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一個平凡的星期五，日本國會參議院的選舉進入選前拉票的白熱化階段。
大小政黨和形形色色的候選人為即將到來的選戰或焦頭爛額或成竹在胸，各大派閥大佬，尤其是一些頗有知名度的資深政客則在全日本各處積極活動，或為自身張目，或為其所屬的政治團體與派別拉票。
成為戰後首相任職時間最長並曾兩度擔任日本首相、當今日本政壇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的「中國人民的老對手（畢竟也和我們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道了）」安倍晉三，也於當天上午來到古城奈良進行政治演說。
但安倍可能不知道的是，這次奈良之行將是他人生的終點。
當天中午左右，一個叫山上徹也的四十多歲中年人，繞過安倍身邊的安保團隊，用自製雙管霰彈槍對著安倍的後背連開兩槍，安倍倒在血珀之中，送醫院醫治無效後於當天下午被宣布身亡。
消息傳到國內，除了有關部門在外交渠道上依照慣常的外交禮節和用語進行表態外，中國網際網路上對於安倍之死的表達是多樣的。
吃瓜看戲者有之；
考慮到安倍在任時期他對於一些涉華事務的言行和當時中日關係，對安倍遇刺身亡表示「喜聞樂見」者有之；
也有人基於「道德高地」或他們所謂的「人道主義」對安倍的身亡表示哀悼，甚至對中國老百姓加以道德說教與口誅筆伐的。
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安倍遇刺的前前後後呢？
山上徹也的人生悲劇，安倍遇刺的直接誘因與一個「政治化」的邪教團體的誕生
雖然我們說安倍遇刺現場的安保人員水平實在是有點不堪——在兇手打響第一槍似乎並未擊中，安倍甚至還能回頭看，由於安保人員沒有及時貼身護住安倍和及時制服兇手，最終導致兇手能「從容」開出致命的第二槍。但日本警視廳方面的查案速度和日本媒體的信息挖掘能力還是可以的：一個多禮拜後，結合一些新聞報導和日本警視廳方面披露的官方信息，我們大概可以還原兇手的作案動機。
和日本歷史上一些針對著名政治人物的暗殺事件，背後大多牽涉一些政治或經濟因素，甚至私人恩怨有些不一樣 ，山上徹也刺殺安倍的起因是他的母親沉迷於一個源自韓國的「宗教團體」——「統一教」。
山上對「統一教」的仇恨很簡單——這個邪教組織毀了他的家族和他的一生。
山上幼年家境優渥，但其母是個狂熱的宗教信徒，在信仰「統一教」之前就曾沉迷於另一個邪教團體，經常拿家資向「教團」做「奉獻」，極少顧家。山上的父親看到妻子長期深陷邪教組織不得自拔，絕望自殺。
母親改信「統一教」後向邪教組織長期的「捐贈」，不僅導致山上家裡的祖產徹底被揮霍一空，家族破產。也讓山上長期患病的哥哥因為醫藥費被母親挪用得精光得不到醫治，無奈選擇自我了斷。
在山上考取當地知名高等學府後，母親殘忍地斷了他的學費只為了更多地向「教團」捐款。無奈之下，山上徹也只能早早從大學輟學參加工作養家，並在海上自衛隊服役兩年。
據山上本人說，由於遠離了他那被邪教控制洗腦的母親，那兩年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從自衛隊退役後他換過幾個工作，從工作履歷上看也是能力出眾，考取過幾個在日本算是相當「多金」的職業資格。理論上講，到這個時候山上徹也也算前途大好，只是架不住家中受邪教裹挾的母親動不動將存款盡數「奉獻」給「統一教」，甚至常跑到「統一教」的「大本營」韓國去搞長期「修行」……
最終，在走投無路並對因受邪教干涉的生活徹底無望的情況下，山上徹也決定對「統一教」的核心人物進行報復，以求「一了百了」讓母親脫離苦海。
因此，最初山上徹也的刺殺目標是這個「統一教」的一個重要頭目兼其創始人的遺孀，韓國老太韓鶴子。但由於疫情的原因，韓國那邊的「統一教」大小頭領無法來日，他自己也很難去韓國，這才將目標對準前首相安倍晉三。
原因無他，因為安倍晉三從多年前開始就積極為「統一教」站台。
這裡咱先說說這個「統一教」了。
據中國反邪教網以及我國有關管理機構的官方記錄，「統一教」全稱「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由韓國人文鮮明（1920－2012）於1954年在韓國釜山創立，1999年改名為「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
2008年4月，文鮮明及其妻子韓鶴子任命其子文亨進為「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會長，成為「統一教」新的「接班人」。這個「教會」曲解經典的基督教教義，主張「人生來帶有罪孽」，如若想「洗消罪孽」，就得按照「教主」文鮮明說的去做。
「統一教」的運作方式具有鮮明的邪教特徵，集中體現在對其信徒的經濟控制和家庭控制上。根據日本律師組織「日本統一教受害對策律師聯合會」的說法，統一教號召信徒捐獻全部財產，並將非法籌集到的錢款委託專人送至韓國。
而在家庭控制上，「統一教」最臭名昭著的便是「集體婚禮」，即「配婚」。這些新郎新娘的結合，不論其出身背景和國籍文化全由文鮮明隨機指定。他們結婚不是為了愛情，而是為了生育所謂「無原罪」的子女，達成擴張「神世界」的使命。
另外，一些該「教團」中的上層人物對於一些低層信眾，尤其是一些年輕貌美的女信眾存在長期的性侵犯和性壓迫等犯罪行為。
