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陸路和海路貿易網絡都屬於絲綢之路，這個浪漫的名字是19世紀創造並沿用至今的。然而，對這一連接中國和羅馬-拜占庭帝國的名為「絲綢之路」的貿易線路，學界往往會無視或低估波斯諸帝國在東西方間的政治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們同樣不該忘記，這場權力遊戲的參與者們最初的目的並非為了使商人能夠販運絲綢——絲綢不過湊巧是東西方往來運輸的許多貨物中的一種而已，也並非為了讓虔誠的修道者能由中國前往印度朝聖，而是為了擴大控制範圍，並儘可能快的移動軍隊。儘管我同意我同事 Khodadad Rezakhani所說的絲綢之路從不存在的觀點，但我不想走的如此之遠，以至於在學術概念上徹底抹去絲綢之路的稱謂，該詞已成了跨文化交流的代名詞，還吸引著公眾對我們艱苦學術研究的興趣；不管怎麼說，清楚的定義我們討論的對象是至關重要的。
中亞和地中海世界的貿易聯繫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紀，那時阿富汗斯坦珍貴的天青石和錫青銅就已銷往特洛伊。
公元前1千紀中葉，波斯人創建了史上首個世界性帝國，將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利比亞、阿拉比亞和中亞及印度部分地區屈服在他們的王權下。阿契美尼德系統下的行政管理和基礎設施為帝國驚人的經濟財富鋪平了道路，同時促進了各行省間活躍的文化交流。
賞賜作為對忠誠和服務的回饋，在阿契美尼德國王和他的庭臣的互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如希臘文獻所描述的那樣，在朝堂上穿著的波斯-米底式袍裙的顏色和質量，代表著穿戴者等級的高低。此外，武器、黃金珠寶、以及珍貴的金屬製成的器皿被作為皇家禮物，並成為其主人的身份象徵。作為回報，國王也接受其臣屬的貢奉，不過這屬於節慶時期的特殊情況。
隨著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塞琉古、希臘-巴克特里亞和印度-希臘諸國王—希臘語言和文化傳播至伊朗世界，直達中亞和印度西北。
在伊朗國土中心的伊朗高原和兩河平原，希臘人的塞琉古王朝被來自中亞草原的伊朗遊牧民族帕提亞人取代，後者在公元前3世界中葉前進入塞琉古人的地界，並最終在公元前141年占領了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塞琉古首都塞留西亞。在征服了兩河之後，帕提亞成了繼承塞琉古人東地中海勢力的羅馬帝國的現實威脅。
儘管帕提亞人和阿爾薩西王朝被希臘文化深深的吸引，他們同時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伊朗遺產。在他們持續到3世紀的統治下，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生活特徵是興旺的經濟發展，以及伊朗人、希臘人和閃族諸民族間活躍的文化交流。在國際貿易中，一些沙漠中的半獨立城市如赫特拉和帕爾米拉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從官方和私人建築的雄偉風格，以及為彰顯貴族等級和地位而製作的雕塑和葬禮紀念碑上，足可見其人民的富足程度。
1937年，法國考古學家在帕提亞帝國的東部邊界外發現了1世紀時國際貿易關係的令人激動的證據，在興都庫什山南緣，距喀布爾以北80公里的古代聚居點貝格拉姆。那時該城所在的古老行省帕拉帕米塞德已處於新興的貴霜王朝的統治之下。其貿易庫存的部分財富，被貯存在兩間房中，包括一些印度象牙雕刻工藝品（一些是本地生產的），來自埃及和敘利亞的羅馬玻璃器具，以及來自中國漢代的漆器。
