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月份的時候，中央統計局就發布了全球198個國家2021年度的GDP數據，荷蘭以1.01萬億的「優異成績」排在了全球第18位的位置，人均生產總值更是超過了4.9萬歐元。即便是在經濟發達的歐盟各國，荷蘭的人均生產總值也排在了第五位。
可惜的是，荷蘭如此令人羨慕的GDP背後，卻藏著無數少女的眼淚。在荷蘭，早就被劃為合法的「性交易」行業，為荷蘭的稅收貢獻了一大筆資金，更為阿姆斯特丹吸引了不少遊客。
提起荷蘭，人們最先想到的是風車，是鬱金香，是獨屬於歐洲田園的浪漫，同樣也有對「性交易」合法化的好奇。
作為一個在2000年就通過立法，確定了當地所有性交易工作者合法且受法律保護的國度，所有人都覺得荷蘭應該是一個「紙醉金迷」，開放且包容的城市。但是沒有人知道，在這22年裡，荷蘭經歷了一場怎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實不僅是在2000年以後，荷蘭「自願賣身」不違法的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了，甚至就連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都可以追溯到17世紀左右。
那個時候的荷蘭，正處在海上殖民強國的鼎盛時期，每天都有無數的貨運船隻來往於阿姆斯特丹的港口，無數為了生計來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水手們，將目光放在了年輕的姑娘們身上。
封建王朝不僅在中國存在，即便是自詡平等的西方，同樣也有漫長的中世紀。在這段歷史裡，歐洲的女性也遭到了不少的迫害，更沒有所謂的人權。尤其是經歷了「獵巫運動」之後，西歐地區的女性就像是花朵一樣凋亡在了黑暗之中。
極度不平衡的男女比例，致使這些靠賣苦力為生的水手們無法像王公貴族一樣擁有妻子或情人，他們無處釋放的欲望只能發泄在紅燈區的性工作者身上，這也加速了阿姆斯特丹的繁榮。
或許是嘗到了這樣的甜頭，從那個時候起，荷蘭就沒有嚴厲禁止過賣淫，在此後的幾百年時間裡，更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措施保護這些性工作者的權利。1999年荷蘭議會所通過的妓院合法化議案和2000年頒布的《修改刑法典及若干其他法典和法律法》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了法律法規的許可和保護，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迅速壯大，直到今天，都是世界上許多人心之所向的地方。
即便是到了現在，每一個走在阿姆斯特丹街頭的人都能看到櫥窗里站著的時髦女郎，她們站在裝飾著紅燈的窗口，穿著暴露卻也風情萬種。
但是人們看不到的，則是這些窗戶背後的眼淚。
自從相關法律頒布以來，無數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人們都將荷蘭視為性工作者的天堂，認為這裡完備的法律為妓女們提供了保障，她們可以通過體檢來保障自己的健康，她們可以拿到相應的報酬，如果不願意接客，還有拒絕的權利。
但是這些人不知道的是，人的欲望一旦被撕破了一個口子，所有邪惡的想法都會爭先恐後地冒出來。
紅燈區的發展，不僅為這些妓女們帶來了賺錢的機會，更讓真正擁有這些窗口的房東們賺得盆滿缽滿。查理·格茲就是阿姆斯特丹眾多房東中的一個，每個月可以向100多個窗口中的妓女收取「房租」，而這一百多個窗口占據了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窗口的三分之一。
根據荷蘭官方公布的數據來看，早在2004年，這一百多個窗口就讓查理每年的收入在270萬歐元以上，再加上各種抽成，查理每年在這些幾女身上的收入就超過了440多萬歐元。平均每個妓女每年都要支付給查理將近4.4萬歐元的租金。
而荷蘭2004年的人均GDP僅為4.04萬歐元。這就意味著，每個在查理手中租房子的性工作者，即便一年到頭不停接客，她們所賺取的收入，絕大部分必須要交給房東。這還不包括她們每年要向國家繳納的稅收，自己去醫院做檢查的醫藥費。
但是，此時的阿姆斯特丹仿佛變成了一座「圍城」，城內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沒有人看到妓女們的眼淚，他們只關注到了每年無數人大把大把花在這裡的鈔票。
為了分一杯羹，許多皮條客希望能拉來更多的性工作者。荷蘭沒有了，就將目光放在歐洲各國，自願賣淫的沒有了，就連哄帶騙地拐賣無辜少女。
根據世界人權組織所調查的情況，早在2007年，每年就有超過3.5萬名女性從東歐或者亞洲的各個國家被販運到阿姆斯特丹，從事各種色情服務。
而在這些性工作者當中，獲得了移民批准或者護照的不到20%，在稅務部門登記的不足4%。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知道那些沒有註冊的女性，到底在什麼樣的地下妓院工作，從事著什麼樣的工作。
直到有記者將自己的鏡頭對準了這些很長一段時間都被忽視掉的群體，人們才意識到，這些無辜的少女們承擔著巨大的剝削和壓榨。
進入記者視野的皮條客是一個名叫邁迪的人，作為巴爾幹地區的人販子，邁迪擁有著好幾家酒吧。而那些被邁迪拐賣進來的少女們，就隱身在這些酒吧的深處。
年僅19歲的奧爾加就是其中一位。當她回憶起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時，絲毫沒有感覺到荷蘭政府的任何關懷，有的只是無盡的痛苦和心酸。
作為被招聘廣告騙進來的女孩，奧爾加每晚的接客量平均下來高達18個，每天無盡的折磨對她來說，就像是人間煉獄。但是，也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經歷這種痛苦，奧爾加才能換來一桶自來水和一份不加任何配菜的通心麵條。
