易。因此，開埠後，泰國、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菲律賓以及香港地區紛紛來汕頭發展貿易。
開埠後，進口貿易汕頭的最主要、最大的國家是暹羅。1860年以後，暹羅對汕頭的貿易輸出額增長迅速。1887年為9277兩，低於新加坡對汕頭的貿易輸出額；到20世紀初，暹羅一躍成為對汕頭輸出額最大的東南亞國家，並且逐年增長。1901年，暹羅對汕頭輸出額為241197兩，1917年為302203兩，1927年為6224，139兩，1936年為7961927兩。
新加坡是中國與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地區貿易的重要中轉站。香港的北貨、暹羅大米通過新加坡市場轉銷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各地，潮州土特產也在這裡轉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市場。開埠後，新加坡對汕頭的貿易輸入額不斷增加。1887年，新加坡對汕頭的貿易輸出額達到116185兩，一度領先於汕頭與暹羅之間的貿易；1936年，對汕頭貿易的輸出額高達663167兩。
馬來西亞的檳城是汕—香—暹—叻國際貿易圈的一個重要外圍口岸，也有不少從事汕頭、香港、暹羅與馬來西亞貿易的華僑。1933年，檳城的潮商公所宣告成立，這是檳城唯一一個僅限潮人參加的商業社團，也是檳城出入口批發商的商業社團，實際上也就是從事與汕頭、香港貿易的潮商組織。檳城潮商公所成立之初，其成員僅限於那些從事香汕效的潮籍出入口商，公會的成員大多集中於檳島喬治市的中街、緞羅申街及打鐵街這幾條靠近檳島港口的街道上，他們專門從汕頭（後來包括香港）運入各種各樣的日常雜貨用品。
1842年開埠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不斷增長，主要就是轉口貿易，特別是將東南亞大米與木材等輸向內地。「香港與中國貿易之商品，多為中南之特產品，而中南貿易商品大部分須經過香港，而轉運入中國口岸，如汕頭、廣州、廈門、上海、溫州、青島及天津等地。」香港專營港汕間貿易的汕頭潮州莊，就約有12家之多。
二、開埠後汕頭進口貿易船隻不斷增多
進入近代之後，西方殖民國家挾其極具優勢的近代輪船交通工具，積極搶占潮汕與大陸口岸及東南亞的貿易。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以及後起的日本，更是垂涎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巨額利潤，他們以快速的近代輪船，企圖完全壟斷中國與東南亞間貿易。
汕頭開埠通商後，西方列強瞄準汕頭港的獨特優勢，一艘艘商船紛至沓來，駛入汕頭港。據《潮海關史料彙編》記載，僅在汕頭開埠通商的1860年，進出汕頭港的外國商船就有161艘次，船舶噸位近6萬噸，進出口貨物價值為617萬餘銀元，潮海關徵收的貨物進出口稅款與船鈔達9萬餘銀兩。1866年，外國商船湧入汕頭達525艘次。據《潮州志·交通志》載：「宣統三年(1911年)在汕頭進入之汽船共2618艘，總三○三萬五八六噸。」1930年達到4010艘，573.6萬噸。1933年，進出汕頭的輪船達到4478艘，總噸位675萬多噸。[15]從1932年至1949年，往來外洋船舶噸數保持在全國前10名，港口吞吐量占全國沿海各港口貨運量的8.76%，1932年至1937年和1949年則為全國第3位。
不斷增長的西方列強商船進入汕頭港，推動了汕頭進口貿易的發展，「使汕頭與本國沿岸各省及南洋群島交通日便，貨運日繁，助成商業之發展」。汕頭成為潮汕地區新的商業中心。「歐人航海來華貿易者日眾，瀕海得風氣之先，新商業重心之沙汕頭爰告崛起……交通既便，遂寢取郡城商業地位而代之」。