簡單說了說「統一教」這個邪教的「運作方式」，咱們可以再來說說這個邪教團體的歷史。
在說統一教的歷史前，咱們得先看看朝鮮半島上基督教的傳播歷史，這些歷史在客觀上塑造了今天韓國境內乃至整個朝鮮半島上存在著大量的信奉與天主教和基督教類似的有關「教團的」信眾基礎。正是這樣的信眾基礎客觀地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韓國能有這麼多像「統一教」這樣辣眼睛毀三觀的、套用「正教」教義和組織結構的邪教「教團」存在。
基督教在韓國的傳播歷史可以追溯到16世紀，新航路開闢後歐洲國家熱衷於派遣商人來東亞貿易，也十分重視派遣傳教士來東亞傳教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段歷史有時候會和之後幾個世紀的西方文化在東方的影響合稱為「西學東漸」。
而作為當時中華帝國藩屬國的「朝鮮半島」也「未能倖免」，很多傳教士經由中國到朝鮮半島活動。
在日本吞併朝鮮半島後，一些朝鮮民族主義反日鬥士也是在一些宗教的掩護下進行革命鬥爭的——今天在韓國被一些人廣泛尊奉為「國父」的半島獨立運動活動家金九，也曾在早年以傳教為掩護宣傳反日思想，曾經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鮮著名抗日誌士安重根也是基督徒。
甚至在今天，理論上不鼓勵信仰宗教的我國鄰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內依舊有三座天主教堂，朝鮮的前領導人金正日和金日成都曾試圖邀請過一些著名的宗教人士，甚至羅馬教皇訪問朝鮮。
說到這個「統一教」的歷史就不能不說這個教會的創始人——韓國人文鮮明。
文鮮明出生於日據朝鮮的一個農民家庭，很小的時候全家就皈依了當時在朝鮮半島流行的「基督教長老會」。後來根據文鮮明自己的說辭，他十多歲的時候「就在一座小山包上聆聽過耶穌基督的『聖訓』，立志要淨化人間罪惡。」
大學畢業後，文鮮明投身宗教活動，於1946年到當時蘇聯託管的北韓去傳教。很快，文鮮明就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和擾亂社會秩序被關到朝鮮東部的興南勞改去了。不得不說，史達林時代的蘇聯「老大哥」在鎮壓宗教問題上那叫一個立場堅決。
順帶一提，這裡的「生活作風問題」指的是，文鮮明認為要給異性傳教就必須進行「身體接觸」，這也是文鮮明日後創辦的「統一教」所謂「教義」的一部分。
1950年韓戰爆發後，「聯合國軍」一度占領興南，順便釋放了包括文鮮明在內的一批犯人。文鮮明被釋放後在釜山找到一份工作，他邊工作邊思考完善自己的「教義」，最終於1954年在融合了基督教、佛教和薩滿教等各式正教教義後，掛出了「世界基督教統一聖靈大會」的招牌，尋求建立一個世俗的上帝王國「天一國」。「統一教」因此而建立。
最初，文鮮明的「統一教」只是當時韓國境內眾多基督宗教體系下教派中的一個小分支，人少影響力也小，並且因為其「教團」內部的一些學說教義有悖於家庭人倫，以及教主文鮮明本人生活作風放蕩等原因，當時韓國國內一些大的「正宗」基督教團也將「統一教」視為異端而對其進行排擠。甚至有說法當局一度對文鮮明的「傳教活動」，尤其是其惡意引誘勒索信徒「捐款」和對一些女信眾實施性侵等惡劣行為進行過調查，但調查很快就無疾而終了。
因為文鮮明就抓住了一個「政治風口」實現了在韓國的迅速大規模擴張，並且將「統一教」變成一個「政治化」的宗教組織——這個「政治風口」就是「反共」。
20世紀60年代初期，韓國進入以朴正熙為首的軍政府時代。
由於冷戰開始後的歷史原因，韓國向來對「北傀」的「共產主義滲透」極為敏感擔憂。出於曾經被社會主義政府鎮壓過的經歷，文鮮明對「紅色陣營」那叫一個深仇大恨，也自然在他那「東拼西湊」搞出來的自我吹噓的教義中加入不少反共內容。
很快，朴正熙政府看上了這個積極反共的小「教派」，韓國的情報機構對其給予了諸多支持，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抵禦「北傀滲透」
在官方背書之下，文鮮明和「統一教」在規模和影響上迅速擴張，很快他便不滿足於僅僅局限于于韓國一隅，尋思著向日本進行擴張。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次安倍晉三之所以會被山上徹也刺殺，是因為行刺者的家庭與成長環境長期受到與安倍關係密切的、一個源自韓國的基督宗教體系「教團」的影響。
源自韓國的「統一教」，為什麼會擴張到日本呢？
安倍作為當今日本政壇具有極大影響力的政治家，又是如何同「教團」取得聯繫的？
祖孫兩代首相的相同遭遇，「政治化」邪教在日本的進擊之路（一）：從安倍的姥爺說起
岸信介，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昭和時代日本著名日本右翼政治家，侵華戰爭甲級戰犯之一。曾任日本國第56任、57任首相，被認為是戰後日本政界右翼勢力的鼻祖人物。
岸信介早年政治生涯是伴隨著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和「偽滿洲國」的建立開始的。