如果哪天奧加爾能夠遇見一個不打她的客人，那麼至少得有一個多星期，會有和奧加爾一樣被迫接客的女生羨慕奧加爾的「好運」。只是，這樣的「好運」很少，絕大多數都是奧加爾在羨慕別人。
和那些被法律保護的妓女不一樣，奧加爾從不知道自己的一次服務能給邁迪帶來多少收入，更沒有拿到過自己的報酬。哪怕是被當地有關部門解救出來之後，除了一身的傷痕和極嚴重的性病，奧加爾什麼都沒帶走。
在阿姆斯特丹，幾乎每一個小有名氣的皮條客手底下都有一些奧加爾這樣的，被拐賣進來的少女。只要有客人開口，皮條客就能從自己的小暗間裡帶出來十幾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少女，供大家選擇。
人的欲望總是無限的。即便是通過這些被拐賣來的婦女賺得盆滿缽滿，皮條客們仍然不知足。他們將手伸到了毒品上，在紅燈區大肆交易。甚至，那些生意不好做的合法妓女們，同樣將毒品視作拓展自己收入的一項重要業務。
事實上，就連荷蘭政府也認可這種做法。早在1996年，阿姆斯特丹的市長就決定開放辦理弱毒品銷售的營業執照的窗口，允許「Coffee Shop」等特定場合售賣弱毒品。
但是就像合法的妓女無法滿足龐大的市場一樣，相較於政府允許的弱毒品，更多的是從不會放在明面上進行交易的真正的毒品。
有了妓女和毒品，阿姆斯特丹的賭場很快也做得風生水起。如今，和風車一樣，「黃賭毒」成為了阿姆斯特丹或者說是荷蘭的招牌。
從2000年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到如今已經經歷了三年疫情的2022，荷蘭的經濟依託著這些站在紅燈區的女人們保持著高速的發展。成為了性工作者的女人們在各種壓迫下艱難求生，賣淫、毒品和賭場等產業依舊是荷蘭的經濟支柱。
面對著這樣一個摻雜著無數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鮮血、毒品交易的罪惡的產業鏈，荷蘭政府不是沒有想過剷除。但是「性交易合法化」的環境本身就是一個滋生罪惡的溫床，打開了這個「潘多拉寶盒」的荷蘭政府已經無力關閉。
早在2006年年底的時候，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就想要通過法律手段關閉一些違法犯罪的色情娛樂場所，並且發布通告，打算撤銷37家妓院的營業執照。
但是元旦還沒有過完，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就被這37家妓院的老闆聯合告上了法院，並且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被逼無奈之下，1月19日，阿姆斯特丹的法院就給市政府發去了「暫緩執行令」，用來保障紅燈區的穩定。
法律手段的失敗，讓市政府不得不承認當地色情行業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政府的預期，並且給荷蘭帶來了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這個消息，就像是一個「巴掌」，打在了那些為「性交易合法化」搖旗吶喊的人的臉上。
同時，市政府也第一次承認了阿姆斯特丹的色情行業當中，對女性的剝削和壓迫已經超過了有關部門的想像。
政府不是沒有想過保護這些女性的合法權益，但是那些憑藉著賣淫、販毒、開辦賭場的商人們掌握著更多的話語權，他們為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不斷的阻止著政府的各種營救活動。
被逼無奈之下，2008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財政部門不得不拿出來1500萬歐元，買下了紅燈區的51個用作展覽性工作者的「窗口」。他們打算通過政府的改造，將這些窗口租賃給來自世界各地的珠寶設計師或時尚設計師，為阿姆斯特丹注入新的活力。
可惜的是，即便市政府「下了血本」，也沒能改變紅燈區的現狀。生活在紅燈區的居民們帶頭反對市政府的「面子工程」，他們發動遊行，組織抗議活動，將那些進駐到了紅燈區進行改造的工程隊趕走，逼得政府出面解釋。
而那些，被擠壓了生存空間的性工作者們，不得不在已經變得狹小的紅燈區努力競爭，謀求能夠維持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甚至那些不斷被市政府解救出來的被拐賣的女性，有相當一部分選擇了重回阿姆斯特丹，成為一名合法的性工作者。
2021年，荷蘭內閣向議會遞交了一份名為《性工作監管法》的新法案，希望通過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改善紅燈區的現狀。
但是，這樣不斷的立法，對於本就是因為「合法合規」的性交易而產生的各種亂象，無異於揚湯止沸，或許在短期內會有所改善，但是始終無法杜絕性交易帶來的不良社會現象。
畢竟，從荷蘭政府決定將「性交易合法化」的那一刻，所有受到荷蘭法律保護的人，已經損失掉了他們高喊著的「人權」。人變成了一個個可以待價而沽的商品，只需幾十歐元，就能讓一個性交易工作者變成人人宰割的魚肉。這件事本身，就是對於人，最大的壓榨。
至今為止，仍然有人覺得性交易、毒品和賭博，是一種享樂主義。但是這些人似乎忘記了，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角落，存在著被迫賣淫的婦女兒童，存在著被毒販威逼著運毒的無辜百姓，更有無數人成為了賭桌上的亡魂。
這些殘害這無數人生命的行為，並非是多高端的「快樂」，而是一群人對另一群人沉重的壓榨。
22年後的荷蘭明白了這個道理，想要通過各種立法或政府引導改變阿姆斯特丹犯罪頻發的現實。可惜的是，同樣靠著性工作者們的血汗賺得盆滿缽滿的他們，並沒有勇氣來一次壯士斷腕。最終，只能極力渲染荷蘭是一個「自由」的國度，來粉飾各種對於人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