貝格拉姆提供的證據被在提莉亞特佩的發現所補充，這是一片可追溯到公元2世紀的遊牧民族貴族墓葬，位於帕提亞東北邊界，即古代巴克特里亞西陲。除了符合遊牧主流傳統的精美的黃金工藝品之外，從其可見的「語言」中亦反映出希臘化和印度的影響，墳墓里有一面中國鏡子，一個印度黃金圓形飾物，一些帕提亞銀幣，一個帕提亞銀德拉克馬的複製品，和一個提比略時期的羅馬奧里斯。這些物件部分和在貝格拉姆所發現的同源，（向我們）展示了遊牧世界和定居民族間美妙的互動場景。
3世紀起，阿薩西斯人開始受到一個本土王朝的挑戰，後者是一個統治伊朗西南部法爾斯長達400年的不起眼的君主國。法爾斯是阿契美尼德的龍興之地，其本地統治者在塞琉古時期就已取得了實際的獨立地位，並一直保持到了帕提亞時期。在他們的錢幣上，法爾斯諸王將自己表現為瑣羅亞斯德教的追隨者，就如他們的阿契美尼德祖先一樣。迥異於他們的宗主國帕提亞對希臘語的偏愛，法爾斯諸王使用中古波斯語作為官方語言。在某些方面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波斯傳統的真正繼承者，並將其宗主國帕提亞人斥為不誠實的背教者，不夠資格掌管雅利安人的土地。這次叛亂的領導者是阿爾達希爾，他自稱法爾斯大王，並最終殺死了帕提亞的王中王阿爾達班五世，這一變故被認為發生在公元223或224年。
為合法化自己的統治，阿爾達希爾發展了所謂「雅利安人」和「馬自達主義」國家的政治-宗教概念，這一概念建基於「發明傳統」或者一個能夠聯繫久遠過去的神話。這是一個引子，一方面，追溯光榮而又模糊不清的阿契美尼德時代，另一方面，回歸瑣羅亞斯德教的宗教傳統。君主制度和宗教權威，從一開始，就已成為新生的薩珊國家的基石。
國王們具有超人的品質；他們有神聖的起源，並由眾神加冕。這在阿爾達希爾為其王權理念而設計的頭銜中體現無疑：馬自達教徒的主君阿爾達希爾，血統源自眾神的雅利安人/伊朗人的萬王之王。」
被眾神選中而統治伊朗的國王身負的神聖血統開始成為帝國宣傳的重要主題。薩珊石刻藝術中最引人注目的範例無疑是阿爾達希爾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納克希-魯斯塔姆的授勳浮雕，這是在其統治的最後10年中完成的。國王被描述為至高之神阿胡拉馬自達的化身，後者手持統治權柄的象徵—阿爾達希爾的王冠。
阿爾達希爾之子沙普爾一世最為世人所矚目的是其對羅馬人的勝利，他將這些事跡永久記錄在五座雄偉的山岩浮雕上。他還將王家稱號從原先的「艾蘭沙漢沙」擴展為「伊朗和非伊朗人的萬王之王」。這個新的稱號標誌著該王朝在創造一個獨特的伊朗身份認知上做出的新的努力。對沙普爾而言，「非伊朗人」一開始就代表著那些他能夠從羅馬人那裡征服的國家。此外，這也許暗示了一種宗教上的含義：區分信仰正確的宗教（如瑣羅亞斯德教）和不這麼做的人。
5世紀起開始，我們可以觀察到皇家意識形態的變化：新的稱號如蘭姆沙（和平統治之王），凱伊（凱揚王朝的）則取代了沙漢沙，或者從xwārrah abzot（增長的榮耀）一詞中顯示了和阿吠斯托傳說中凱揚王朝諸王不斷發展的親密關係，並將後者作為皇室血脈的祖先。
xwārrah 或者說「神聖的光榮」是伊朗皇室意識形態中合法性和神聖權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將國王和任何其他人類區分了開來，並賦予了他統治的權力。從阿契美尼德王朝直到前哈里發時期，xwārrah在可見的藝術形式中被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一對翅膀，一頭雄鷹，一隻戴著綬帶的公羊，國王頭部環繞的珍珠圓盤或光環都代表著「神聖的光榮」。
如 Boris Marshak所指出的那樣，Senmurv,一種混合而成的生物，也代表著皇家xwārrah和符號化的繁榮昌盛。比如，在塔克-布斯坦出土庫思老二世的珍貴長袍，以及銀制器皿上的惹人喜愛的圖案中，都發現過它的蹤跡。一個類似的概念是一頭嘴裡叼著項鍊野雉形象。這樣的項鍊屬萬王之王所佩戴，且屬於皇家標誌的一部分。