在中國東北擔任商務官員期間，因生活放蕩，每晚飲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哀樂無常，且剛愎自用使人難以捉摸，故岸信介又被人稱為「昭和之妖」。而其在東北推行的「鴉片經營滿洲的策略」則給中國百姓帶來無盡的痛苦與災難。
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岸信介歷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相、國務相兼軍需省次官，全面負責戰時統治經濟，指揮軍需生產和戰爭物資的調配。
1945年日本投降後，岸信介作為甲級戰犯本應在巢鴨監獄和東條等人一起被絞死的，不過由於他在戰爭期間曾經反對過東條英機，特別是在戰後他表現出的強烈反共和親美立場，因而頗得美國青睞，於1948年獲釋。
1952年，駐日盟軍——其實主要就是美軍直接占領管制日本，「整肅期」結束，岸信介開始組織政黨參與政治，1955年岸信介的政治團體被併入現在的日本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
1956年，岸信介在石橋湛山內閣中任外務大臣。因石橋有病，他於1957年2月接任首相。
任首相期間，岸信介與美國簽訂新的日美安全條約。相比於1951年吉田茂內閣時期，在美軍直接軍事占領下的「日美安全條約」，新的「日美安全條約」強調了美軍直接軍管結束後，日本和美國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性」，同時也增加了舊的條約中不具有的美軍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承諾。
而伴隨著「平等地位」與美軍對日本的安保義務承諾而來的，是新條約中規定的不設上限的「日美之間的軍事合作」——這就給了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聲音了。
美軍直接占領期間，在美國方面「協助下」制定的日本戰後第一部憲法的第九條中明確寫了：「日本永遠放棄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
等於說這樣一來，日本是要放棄保有正規軍隊和當代主權國家具備的「戰爭權利」的。
可是，隨著新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特別是其中關於日美之間「軍事合作」的加強，讓人們在「美軍的直接占領管制會放鬆」之餘，又產生了「日本會不會再武裝化」和「日本會不會被美國人綁架陷入戰爭」的爭議。
幾乎是相同的時間，由於韓戰等外部局勢的發展，美國開始計劃在駐日美軍基地部署核武器用以威懾中蘇。消息一出，日本很多老百姓對於自身的安全環境也更加擔憂。
對日本可能會再次步入戰爭的爭議，加上當時日本國民最關注的幾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包括駐日美軍基地和刑事裁判權問題；駐日美軍基地的核武器部署問題以及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歸屬問題；尤其是新條約的適用區域問題擴大了日本捲入戰爭的危險性和可能性，引發了日本社會對於新安保條約內容的大規模抗議。
恰逢當時正處冷戰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在積極傳播一些左翼的意識形態觀念，日本周邊又正好有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這使得日本國內的左翼政治力量在「反安保條約鬥爭」中表現得更為積極。
在中國、蘇聯，以及許多亞洲人士的支持下，日本的左翼政治團體以及很多擁護左翼政治路線的群眾很快達到數百萬之眾，並在一系列有關的反對鬥爭活動中占據上風和領導地位。
之前我們說過，作為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也是冷戰時期美國打造的「亞太反共防波堤」國家之一的韓國，由於其與社會主義朝鮮接壤因而對左翼勢力的擴張很是忌憚。
與韓國在美國盟友體系中地位相似的日本同樣如此——更何況，當時日本政壇內部也有相當數量的昭和軍國主義分子尚未被徹底清算。風起雲湧的左翼「反安保法案鬥爭」很快招致政府「合法的暴力機關的鎮壓」，日本戰後的左右翼政治力量的鬥爭規模擴大，逐步成為當時日本社會政治生活的「顯學」。
1959年5月9日，日本左翼政治團體聯合提出解散國會和對岸信介內閣的不信任案，鬥爭逐漸進入高潮。
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預定於6月19日訪日，為了保障這次重要外事活動不出亂子，並且在艾森豪訪日的時候好好表現一下，「新安保法」至少要在5月20號前被眾議院通過。因為根據當時的日本法律，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就算不經過參議院表決，三十天後就會自動生效。
因此，岸信介政府和自民黨在5月19日深夜利用眾議院決定強行通過該條約，這種不合法的立法手段使「安保鬥爭」急劇高漲。
1959年6月10日，數百萬抗議者聚集在羽田機場包圍當時在機場為艾森豪訪問「打前站」的美總統秘書。
