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於天涯論壇，名為《民國多少事》，原作者謝逸群，後該書出版，西南聯大為其中之一篇章。筆者早年拜讀過，深為西南聯大嘆服。今發掘錄之於頭條，與朋友們共賞之。
一批批學子穿越千山萬水，來到西南聯大求學。那時的學習條件和生活環境極為艱苦，1938年到1944年間在西南聯大讀了大學和研究生的楊振寧後來回憶道："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噹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後，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除老師之外，學校最重要的學習資源是圖書館，可聯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圖書館只能容納一百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連站著讀書都不可能。
在此條件下，許多學生拿著書本跑到校園附近街道上的茶館裡，花上一毛錢叫一壺茶，就在茶館裡讀書、討論一整天。很多聯大學子的回憶里都深情地提到青雲街上的茶館。
聯大並不提倡勤工儉學，但清貧的學生們都在尋找賺取生活費的機會，大批的學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學兼課，或者為商店、機關當文書，甚至擦鞋、賣報。昆明的幾十所公私中學本來師資不足，此時正好大用價廉物美的聯大學生，有些聯大學生索性合夥辦起了學校。
楊振寧也是兼課大軍的一員，他兼課的學校就是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附中。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個女生叫杜致禮，是國民黨重要將領杜聿明的女兒。這位杜致禮同學後來就成了楊振寧的夫人。
教授的生活在聯大中期開始也走向貧困。本來，民國時期教授的生活待遇極好，聞一多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月薪達四百多元，而當時一個包吃住的保姆月薪才幾塊錢。在青島大學一次學潮中，聞一多認為學生無理，主張嚴厲處分，激起學生的圍攻；學生貼出醜化他的漫畫不說，還編了歌謠挖苦他講課時習慣發出的"呵，呵"聲，拿的就是他的薪水說事："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節課五十分鐘，經得起你呵幾呵？"
抗戰中財政困難，教授待遇開始下降。1941年起，隨著入滇難民和軍政機構的劇增，以及日軍空襲中商品流通的阻滯，通貨膨脹席捲了後方；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實際購買力只相當於戰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國難之中，聚居龍頭村的聞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兩樣菜，一炒蘿蔔，一豆豉，外加一湯而已"。就是事實上的校長梅貽琦，也在集體食堂搭夥，"經常吃白飯拌辣椒，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就很滿足"。為節約費用，年過半百的他外出儘量不用車，經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紛紛自救。聞一多為得到一套寬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學兼課；由於他精於篆刻，還開出價碼為人治印，深夜的油燈下，他往往還在為人刻印。連梅貽琦的夫人也聯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長期製作蛋糕，命名為"定勝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園寄售。
物質條件的艱苦沒有侵蝕那一代知識分子的風骨。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要給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補助一筆"特別辦公費"，但西南聯大的各學院院長、各部門負責人和各系主任一齊宣布國難之時，生活尚可，對此補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門的錢拒了回去。
貧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軍的空襲。1938年9月28日，日軍第一次空襲昆明；1940年和1941年，空襲最為頻繁；到1943年，在陳納德率領的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打擊下，才終於消歇。這期間，"跑警報"成為聯大師生的"必修課"。
往往正上著課，悽厲的空襲警報突然響起，師生就互相照應著立即向聯大後門的山上跑去，等到警報解除，再回教室繼續上課；如果警報時間長，一些老師索性就在山間安排學生席地而坐，講完課程。在這頻繁的跑警報中，著名哲學家金岳霖教授搞丟了他嘔心瀝血寫就的《知識論》手稿，只得從頭把這部六七十萬字的巨著再寫一遍。
岳老先生的《知識論》，先生欣賞林徽因女士，默默守護，終身未娶。
日機直接轟炸到聯大校園有兩次，分別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毀了師範學院男生宿舍，後一次損失更慘重，宿舍、飯廳、教室、圖書館都給炸得千瘡百孔。遭受嚴重的轟炸威脅一度使再次遷校提上日程，但因勞動太大而未實施。
在猛烈轟炸中，聯大把師生住所疏散到郊區，這給教學和生活帶來了很大不便。周培源的住處被安排在離城四十里外，為了進城按時上課，他竟自己養了一匹馬。
1938年到1941年，昆明民眾在日機轟炸中死亡一千零四十四人，傷一千四百一十四人；其中聯大師生員工（含家屬）大約死十人，傷十人。這個很小的比例，說明聯大在防空襲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住最簡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飯；在轟炸下學習，在硝煙中授課。西南聯大，如此悲壯。
西南聯合大學的魅力在於她的堅毅卓絕，在於她的獨立自由，在於她的名師雲集和桃李滿天下；但還有一個方面，同樣是其被後世經久不衰地談論的原因，那就是那一批文化大師在聯大留下的種種掌故軼事。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做出了一個引起震盪的決定：聘請三十六歲的作家沈從文為教授。
沈從文先生，代表作品為《邊城》，由是鳳凰古城名動天下。先生在「史無前例」中被下放勞動，重點是打掃女廁所。晚年有女記者採訪他，他平靜地說：「我打掃的女廁所可乾淨了。」女記者感慨地說：「您真是受委屈了！」老人突然情緒失控，嚎啕大哭，久不能止。
西南聯大集中了當時全國學界精英，留學歐美名校、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歸來的教師數不勝數；沒有高層次學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且已經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成績，他是作家，不是學者，沒有任何學術著作。
在學術界毫無過人之處的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授，這種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牴觸乃至憤怒，態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國學大師"之譽的著名學者劉文典。
劉文典精研傳統文化，尤其是《莊子》，他說自古以來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自己，另一個他沒說，半個則就是他劉大教授。