進入汕頭港洋船的不斷攀升，極大地衝擊了本港船舶業，「洋船昔之泊於樟林港者，亦轉而泊沙汕頭，人煙輻輳，浮積加廣」，成為導致出入汕頭港紅頭船日漸見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咸豐八年（1858年），入港的紅頭船就有400艘，同治八年（1869年）有300艘，光緒八年（1882年）就只有110艘了。民國以後，進入汕頭港的輪船日益增加，但外國商船居多。據海關統計，民國元年，民船航行國內輪船有9489隻，航行國外輪船2607隻；民國十二年，民船航行國內輪船有26202隻，航行國外輪船有3578隻。
近代列強的汽輪商船，不僅衝擊著承擔汕頭與東南亞貿易的傳統紅頭船航運業，而且外國商人以不正當手段排斥中國商人在汽輪船行業的競爭。當時有人從德國購買一艘舊炮艇加以改裝，取名「潮州號」，行駛於汕頭與香港航線，一時間營業十分火旺。1923年，外國汽船公司突然將汕頭至香港的三等客票從4元降至1元，大做虧本生意，以擠垮中國汽輪船，而這家中國民族資本的近代航運公司資本薄弱，無力競爭而宣告停業。
面對著西方商人的強勢，面對傳統帆船環形貿易的衰落，潮汕商人並沒有失去勇氣與鬥志，他們利用自己在潮汕主位市場優勢，利用潮商在暹羅及東南亞殖民地的傳統市場優勢，利用其遍布在中國沿海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基礎性商業網絡，與西方商人展開激烈競爭。
近代早期潮汕商人起初仍以紅頭船為航海交通工具，與外國輪船相抗衡。《潮州志·交通志》記載說：「溯汕頭初辟埠時，雖已有汽輪行駛，而帆船仍不廢」。隨著湧向東南亞的移民浪潮，紅頭船在傳統中泰米市貿易基礎上，繼續發展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如陳煥榮在鴉片戰爭後，「目擊時艱，不甘株守，於是夥同族中丁壯，遠赴汕頭、香港」，充當勞役船工，俟至「航海技術嫻熟，經驗豐富，乃自購帆船(俗稱『紅頭八卦』)，躬任船主(人稱『船主佛』)，行駛於汕頭、香港、南洋各地，及上海、青島、天津等地，經營至為順利」。還有紅頭船主伍淼源、許必濟等人，也在汕頭開埠之後，駕駛紅頭船行駛於汕頭與東南亞之間，延續並發展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傳統貿易。
然而，紅頭船畢竟落後於汽輪船，紅頭船必然為時代所淘汰。在汕頭與中國沿海城市及東南亞的海港里，英國太古公司的「紅煙筒」船與怡和公司的「烏煙筒」船逐漸占據上風。為了免遭外國商人利用近代輪操縱汕—香—暹—叻國際貿易，由泰國的潮商巨子鄭智勇倡議，泰國潮州商人於1905年創立暹羅華僑通商輪船股份公司(簡稱「華暹輪船公司」)，集資3百萬銖，購置8艘輪船，航行於泰國、馬來亞、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香港、汕頭、廈門、上海、日本之間，其中有4艘專門行駛於汕暹線，往返運貨載客，以抗拒外國商人對海運業的壟斷。後來，潮汕商人又開始租賃外輪，或代理外輪商務，變外輪顧客為外輪主人。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泰國潮商陳黌利家族即已租賃輪船數艘，航行於汕頭、香港、泰國、新加坡間；其後又代理挪威BK船務公司業務，「調派輪船十餘艘(俗稱『夏輩船』)來回航行於暹羅、香港、汕頭、新加坡、馬來亞及緬甸各港口之間，航線遍及東南亞及中國口岸，前後達四十餘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海外華商船務公司進一步興起。泰國著名華商伍佐南獨自開了一家船務公司，「經營出入口貿易，如外國之倫敦、南非、古巴、印度，吧城、星洲、香港，暨上海、廣州、汕頭、梅縣等口岸，或設分行，或委託代理」，其航行線路也是以汕頭一東南亞線為主。30年代中期，泰國五位華商聯合組成「五福輪船公司」（簡稱五福)，專門服務於汕頭、香港、暹羅、石叻（潮人俗稱新加坡為石叻，石叻源自馬來語selat，即海峽）之間的國際貿易，在曼谷設立「同福利」廊頭（商行），專做泰國與汕、香、叻的生意；盧雪卿也在曼谷創立捷華船務公司，又在汕頭設立捷利船務行，從事汕頭與東南亞之間的海運業。還有潮商經營的長安保險公司也代理船務，其船隻航行於汕—香—暹—叻之間。