6月15日，580萬群眾參加抗議條約簽字和美國總統訪日活動。當晚，7000名學生衝進國會與3000名防暴警察發生衝突，一名東京大學女大學生被打死，矛盾進一步激化。
6月16日，岸信介政府請求艾森豪延期訪日，直至取消。
條約自動生效當晚，33萬示威群眾包圍國會試圖阻止條約生效，但最終沒有實現。不過，聲勢浩大的日本安保鬥爭雖然沒能阻止條約的生效，但卻讓岸信介內閣下台和艾森豪總統終止訪日，這在亞洲和世界都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岸信介下台後繼任首相池田勇人同樣來自保守的自民黨，這估計也算是岸信介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換自民黨乃至當時整個日本國會內保守力量在日本政壇的繼續存續吧。
岸信介下台前後，在即將繼任的首相池田勇人舉辦的招待會上，被一位在當時被認為是「左翼人士」的激進分子以「為反安保條約鬥爭中犧牲的女學生復仇」為名行刺。
事情是這樣的，在池田舉辦酒會的當晚，刺客荒牧退助進入酒會，在散場時接近岸信介，用刀捅傷了岸信介。幸虧當時會場裡人比較多，迅速控制住了刺客，否則岸信介凶多吉少。結合前文咱們對安倍晉三遇刺這次日本保安的吐槽，或許安倍他姥爺身邊的安保力量還是挺靠譜的。
這次事件中，岸信介被幾個年輕人抬著表情誇張的照片很快成了熱門的新聞版面素材。
事情發生的第二天，岸信介宣布正式辭去首相職務，並把位置交給也已成為自民黨總裁的池田勇人。
關於兇手的認定，當時很多人特別是一些代表日本保守勢力的聲音說，兇手荒木退助是個「左翼激進分子」，想為之前在反安保鬥爭中和警方抗爭而犧牲的女中學生報仇。多年後，荒木退助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過這樣的話。
但是一些左翼政治力量卻懷疑「刺岸兇手左翼分子」論，他們認為是當時包括自民黨和岸信介在內的日本右翼高層定下的一個陰謀，跟希特勒當年「國會縱火案」後即展開對德國共產黨的總清剿一樣。
日本左翼人士的猜測也是有根據的，因為後續的警方調查披露，荒木退助在早年間是舊日本帝國時期最激進的極右翼組織之一「大化會」的成員，而他刺殺岸信介的真正原因是覺得岸信介批准「新安保條約」後，日本的國家安全基本全數交給美國人，這是一種「很沒有昭和精神」的行為。
被「覺得你不右翼」的更右翼的人刺殺，不知道對岸信介這樣一個鐵桿右翼人物來說是不是一種諷刺。
當然，日本左翼認為「岸信介被刺未遂事件」是右翼的「苦肉計陰謀」，還和三個月後日本著名左翼活動家、日本社會黨主席淺沼稻次郎在公開演講時被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刺刀刺殺身亡有關。當然，這是另一個故事了。
淺沼稻次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左翼活動家與反美鬥士，也是戰後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先驅，受到過毛主席等黨和國家早期領袖的接見，還提出過著名的「美帝國主義勢力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之敵人」的經典口號，這裡願他的魂靈安息。
岸信介雖然下台了，但由於他在舊日本帝國時期的經歷和在保守派勢力的內部地位，以及依舊是國會議員的政治身份，仍算「餘威震於殊俗」，對於很多當時日本政壇的內部事務常以元老身份發表自己的意見看法，也經常為一些右翼政治勢力站台。
前面我們說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日本國內左右翼力量激烈鬥爭的時代。在日本由於歷史原因根基深厚的右翼力量，對於當時由日本國內外因素共同作用搞得「萬物生機勃勃勁發」的左翼運動那叫一個「苦大仇深」。當年日本搞左翼運動的社會活動主力是一些青少年學生，活動方式也主要是以聚眾集會示威為主。
在現代民主國家，聚眾示威與當局或有關方面的「暴力驅逐」以及類似含有強制力傾向的應對措施，是共生的。
日本政府面對這些左翼示威的時候，最常用的手段是調動警視廳去維持秩序，對於一些特別激進的「鬧事傾向」者則採取強制逮捕手段加以控制。這種「衝突」少數幾次發生還湊合，可是一旦發生次數頻繁且持續時間不短的話，對於日本政府尤其是很多右翼政客來說就相當頭疼。
在他們看來，要想徹底打壓左翼勢力就不能這麼「守規矩」，本著「擒賊先擒王」的原則，有時候他們尋思應該用些「非常規手段」著重教訓一些左翼團體中頗具影響力的活躍分子。這些見不得人的手段是什麼樣的大家估計都能猜個大概。
前面我們說過，冷戰時期的韓國和日本如果將其置於「美國亞洲盟友體系中的反共防波堤國家」這樣的國際政治定位來看，兩個國家雖然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但背後卻有相似的邏輯。
韓國軍政府大搞特務統治，搞出過「西冰庫」、「首都警備司令部」這樣專門用以囚禁對付反對派的專門特務機關。