學問精深不說，劉文典脾氣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學校長時，鮮明地提出"大學不是衙門"；11月，安大鬧學潮，蔣介石正好來安慶視察。第一次見劉文典時，蔣介石見他外表邋裡邋遢，就問："你就是劉文典嗎？"劉文典回問："你就是蔣介石嗎？"刺激得蔣介石一楞神。蔣介石要求他懲辦罷課學生，他說："我這裡只有教師學生，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負責。"蔣介石大怒，對他拍案斥責；劉文典頓時發飈，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竟然撲上來要打蔣介石。劉文典被衛兵拖下後，蔣介石自下台階罵道："真是個瘋子！"
劉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學。在他眼裡，現代白話文學淺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價值？而這個沈從文連對白話文學的研究都沒有，只是個寫小說的作家。與被他瞧不起的沈從文同為教授，他十分不平，覺得跌了身價。
劉文典公開質問："他沈從文有什麼資格當教授？"還在課堂上說："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昆明空襲警報頻繁拉響之時，劉文典和學生一起護衛著大學者陳寅恪離開教室，看到沈從文也匆匆跑出，他當眾大罵："我被炸死了，就沒人給學生講莊子了，你沈從文跑什麼跑？！"
一貫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心靈敏感，來聯大後自卑而自尊。面對前輩劉文典的屢屢粗暴傷害，他一言不發，只是認真講授他的寫作課，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時常讓學生不知其所云，但他還是培養出了和他的風格一脈相承、後來被稱為"最後一個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說家汪曾祺。
沈從文今天在文學圈的最大傳奇也是最大遺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已議定，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沈從文；可是在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歲高齡辭世，而諾貝爾文學獎只給活著的作家。
"要是沈從文那個時候還活著，活到10月份就肯定會得獎。沈從文的去世對我來說是最遺憾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馬悅然2005年在北京傷感地說。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由埃及的馬哈富茲頂了沈從文的缺。
聯大校方不拘一格，頂住壓力，堅持給了沈從文教授職位，讓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生前年輕時候就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讓人感佩。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文典擅自離校，到雲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時任中文系代主任的聞一多堅決主張不再聘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為他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一多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裡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到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衝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後，劉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執掌的雲南大學，任雲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時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你真有學問才華，自有學府禮聘，而沒有編制、檔案、組織關係之類的羈絆約束，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張揚個性的條件；而有個性的張揚，才有智慧的噴薄。在重重"管理"下謀生的人，即便資質優異、勤奮刻苦，也不大可能成為開拓創新之才。
劉文典是資深教授，而在後起之秀里，同樣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離開了西南聯大。他就是今天人稱"文化崑崙"的錢鍾書。
錢鍾書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副教授時只有二十八歲，卻已經名滿學界。他的老師吳宓說，在老一輩學者里最強的是陳寅恪，年輕一輩里的"人之龍"就是錢鍾書。錢鍾書講課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裝，或者藏青色禮服，風度瀟灑；他講課只用英語，不用漢語，也從不提問，讓學生既傾倒又輕鬆。
但到1939年夏，錢鍾書就離開了聯大，改任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授。他離開的原因，學界一般認為是他心高氣傲，口無遮攔，時常傷人，人際關係惡化。比如他曾這樣批評聯大外文系："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人中，陳福田當時是系主任，葉公超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而吳宓則是他的恩師，都是名重一時的著名學問家。
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夫人楊絳專文闢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後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鍾書心裡不快，不願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錢鍾書的確是在不愉快中離開聯大的。他後來的小說名著《圍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聯大的動機。書中的"三閭大學"，難道不是暗諷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合併的西南聯大嗎？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極容易文人相輕。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一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他"攻擊"的對象是胡適，說："胡適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到後世，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里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斗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里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大學是智慧和才情、個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資金再充裕，景致再優美、學風再嚴謹、畢業生出路再寬闊，其魅力也要減色不少。惟有西南聯大，如此充分地詮釋了"大學"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