國王的王冠在這樣的背景下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可被視為國王xwārrah的標誌。每個薩珊國王頭戴自己獨特的王冠，包括一個和脖子間綬帶連接的頭飾，上面有各式各樣的神化符號。頭頂上的korymbos是一個獨特的元素，最初是一束頭髮，覆蓋著一層薄紗。隨著時間的流逝—從他們發行的貨幣中，我們知道了最少31位薩珊君主—其王冠的裝飾越來越複雜，使用了許多不同的標記，而他們的個性則日趨減少。
裝飾著珍珠和寶石的金銀製成的王冠變得越發沉重，讓國王們再難穿戴。從庫思老一世起，人們在金鑾殿中的王座上懸著一根黃金鍊，其高度正好能支撐國王的頭。庫思老二世的王冠據說由純金製成，相當於60個男人的重量。當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攻克了泰西封后，庫思老的王冠被獻給哈里發烏麥爾，後者將其懸掛在麥加的克爾白上。據於1170年左右訪問君士坦丁堡皇帝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皇宮的Benjamin de Tudela記載，懸掛王冠的習俗也被拜占庭宮廷儀式所吸收。
庫思老二世和他著名的王冠形象在薩珊帝國覆滅後，還出現在了由阿拉伯總督發行的所謂阿拉伯-薩珊銀幣上。只是庫思老的半身胸像旁換上了總督或哈里發的名字，邊緣加上了一句阿拉伯文的程式用語bismillah（因主之名）。這僅僅是在伊斯蘭曆77年，阿拉伯人使用純粹的伊斯蘭圖樣取代原先的薩珊模型時，在原有的『Abd al-Malik」銘文基礎上稍加改變而成。
然而，150年之後，阿巴斯哈里發穆塔瓦基勒為慶祝其對騎駱駝的蘇丹bigah部落的勝利，他在一個銀制勳章上恢復了薩珊的傳統。
9-10世紀時，伊朗英雄和國王們的史詩故事已然成為了伊斯蘭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已信仰了伊斯蘭教並變得或多或少有點阿拉伯化，許多繼承了先前薩珊王權的伊朗本土王朝，仍試圖恢復伊朗昔日的光榮，並將自己的血脈和薩珊先人們聯繫起來。布葉人選擇了瓦赫拉姆五世古爾作為王朝的祖先，薩曼人則回溯到了瓦赫拉姆六世科賓。這兩位薩珊君主都是波斯史詩中非常受喜愛的人物。
吸引周邊世界的，主要是薩珊國王和他的寵臣及貴族們的豪華而奢侈的生活。其中也包括阿拉伯征服者，他們部分吸收並在很多方面重塑了薩珊文化遺產，保證了其在伊斯蘭時代的長久流傳。
最典型和引人矚目的薩珊文化遺產包括巨大雄偉的宮殿和莊園，其中裝飾著大量的灰泥、馬賽克和地毯。巨大的圍獵場中集中了幾乎所有種類的動物，以滿足國王們的狩獵欲。皇家城市和行省貴族工坊同時生產珍貴的銀器。另一個傳說般的特色是皇家宴會，那裡有各式各樣的奢華餐具，葡萄酒和其他飲料提供給正享受著音樂和各種娛樂的國王和寵臣們。這些皇家盛宴是國王和其貴族之間社交的重要部分，也展示著帝國的高度繁榮。集光榮的英雄般的狩獵者和宴會主人雙重形象於一身的國王成了帝國各地視覺藝術的重要母題，如同波斯史詩一樣，在穆斯林時代仍受到廣泛的歡迎。
另一個薩珊宮廷藝術中影響深遠的著名形像是將加冕的國王描述為宇宙君王。它強調了國王在世界上超人而神聖的身份，並將其表現為至高神阿胡拉馬自達創造的宇宙秩序的維護者。國王的個人形象和太陽月亮聯繫在了一起。Ammianus Marcellinus援引了一份沙普爾二世寫給皇帝君士坦丁二世的信件，他記載道，信中沙普爾自稱「particeps siderum, frater solis et lunae」（星辰是朕的跟班，日月是朕的兄弟）。這份記錄也表明，薩珊君主認為羅馬皇帝是他們的兄弟，並將後者與自己並列為兩個傑出人物，即太陽和月亮。
對外政策上，薩珊人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如何保護和主要對手羅馬人的邊界，另一方面需要在抵抗中亞遊牧民族的入侵。在古典晚期，羅馬-拜占庭人也面對著相同的戰略難題。兩大強國都尋求避免同時在多個前線開戰，因此，他們也以此戰略為指導對付他們的敵人們。通過戰爭和外交手段，薩珊人需要優先對付羅馬-拜占庭人，以及匈人和西突厥人。在政治遊戲的背後是不斷變化的同盟關係，而掌控從中國印度出發的和到達中國印度的陸海商道是有利可圖的。