戰後日本由於在美國監督下「對舊日本帝國的政治傳統做清算」，因此明面上的軍政府暴力機器那一套不能搞。但為了對付「很有精神」的左翼積極分子，日本右翼政治團體也是不吝於動用一些「白手套」來做一些「不太見得光的操作」。最初和日本政府內一些比較頑固的保守勢力合作的是一些黑社會和右翼支持者組成的「行動」團體——今天我們在遊戲和影視作品中能看到的日本黑幫，不少都是從當年和保守政治勢力 「合作」鎮壓左翼力量時，開始在日本的社會生活中「登堂入室」的。
可是長期用這些「社會人」以拳腳的方式教訓那些左翼力量，一旦被扒出來將成為日本政府和右翼政黨無法洗乾淨的「黑歷史」，也可能給日本左派指責的「軍國主義復辟野心」以真正口實。畢竟，用「白手套」去給一些左翼積極活動家挨個「物理點名」的行徑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舊日本帝國憲兵隊、特高課什麼的所作所為。
很快，日本右翼在「抵禦共產滲透」的問題上，也想到了前面提到過的韓國軍政府曾用過的點子：在他們看來，左翼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其中的大部分參與者都是那種信仰不太堅決的人。
只要把這些「搖動派」從左翼團體那邊爭取過來，用另一種思想替代社會上對於左翼思想的追捧，日本的左翼力量就很難發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的三天兩頭的大遊行或者示威情願了。左翼思想失去了「群眾基礎」和吸引力，就能實現日本右翼力量所希望的在根本上「抵禦共產主義入侵「了。
「真是剛瞌睡就有人遞枕頭」。幾乎就在日本右翼尋思找一些可替代的「思想內容」去對沖在日本一度時髦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時候，前面提到的文鮮明帶著他的「統一教」來到了日本。好巧不巧的是，經人引薦文鮮明和岸信介建立了關係。
「統一教」最初在日本的核心機構以租客的形式，租入了岸信介在離開公職後居住的房子裡（一說是當時岸信介住所的隔壁屋子）。
隨著文鮮明與「統一教」和日本保守政客越走越近，「統一教」這一政治化的宗教其自身的「政治化」特點更為鮮明，之後更是憑藉著和日本政界高層的關係在日本迅速擴張。而文鮮明本人的政治主張，加上他和「統一教會」在韓國發展時和當時韓國政府的關係，也讓更多日本政客尤其是一些保守派別的政治人物樂得與其發生聯繫。
當然，這個時候和「統一教」日本分部發生密切關聯的，除了很多「老頭子」，還有當時和母親一起借住在姥爺家中，年僅10歲左右的小安倍晉三。
甚至有說法指出，「統一教」在日本的一些老頭目，完全可以在安倍晉三的喪事和葬禮上，面對安倍的遺像說上一句「看著你長大，看著你離開人世。」
祖孫兩代首相的相同遭遇，「政治化」邪教在日本的進擊之路（二）：宗教、政治和經濟
前面我們提到，利用和安倍晉三的姥爺、戰後日本右翼政治元老岸信介的關係，文鮮明的「統一教」在日本生根擴張。
當然，雙方的利益關係是相互的。
具體來看，對於日本右翼來說，他們需要一種青年人中的意識形態來對沖當時日本社會，特別是日本青年中廣為流行的很多左翼意識形態元素。因此，「統一教」自1963年被正式註冊為日本的「宗教法人」，之後統一教將傳教目光瞄準了日本大中學校，以求擴大其在日本的「教團」規模。
年輕人涉世不深，對很多東西充滿熱情的特質被「統一教」的日本分部所利用，還真有一些青年人跟著他們去傳教——其中既有懵懂無知的青年，也有曾經「隨大流」般跟隨日本左翼運動後因各種原因「悔過或失望」的人。
當然，僅僅是在青年人中傳教只是「統一教」與日本右翼政治家之間「默契」的一小部分。事實上，根據後來一些對於「統一教」進行過長期調查的人士的證言：在20世紀60年代初，「統一教」在日本的活動不僅僅是受到日本右翼集團的暗中支持，其背後也有「母國」韓國政府，特別是韓國情報機構的影子。
有證據表面，文鮮明本人在韓國時就長期為韓國中央情報局（KCIA）與美國的情報組織充當線人，而岸信介等日本政壇「大佬」和「統一教」過從甚密，不僅僅為了試圖利用宗教對沖左翼意識形態在日本社會的「蔓延」，也有試圖藉助「統一教」為媒介結交韓國國內人士的意圖。岸信介就曾經在「統一教會」日本分部會見過當時韓國的很多政商界人士。
結合日韓兩國的戰後關係，以及「統一教」曾經扮演過KCIA白手套的事實，甚至有充分理由懷疑，在20世紀60年代的前中期「統一教」甚至扮演過為日韓兩國建交「牽線搭橋」的作用。
要知道， 二戰後韓國和日本雖然早就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體系的「忠誠追隨者」，但由於20世紀早期的歷史原因，兩個國家一直到1965年才正式建交。
韓日建交的時候兩國的主要領導人分別是韓國軍政府總統朴正熙和日本的佐藤榮作——朴正熙前面說過，典型的右翼軍政府；而佐藤榮作，則是岸信介的親弟弟（岸信介小時候被過繼給親戚家才以「岸」為姓），是日本戰後參拜靖國神社次數最多的首相，其任內長期推行典型的右翼外交政策，保守派的政治光譜可見一斑。
可以說，「統一教」在日本紮根後，沿著之前在韓國時期就逐漸成熟的明顯帶有保守立場的政治化道路進一步「狂飆突進」。
1968年，在岸信介的支持下「統一教」在日本掛出了另一塊牌子——「國際戰勝共產主義聯盟」（在日本也叫「國際勝共聯合」）。這個「新組織」想幹啥看名字就一目了然了，這個組織成立標誌著「統一教會」在「政治化」的蛻變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也意味著「統一教」將更加深入地參與日本的政治生活。作為宗教組織時以「統一教」為名，而作為政治機構或政治組織時「國際勝共聯合」就派上了用場。
