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過，晉武帝登基以後，採取溫和的政治手段，儘可能讓更多的人享受到新政權帶來的好處。
滅東吳後，西方的鮮卑暴亂也暫時被鎮壓下去。一時間，全國出現了自漢末以來難得的和平局面。晉武帝在太康之治期間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得到了最大的溢出效益，一時間，真的是河清海晏，朝野其樂融融。
由於晉武帝統一後用的年號是太康，他所執行的政治路線也大多是在這個期間頒布的，所以歷史將之稱為「太康之治」。
簡單總結下：
在政治方面，晉武帝充分認識到，天下不是他司馬家獨享的天下，必須讓渡出一部分權利，換取士族的忠誠。例如在中央政府設置品級極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等職，其實這都是因人設職，就是為了能夠有更多的職位，升賞功臣、老臣。但是，如此一來，皇帝對於政治的把控，就不得不被打折扣。
就如我們前文分析的，賈充一類的利己主義者，占據要津，國家的利益和他們個人的利益有時候並不相符，這樣的話，皇帝的指令就執行不下去。
這些事晉武帝也看得非常明白，但是他又不能不維持這幫子老臣。所以只能另闢蹊徑，繞過這些身居高位的副國級大員，讓中層的部委級官員直接發揮作用。
雖然《九品中正制》還是朝廷的組織大綱，但是在晉武帝主持下，雖然提拔幹部多倚重世家大族，但也能夠做到人盡其職。不念舊隙，不計前嫌，利用和發揮各種人物的才能優勢。例如寒門出身的張華、名門出身的羊祜等等，其個人價值都在晉武帝一朝得到最大發揮。
另外晉武帝還選用了一批原在蜀漢、東吳的優秀人才，其中包括《三國志》作者陳壽、以及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東吳的陸機、陸雲兄弟等人。
隨著我們的討論，這些人中大部分都會有專章介紹，這裡先按下不表。
總之就是，在晉武帝朝，政治局面非常寬鬆，能夠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所謂盛世，不就是人能夠不被恐懼所恐懼，因而能夠成為自己想成為的自己嗎。離開人的自由，何來盛世？
當然人的自由發展，還是需要經濟做保障的。
在經濟方面，晉武帝最大的善政就是廢除了屯田制，改為占田制。
所謂屯田制，本來是曹操的一個戰時經濟舉措，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把農民編為政權的農奴。本來是臨時舉措，但是曹魏政權從中獲得了非常大的收益，於是就把戰時政策沿用下來。農民負擔非常重，而且沒有人身自由。而且由於魏晉兩朝功臣多，封賞多，許多屯田被封賞為勛臣的私有財產，那麼連帶這塊土地上的屯田民，由政權的農奴變為勛臣的家奴。
而且由於受技術限制，更主要還是粗放的管理，對於土地並沒有一個統計部門專門做精確丈量，就造成特權階層強取豪奪，而朝廷也無法控制。
有鑑於此，晉武帝朝頒布執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措施，總稱為「戶調式」，它包括了三項主要內容：占田制、戶調製、品官占田蔭客制。
詳細的律法咱不列舉了，反正這一系列經濟政策，解放了農民，由過去的農奴變為自耕農，同時這一政策也減輕了農民負擔，大大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其次，這些規定可以鼓勵人們去占田墾荒，有利於擴大耕地面積。這一規定，使得每個農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應得的田地。不少豪門世家的佃戶，也都紛紛脫離主人，去領取屬於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發布以後，不少農民開墾了大片荒地，這對農業經濟的好轉起到一定的作用。
當然，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朝廷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讓步，這就為以後的經濟崩盤埋下了禍根。此是後話，先按下不表。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晉武帝還組織了幾項國家工程，興修水利。保證了農業生產的同時，將大量的流動、閒散人口安置到土地從事生產，這對於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除了這些政治、經濟措施之外，晉武帝頒布的《泰始律》是非常值得特書一筆的。
這部律書早在司馬昭時代就開始編纂。雖然名義上是以賈充為首，但實際工作主要是杜預在做，尤其是該律書的所有註解，都是杜預、張斐寫的。所以杜預的歷史地位那麼高，是有原因的。
這部律書綜合了秦定天下以來，以漢律、魏律為基礎，勇於創新。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影響所及，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無不以它為範本。它以寬簡著稱，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簡的里程碑。
孔子早就對於禮制和法制有過非常辯證的論述：導之以利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利益為誘導，用刑罰做震懾，老百姓只研究怎麼逃避刑罰，做了違法的事只會因為鑽了法律的漏洞而沾沾自喜，並不覺得羞恥；如果用道德做教化，用禮製做規範，老百姓不僅不會做違法的事，而且還會因為違規了而抬不起頭來，就會自覺克制自己。
自東漢以來，太學確實為普及儒家文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東漢以致魏晉，士族名門無不熟悉儒家經典，雖然是經過漢儒改造的儒家經典，但畢竟還是留有孔子儒家烙印的。所以，從官家來說，從士族來說還是能夠以儒家禮制思想作為核心價值觀的。做的夠不夠、對不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至少，是在往那個方向靠。
所以晉武帝統治期間，「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牛馬在野外隨便放牧也不用擔心被人牽走，人們居住的地方，大門常常開著。相遇了就像親人一樣和諧。如果你沒吃了，隨時有人會救濟你，幸福指數滿滿。所以當時天下無窮人。
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曾說：我們這一代人做軍事家、政治家，是為了讓我們的兒子們能夠做企業家、經濟家，是為了讓我們的孫子輩能成為文學家、藝術家。
也就是說，國家的富強，最後要靠國家的軟實力來體現。
太康之治，不僅繁榮了經濟，繁榮的經濟哺育了繁榮的文化。
太康年間湧現出了大量的文化佳作與文化名人。當時，盛行著一種被後人稱頌的「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辭賦家左思，《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創造了成語「洛陽紙貴」。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著一定的地位，而且對於考證、了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
美男子潘安，詩賦也非常出色，後邊專章講他的故事。
當時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後人稱為「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後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陸機還是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
前文提到過的裴秀，不僅會做官，而且他還是一個了不起的地理學家。在地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裴秀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尺，繪製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製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醫學家皇甫謐，半身癱瘓，長期臥床，但他博覽群書，在病榻上探索針灸技術，以自身做實驗，經過七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還創立了自己的針灸理論，寫出了《針灸甲乙經》。成為中國醫學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除了晉朝國內的繁榮外，在國際關係，邊疆少數民族政策上，也出現了難得的和平。
《晉書·四夷列傳》記載：晉武帝即帝位後，對周邊少數民族是「撫舊懷新，歲時無怠」，隨時招撫各少數民族入居中原。
在這種政策的感召下，塞外匈奴等少數民族首領紛紛率領本部人馬、牛羊入塞定居，和漢人雜居。
但是朝廷內絕大部分官員對這一政策非常不贊同，他們認為「非吾族類，其心必異」。因此主張把少數民族固定到西北邊境地區。
晉武帝力排眾議，堅持民族融合。內遷少數民族與廣大漢族人民一道生產，共同生活，友好往來，互相學習影響，加速了民族融合過程。
晉武帝這種胸懷是非常值得大書特書的。
根據《晉書·地理志》記載，太康元年（280）晉武帝統一全國後，西晉全國有2459840戶，16163863人。太康三年（282），戶口調查為全國3770000戶，約23800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