在新加坡，潮商也紛紛投資開設船務公司，如和豐船務公司、華成輪船公司、陳元利船務公司，參與新加坡、香港與中國的國際船運線競爭。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海外潮商基本上重新控制汕頭、香港與東南亞的國際航運線，進一步促進汕頭及中國與東南亞的國際貿易發展。
從1945年秋至1946年秋，在汕頭創辦和復辦的輪船（船務）公司和船務行中，計有五福、和豐、捷利、美昌、福利、豐華、四維、粵僑、泰生、大生、元華、信德、建運、泰成等10多家，其中大多數是僑商創設。
近代潮籍華僑創辦的與汕頭海上航運密切相關的輪船（船務）公司，在其營運期間，促進了當時潮汕海上交通運輸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也促進了20世紀三十年代汕頭商業貿易和汕頭港的繁榮，他們以自身的努力，打破了外國人操縱潮汕海上航運的局面，在激烈的競爭中發展了民族海運事業。
三、開埠後汕頭進口貿易的主要商品
開埠後，歐美殖民國家與東南亞國家地區紛紛發展與潮汕地區的進口貿易。從汕頭口岸進口的貨物來看，種類繁多，包括鴉片、棉布、棉紗、毛料（呢絨）、煤油等。
鴉片是開埠後進口汕頭的最大宗商品。據海關數字統計，1864～1911年48年間，通過汕頭口岸運到潮汕地區的鴉片達91179司馬擔（一司馬擔折合為0.60公擔，即60公斤），價值24000萬銀元，約占進口貨總值的36%。
棉紗一直是汕頭第二大進口商品。到1897年，進口量開始超過鴉片，所進口的棉紗主要作為原料供應興寧的土布紡織。1886年以前，棉紗主要由英國直接進口，此後逐漸被印度取代。1891年，英國從印度孟買進口的棉紗是從英國蘭開夏進口的四倍多。1896年開始進口質地更加細緻的日本貨，1898年達到5787擔，占棉紗進口總量19萬擔的3%。但由於價格太貴，1901年又下降到只有幾百擔。從1915年起，受世界大戰影響，外國貨物短缺，上海棉紗開始大量進入汕頭市場。1920年，由上海輸入汕頭的棉紗達到7萬擔。此後，汕頭的紡織業所需棉紗主要來自上海，並一度成了「孤島」時期（1938～1940年）上海的一個主要棉紗市場，其棉紗採購狀況影響整個上海棉紗市場的行情。1941年，日軍封鎖我國沿海，上海等地棉紗難以到達汕頭，抗日戰爭勝利後才恢復輸入。
在輸入貨物中，除了鴉片、棉紗外，較為大宗的有大米、豆餅、煤油等。大米主要來自蕪湖、越南、泰國。19世紀初期，每年平均輸入大米在100萬擔至200萬擔左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達到約344萬擔。豆餅是作為肥料而輸入的，每年約200萬擔，主要來自牛莊、天津、漢口等地。煤油主要來自俄羅斯、蘇門答臘和美國，1930年進口量達到502萬加侖。
四、開埠後汕頭口岸進口貿易的基本情況
從開埠到1911年50年時間，汕頭進口的商品主要是鴉片、大米、煤油、棉紗、洋布和錫。1864年，進口鴉片4390司馬擔，值2919090銀圓，占當年進口總值3913175銀圓的74.6%，1866年，進口5082司馬擔，價值3856559銀圓，占當年汕頭進口總值6378240銀元的60.46%，從1860～1911年共進口鴉片260139司馬擔。
這個時期，由於歷年鴉片進口比重很大，它的升降常常影響整個口岸進口總值的變化。如1875年，進口鴉片10184司馬擔，值4089337關平兩，使當年進口總值達到7066510關平兩，而10年後的1885年，鴉片進口降為3888司馬擔，值1594530關平兩，全年進口總值僅為6433463關平兩。雖經十年政正常貿易，進口商品的價值年年上升，但反而比十年前的進口總值下降8.95%。煤油的進口是1885年才見到進口統計的，但增長很快。1885年進口煤油81704加侖12681關平兩，1900年上升到4826238加侖值709011關平兩，占當年進口總值的5.5%，年增長57.85倍。棉紗、洋布在1865年開始見到進口的統計，錫的進口稍緩一些。到1890年，棉紗、洋布和錫的進口分別占當年進口總值22%、9.5%和4.6%。1910年棉紗、洋布的進口分別占當年進口總值18.6%、8.2%。這個時期的中後期，毛棉織品、化妝品、菸酒、皮製品等的進口逐步加大，由於潮汕鐵路及內河輪船建造的需要，機械和金屬材料的進口曾一度達到相當的數量，1905年為414932關平兩。這一時期部分年度主要進口商品統計如下表：