在岸信介等右翼日本政治派閥大佬的支持下，「統一教」在日本迅速膨脹，在20世紀60年代很快就從一個初「登陸」日本無人問津的「旁門左道」的基督信仰體系小團體，變成擁有超過60萬信徒的龐大組織。
前面我們說過，岸信介等右翼勢力和「統一教」建立了雙向的政治經濟利益關係，日本政客為「統一教」這個由朝鮮人創辦、在日本民間理論上講應該挺「不受待見」的組織，在日本的生根發芽開綠燈。而文鮮明和「統一教」也為日本政治家「投桃報李」，這種「投桃報李」不僅僅局限於幫助他們和韓國政府建立聯繫，也時不時貫穿於日本日常的政治運作中。
最明顯的就是選舉。
現代民主國家，選票就是一切。一般來說，被選舉人能否動員更多的人前往投票站投下對自己有利的有效選票，是被選舉者能否勝出的關鍵。
一般來講，民主國家的政客在大選前為了自己選舉的便利經常會走訪一些「團體性組織」，如大型企業，社會公益團體等。一方面對自己的「人設」加以一些塑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積攢或者吸引特定人群的選票，當然一些團體能提供選舉經費的「友情贊助」自然也是再好不過了。
而對於日本右翼政客們而言，立場和他們極為相近，尤其是在「反共」和打壓左翼勢力的「話題」上有諸多共同語言的「統一教」就成了天然的「票倉」之一。相比於一些其他類型的團體組織，宗教組織中的人士往往對於一些意識形態或者觀念的「忠誠度」比常人而言更加牢靠，這種特質投射到選舉政治中，就是很多政客相當中意的選票基本盤的重要組成。
在60年代的時候，由於岸信介的關係，「統一教」往往還只是在岸信介的「授意」下對於一些選舉中的特定參選人發動其信徒「打call」投票支持。
而到70年代，隨著「統一教」的另一張「畫皮」，也就是作為政治組織而存在的「國際勝共聯合」逐步發展壯大，一份列有眾多日本國會大小議員名單的「推進戰勝共產主義議員名單」在「統一教」的手中出現。上了這份名單的政客，在選舉前後都會收到「統一教」的宣傳協助、政治獻金和「刷票」支持，有的時候「統一教」甚至還會給部分政客派遣專門的「秘書」為之鞍前馬後全程聯絡跟進。
這份名單上的名字不乏坐到首相之位者，如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麻生太郎等。
事實上，利用宗教的「人頭聚集性」進行政治活動，在當今日本政壇早就不是秘密。和自民黨共同執政的公明黨，長期和一個叫「價值創造學會」（簡稱「創價學會」）的「教團」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的運作模式和自民黨與「統一教」間的合作也是十分類似的。
至於，為什麼日本也會如當年的韓國一樣出現眾多大小「教團」？
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破滅後，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明顯，人們內心空虛彷徨急需一個心靈寄託，給了很多各類「教團」，比如曾經製造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的「奧姆真理教」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興起以「肥沃土壤」。
事實上，「統一教會」在韓國的發家，以及今天為什麼韓國有很多「讓人看不懂」的大小邪教類團體，也和過去韓國經濟一度長期貧弱和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社會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有關。
1986年的日本國會選舉中，自民黨大勝，「統一教」名單上的參選人90%左右都被選為國會議員。之後的1990年日本眾議院選舉中，雖然岸信介已經不在人世，但他的政治遺產比較完好的「傳承給」他的女婿了，也就是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
因為安倍晉太郎的經營和為「統一教」與自民黨「牽線搭橋」， 在這一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文鮮明親自鼓動全「教團」上下旗幟鮮明支持自民黨，使得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勝選的第二天，在日本國會附近一家高級酒店裡，安倍晉太郎作為重要嘉賓出席，而文鮮明更是當場「許諾」說是下次要把安倍晉太郎捧上首相的寶座，讓他和他的岳父一樣。
可是後來安倍晉太郎身體不好死得早。
不過，日本的派閥政治中，家族政治和門閥政治的「傳統」使得安倍晉太郎去世之後他的政治遺產得以由安倍晉三繼承——作為政客和政治家的安倍晉三和「統一教」的故事，到這裡翻開了新的篇章。
2006年，當時還是小泉內閣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給當年「統一教」的「集體婚禮」發去了一個賀電——發個賀電就算了，可是統一教會旗下的喉舌報紙把這個東西自己主動捅出去了，頗有一種「不自知」的感覺。