當阿爾達希爾一世從其宗主阿爾達班四世手中奪取權力的那刻起，他的戰略就是清晰的，即增強薩珊對所有周邊地區的影響，並試圖擴張帕提亞國家原有的版圖。
在西方，阿爾達希爾一世成功的征服了被美索不達米亞的尼西比思，卡萊和赫特拉，也因此在主要對手羅馬人面前提高了薩珊人的地位。其子及繼承人沙普爾一世在252年征服了亞美尼亞。阿爾達希爾的東部戰役讓他得以深入中亞，謀夫城則成為了薩珊帝國東北領土的關鍵戰略要地，該城控制著從中亞到伊朗高原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十字路口。在征服了al-Bahrain之後，阿爾達希爾最終掌握了連接波斯灣和印度的海路。
如果我們相信公元260左右或者之後，沙普爾一世在Ka』aba-i Zardusht上刻錄的銘文，薩珊帝國的領土西起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和亞美尼亞，東至白沙瓦，北達喀什噶爾，南至葉門。這樣，薩珊人使自己成為了近東、伊朗高原、中亞西部和印度洋世界西半部的領導力量。當然，在薩珊400年的歷史中，免不了遭受軍事和政治上的反擊，這導致了在美索不達米亞對羅馬-拜占庭人，和在中亞對匈人和西突厥人的領土讓步。不管怎樣，薩珊人還是成功捍衛了其作為當時世界主要勢力的地位。
拋開政治危機，薩珊建基於銀德拉克馬的貨幣制度被證明是非常穩定的，這表明存在一個有序的管理體系和精明的經濟政策。鑄幣廠分布在整個帝國，以保證各地的供應。通過陸地和海上貿易路線，薩珊德拉克馬到達了中亞、阿拉伯半島、印度、斯里蘭卡和中國。在中亞，薩珊德拉克馬是匈人和西突厥人（使用）的許多本土貨幣的原型。甚至於初來乍到的阿拉伯統治者在設計出自己的貨幣體系之前，也一直沿用薩珊德拉克馬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頭戴王冠的薩珊「萬王之王」形象和聖火祭壇—瑣羅亞斯德教的象徵和每個國王登基時點燃的聖火炬—一起成為了廣受尊重的標誌，並在許多世紀裡保持著原樣。
薩珊經濟主要的基礎是農業、手工業和跨地區貿易。對鄰國的軍事行動也是重要的經濟手段，幫助獲得更多的資源，包括知識和人力，並被送往伊朗的核心區域。長距離貿易在整個經濟中並不很重要，且商人在薩珊的社會體系中屬於最低等級。不過，皇室和各地貴族對珍奇異貨的需求非常巨大，且不能被本地的貨物和產出所滿足。因此，薩珊人致力於為商人在陸地和海上的旅行提供保護。此外，進出口貨物稅也是國王財庫中不可或缺的來源。
為確保薩珊在與印度和遠東的海洋貿易中的優先地位，同時控制波斯灣兩邊的海灣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據Ammianus Marcellinus 記載，4世紀時波斯灣沿途的城鎮和海港業已十分興旺。在波斯沿岸，Kharg島、Bushihr半島和希拉夫以及更南部的地區是重要的中轉樞紐。
另一個為控制海路貿易，而處在薩珊人強力掌控下的地區是信德行省，該行省位於印度河入口，臨近 Khatiawar半島，是印度西部海灣的主要貿易中心。對經印度河從下游犍陀羅地區到印度洋的貿易而言，信德的位置同樣十分重要。沙普爾二世在該地區開設了鑄幣廠，以打造專用的金幣，並延續至卑路支時代，這一事實強調了信德地區對薩珊帝國的重要性。鑄幣廠的地址無考，也許在Daibul港——根據塔巴里的說法——是瓦赫拉姆五世從他印度公主妻子那得到的嫁妝。不過，這些都只是猜測而已。
據說波斯的海上貿易可能是由向印度及更遠地區組織傳教活動的聶斯托利教會商人主導的，聽命於位於法爾斯的Rev Ardashir的大主教。關於6世紀早期的情況，另一個聶斯托利教會的成員Cosmas Indicopleustes提到，波斯的聶斯托利教會在斯里蘭卡的塔福羅巴恩有強大的團體，該城是中國、印度、波斯灣、葉門及衣索比亞之間貨物貿易的主要中轉站。