1912～1927年，汕頭進口商品結構比前期有了較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鴉片。由於農村自種，加上社會輿論的壓力，軍閥政權也不得不拒絕這種毒品進口，輸入逐漸減少。到1915年，據海關統計，僅運進293萬擔，1916年為4司馬擔，1917年為2司馬擔，以後就找不到鴉片輸入的記錄。
這一時期，除了大米外，以布匹、呢絨、棉紗、洋糖、煤油、煤炭和錫為大宗，菸酒、毛織品也占一定比重，商品結構在這一時期的前段和後段有一些變化。1915年，幾類主要進口商品所占當年進口總值的比重是：棉紗22%，布匹呢絨14．3%，糧食類7%、洋糖3．3%、煤油9．3%、煤炭2．2%、菸酒1．6%。後來由於上海、青島等地生產的棉紗棉布和香菸南運逐年增加，而大米進口比重也逐年增大，棉布棉紗進口的比重相對下降。
1927年，各種主要進口商品占當年進口總值28451133關平兩的比重變為：大米33．7%、麵粉1．2%、布匹8．4%、棉紗0．1%、煤油6．6%、錫3．7%、煤炭4．3%、洋糖6．8%、菸酒0．5%。這個時期，大米的進口上升到重要地位，其進口多少，對整個進口總值的升降有極大影響。1915年，進口大米390000擔，這年的進口總值為15916282關平兩；1922年，進口大米激增到2000000擔，這年的進口總值也激增到23094796關平兩。1923年，進口大米再增到2800000擔，進口總值隨之增至29039744關平兩；1924年，進口大米減少，進口總值隨之下降；1926年，進口大米減為700000擔，進口總值再降為19246593關平兩。
這一時期，汕頭的手工業有所發展，鋼鐵和銅等金屬原料的進口也有增加。1910年，這類商品僅進口546783關平兩，1923年增加到1970000關平兩。由於火車輪船發展的需要，這個時期也進口一些車船材料及鍋爐機器和零配件，但進口額不大。這個時期一些年度的進口情況表如下：
1928～1939年，進口商品仍以大米、棉布、煤炭、煤油、洋糖為大宗，但具體結構有較大變動。由於潮汕已經有了自己的現代製糖工具，以及民國政府從1929年起對洋糖進口實行徵稅和以後幾次加稅，洋糖進口逐年減少，從1930年最高的573372公擔值4323682兩降至1931年的256588公擔2160005元，1933年再降存20702公擔168171元。在年進口50萬元以上的大宗商品中已排不上隊。肥田料在這個時期進口的增長特別快，1935年為1540000元，1936年和1937年猛增至3700000元和4360000元，在當時主要進口商品中僅次於大米、棉布而列第三位。在1936年進口29621161元中的大宗商品所占比重如下：大米34．8%，棉布19．2%、肥田料12．5%、鋼鐵類2．5%、煤油2．5%、電油（即汽油）1．5%、煤炭1．4%。除了大米和棉布為消費資料外，生產上所要的物資的進口已逐步占了主要地位。這個時期主要進口商品的統計如下：
1940～1945年日本侵占汕頭這段時間缺乏統計資料可考。1946～1949年，汕頭主要的進口商品有大米、煤油、肥田料、柴油、細麻布（抽紗原材料）、麵粉、橡膠、氯酸鉀（洋硝）等。1946年，各類主要商品進口占當年進口總值的比重：大米18．88%，煤油12．4%、肥田料4．63%、柴油3．81%、細麻布3．79%、麵粉2．27%、新舊廢橡膠0．4%、滑機油0．22%、氯酸鉀0．12%。這一時期的主要進口商品如下：
總之，開埠後，歐美日、東南亞國家與地區對汕頭的進口貿易發展快速。這既有對汕頭經濟侵略的一面，也有客觀上推動汕頭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面。在這對汕頭進口貿易的潮流中，海外華僑的貢獻是積極而極大的。近代汕頭成為遐邇聞名的百載商埠，快速發展的進口貿易當有其重大的歷史作用。
作者：陳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