很快，這件事引發了當時日本社會對於安倍這樣的內閣大臣，也就是咱們國家的實職正部級別的幹部，到底能不能去為一個宗教組織，而且是個上上下下都散發著邪教氣息的宗教組織「站台」的討論和擔憂。
當然，後來政府方面以「賀電是官房長官私人名義發的」為理由對外界做了回應，安倍本人則解釋說：「這是老家那邊自己的議員事務所擅作主張乾的，我已經叫他們注意了。」
在繼續領略安倍晉三時代以及岸氏日本政治門閥和其他保守政治勢力和「政治化」宗教團體的故事和關係之前，我們先簡單看看「統一教」是如何在經濟上「生財有道」、甚至把「生意」做到美國去的。
畢竟，搞政治關係也好，辦各類政治化組織乃至控制一些宣傳渠道為自己、為他人辦事也罷，拉人投票和給一些政客政治獻金，沒錢是不行的。
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信徒捐贈。
前面我們說過，刺殺安倍的兇手山上徹也的人生是如何「開局一手好牌」被信仰邪教且三天兩頭「捐款奉獻」的母親敗個精光的故事。當然，「捐贈」對於邪教頭目與團伙來說是不可持續且可遇不可求的，為了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利用信徒對邪教的無條件信任從而兜售一些「法器」就成了很好的選擇——和咱們國家這些年一直大力打擊的「老年人保健騙局」類似。
簡單來說，就是告訴信徒，買一些看似沒啥用處甚至和市價相比貴的離譜的物什——就因為這些物什是被「開過光」的……這種智商稅騙局其實在日本也有人查，據說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千萬日元，但因為「統一教」和政府核心的關係，總能「睜隻眼閉隻眼」的「過關」。
隨著「統一教」在日本和韓國的大量斂財，其經濟實力也在迅速擴張。除了前面說的辦各類名目的「政治團體」之外，還依託一些政客建立了數個「智庫」。
此外，在強大的金元實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場，以及韓國、日本等政治機關和人物的支撐或背書下，統一教從1960年代，也就是幾乎和在日本擴張的同時期開始在美國擴張，收買美國媒體，比如經常被我們國家有關單位點名的保守派小報《華盛頓時報》。
「統一教」在美國的擴張之路和在日本的擴張有些類似的，都是利用美國民主政治體制的一些特徵「鑽空子、拉關係」，在獲得官方或者有重大影響力頭面人物的「背書」之下，將觸手伸向政治、商業等諸多領域，為美國的保守勢力和一些財團等提供聯絡平台。
「統一教」過去在美國的影響通過一個越南戰爭時候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都知道，美國兩黨的政治體制中，大致偏向保守右翼的共和黨和大致偏向自由主義左翼的民主黨，在現當代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中有著較為鮮明的「地理分野」的——比如說，加利福尼亞在州一級的層面，被認為是民主黨的長期「鐵票倉「，也就是」藍區「。
換句話說，每次美國大選，加州選出的選舉人團或者選出的參眾兩院議員，更多情況下會代表當時民主黨的訴求。反之，德克薩斯州則普遍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大據點。
越南戰爭的時候，美國國內的左翼力量當時是積極反戰的，在加州這樣的左翼核心區有關反戰示威搞得很熱鬧。可就是這樣，在左翼的各種「圍攻」下，「統一教」硬是能在政府的撐腰下在加州一些左翼示威遊行的核心區搞「支持越南戰爭，支持『遏制共產主義在中南半島擴張』」的遊行活動。
冷戰結束後，文鮮明將「統一教」打造出一個跨越政治、經濟、商業等各門類方方面面的大型「商業帝國」，和很多國家的權力和金錢上層搭上關係。
進入21世紀以來，「統一教」的「朋友圈」中，既有過去的保守派別政客，也有前蘇共領導人、也是蘇聯解體的最直接「人的因素之一」的戈巴契夫。
這裡說一句，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統一教」一度試圖利用當時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積極引入外資的風口，用經商、旅遊、辦學等幌子向我國內地滲透，但幸好被有關中央和地方政府單位及時察覺而未果。1997年，在公安部正式給「統一教」掛號為邪教之後，「統一教」於國內基本上算是銷聲匿跡。
說回安倍晉三和「統一教」的聯繫。
在安倍就任日本首相，並逐步以過去自民黨內「細田派」這一個大派別為基礎組建「安倍派」後，明面上他和「統一教」是保持距離的，但自民黨內尤其是很多安倍的親信仍不時以各種名義為」統一教」的各種公開非公開活動站台。說得上名字的比如，前防衛相稻田朋美，前官房副長官萩生田光一等。
在安倍前幾年結束「最長任期首相」僅保留議員頭銜卸任後，他和「統一教」的關係又開始從內而外熱絡，並且時不時公開以「前首相」的身份出席「統一教」的一些活動或致辭致賀。
總之，「統一教」從其在韓國創辦到登陸日本，再到滲透美國，其主要手法都是利用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與相關領域的「操作規則」，利用其保守立場的政治主張和一些政府與高層的「背書」在政客和商界精英等派別中上下聯絡，試圖構建一個以其為核心的個人、宗教、政治和商業、橫跨多領域的大型複合利益共同體。