根據普羅科皮烏斯的說法，薩珊人試圖切斷拜占庭人和亞洲的所有貿易聯繫，這最終導致了查士丁和查士丁尼皇帝強迫阿克蘇姆國王出面干涉。公元524/525年，阿克蘇姆占領了葉門，試圖打破薩珊在印度洋貿易中的統治地位。然而，阿克蘇姆人的成果只是暫時的，庫思老一世將他們重新趕走，並建立了一個薩珊總督區，控制了紅海的入口。
波斯商人是否和中國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聯繫現在還不清楚，也不知道中國船隻是否到達過波斯灣。書面資料很難解釋，同時還缺乏考古證據。薩珊貨物通過海路抵達中國是明確的，但不知道是否由波斯商人販運。在南中國的suikai（廣東）發現了一批卑路支的薩珊德拉克馬。這批德拉克馬可能在6世紀上半葉沉沒，和它一起埋葬的有一個銀制器皿，其上有索格狄亞那文銘文，提到這批貨的主人來自Chach（塔什干）。中國學者認為這可能是意味著索格狄亞那人和波斯商人一起，將貨物經海路運輸至中國南部的線索。即使如此，波斯灣直達中國的航線直到8世紀或9世紀早期才成熟，主要是為巴格達的阿巴斯宮廷提供絲綢和奢侈品。
如上文所言，沙普爾一世在其的銘文中宣稱薩珊征服了中亞直到喀什噶爾的很大一部分地區，這更可能是某種誇張。薩珊在中亞的擴張和一個仍未解決的問題緊密聯繫著：即薩珊是何時摧毀貴霜帝國的。後者在迦膩色伽一世和其子胡偉色迦統治時國土從巴克特里亞延伸至中印度。貴霜帝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帝國之一，主導了中亞、伊朗和印度的國際貿易和文化交流。
如我們所看到的的那樣，儘管薩珊在巴克特里亞的統治被終結了——只有庫思老一世曾於560年左右短暫的重建過薩珊的權威——薩珊文化和生活方式對中亞的影響仍十分強大。位於巴克特里亞北面的索格狄亞那——撒馬爾罕地區和兩河河谷（阿姆河和錫爾河）地，薩珊的文化被當地的貴族適應和轉化。而緊隨著西突厥人的一支接著一支的匈人部落在4世紀晚期起開始在索格狄亞那占據統治地位，他們同樣被伊朗傳統所影響。匈人和突厥人參加到這一充滿活力的文化交流中，刺激了伊朗、中亞、印度和中國間的國際貿易，並從中獲利良多。
索格狄亞那商人在這些貿易活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他們可能是貴霜商人的繼承者，在索格狄亞那、印度和中國間的主要路線上發展了一個商人社團網絡。一個巴基斯坦-各國考察隊在上印度河谷發現的上百條刻在岩間的銘文記錄顯示，索格狄亞那商人也參與在印度的貿易。索格狄亞那銘文集中在Shatial，印度河下游最遠處的地點，其間有不少石刻，看起來是索格狄亞那商人旅行的終點，在那裡他們和印度同仁見面並交易貨物。6世紀中葉，在突厥宗主的資助下，索格狄亞那商人建立了經北高加索直接和拜占庭人聯繫的商道。
總之，索格狄亞那人成為了中亞最重要的貿易團體，也是河中地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者，阿拉伯統治時則助推了伊斯蘭教在當地的傳播。
薩珊人似乎將他們和東方的貿易活動集中在印度洋航線上，並試圖將索格狄亞那人從他們的領土驅逐出去。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排除波斯和索格狄亞那商人在某些時間合作以增加商業效率的可能性。
為強化自己在東方的地位，薩珊還派遣外交使團出訪中國宮廷，作為回報，中國皇帝也派出一支代表團回訪。
最後，在薩珊軍隊被阿拉伯人摧毀，末代萬王之王耶茲戈德格三世被殺之後，公元651年，倖存的皇室成員只能在唐朝宮廷尋求庇護。
無論如何，即使王朝傾覆，新的伊斯蘭教傳播，薩珊遺產作為伊朗人身份認同中的主要構成而留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