「政治化」的「統一教」，利用一些政客和政治勢力的「支持」，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統一教」和其下屬機構也開始不知不覺的影響一國的政治。
安倍遇刺之後：刺殺首相的歷史，政治遺產，和一個「昭和式政客」的「昭和式結局」
承接前一個部分的日本修憲問題，在最後的部分，我們就簡單談談並少許預測一下：安倍遇刺身亡後，自民黨以及日本政壇、包括日中關係的未來走向。
前面我們講日本派閥政治的時候，提到過日本的派閥政治在和大門閥大家族「繼承模式」的基礎上，也是體現出相當的繼承性的——正常情況下，前任是會物色特定政治或正當系統的繼承人的。
目前來看，由於安倍的突然身亡，其過去領銜的目前自民黨內最大的派別安倍派，在沒有特別可靠繼承人的基礎上很有可能會分崩離析，被自民黨內部其他派別「瓜分」。自民黨內部的派閥勢力劃分可能又會回到過去的「群雄逐鹿」的狀態——甚至可能會影響未來日本首相能不能平衡好執政黨內部利益並乾的長久。
說到首相，就不得不說說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和一些自民黨的「後起之秀」了。
安倍上回「辭職」後的接任首相競爭中，包括前日本外相河野洋平的兒子河野太郎在內的很多年紀較輕的「少壯派」表現亮眼，對於目前很多政治派閥領袖進入遲暮之年的自民黨來說已經有重新洗牌之勢頭。安倍這一死，過去的最大派閥很可能被瓜分的未來，這種新代舊的勢頭會更明顯。
而對於現任的岸田文雄來說，失去了安倍的「掣肘」，岸田在未來會不會更加大膽而主動地採取一些更具備自己特色的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並乘勢建立自己的核心圈，像安倍一樣幹得長，還是會在自民黨內鬥中很快讓位，甚至導致自民黨丟掉國會選舉與政權，也是值得關注的。
當然，隨著安倍的遇刺，根據目前已經結束的日本國會選舉情況看，自民黨為首的保守勢力是獲得較大優勢的。說難聽點，安倍用自己的死為日本保守勢力的持續向前「保駕」，甚至在客觀上還能加強日本國民的不安全感以推進修改和平憲法，日本的不少政客估計都是「嘴上慘兮兮，心裡MMP」甚至「心花怒發」的。
而保守派的進一步得勢，也讓我們中國人很關心的日本「修憲」問題，和未來的中日關係問題更加撲朔迷離了。
「修憲」一直是日本保守勢力的「老大難」，雖然最早從岸信介那代人開始，日本國內不乏「要爭取軍隊和日本國家職能正常化」的聲音，但直到今天，由於反對黨的反對和日本民眾對戰爭與和平的對比記憶依舊深刻而作罷。
甚至有日本人自誇為「世界最安全之國」。
然而隨著俄烏戰爭爆發，與中日關係圍繞領土主權爭端和台灣的問題也日趨緊張，加上中美關係的複雜嚴峻，以及安倍遇刺身亡這樣的直接社會安全問題，可以預見並且已經發生的是：日本要求修憲的呼聲會越來越高。
雖然事實上，日本自衛隊綜合實力依舊是世界前列，修憲只不過是讓「日本的再武裝化」成為法定背書罷了。
當然，目前日本的修憲還是激發了相當大的反對意見。
日本新一批的左翼活動人士也有組織以萬計的在日本政治核心地區的示威，大有當年昭和時代的「左右鬥爭」的現代復刻之勢。只是幾十年過去，日本和國際社會都變了很多，這種「抗議」也失去了其在上個世紀的應有實際威力就是了。
當然，對於中日關係我們還是需要保持我們的戰略定力，通盤考慮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這三個關聯問題的影響和聯繫。
安倍的死，既不至於讓日本「重新昭和魂魄附身」，也不至於讓「中日關係一定再上一個新台階」。雖然根據一些猜測和蛛絲馬跡，若不是疫情安倍時期中日兩國是要安排慶祝紀念邦交四十周年的互訪和新的政治文件簽署的，由於疫情，目前這些是否能夠實現特別是雙方新的政治文件能不能簽署，也值得關注。
此外，日本這個國家在歷史上，有太多對現任或前任的政治人物的刺殺，除了前面我們講過的刺殺伊藤博文的韓國反殖民反日鬥士安重根，還有著名的「二二六兵變」後組建「軍部內閣」等等。
刺殺政治人物有的是為了個人恩怨，有的打著「天株國賊」的旗號，但背後無一例外，都會帶來日本內政外交總格局的新洗牌。面對這樣的新洗牌，我們局外人和域外國家，只有做到「聽其言，觀其行」，靈活應對，以我國國家利益的發展為至高，方能處理好未來的可能變局。
總之，安倍晉三，這個跨越昭和、平成、令和，但腦子裡的很多政治衣缽根源性是繼承自昭和時代產生興旺並流傳至今的保守派政治家，以被刺身亡這樣十分昭和，且發生在其家族先輩身上類似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物理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生命，這不能不讓人感慨歷史時間維度的精巧。
而安倍和邪教之間的聯繫，來自韓國的興盛於日本昭和年間的「統一教」，以及日本政治勢力和統一教勾結在世界很多地方做各種么蛾子，恐怕也應該讓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國家的政客警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