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Innocent Roland
在人類過去漫長的歷史中，人們總是傾向於記住那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人物，就像每一個雞湯故事裡，作者總會告訴讀者：「人們總是只會記住第一名，而忽略後面的數位優秀的人。」
在商業世界中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能記住那些統治一整個時代公司的CEO，進而忽略掉許多隱藏在CEO之後，卻同樣創造歷史的人物。就像我們總會記得馬克·扎克伯格之於Facebook、傑夫·貝索斯之於亞馬遜、馬化騰之於騰訊、張一鳴之於字節跳動。
但這些活在聚光燈之下的CEO背後，都會有一位極受信任的「影子」，在公司的經營中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例如，設計了亞馬遜Prime會員計劃、亞馬遜第三方賣家市場、亞馬遜娛樂、亞馬遜Business和亞馬遜廣告的傑夫布萊克波恩；改變了騰訊增長思路的劉熾平；從零搭建字節跳動整個商業化體系的張利東；以及我們今天故事的主角，幾乎從零開始構建了一個年營收超1000億美金的廣告帝國的雪莉·桑德伯格。
1 將基石與我，帶給Facebook
桑德伯格確實並不太像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影子」，相比大多數公司二號人物的低調內斂不同，桑德伯格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熠熠生輝的人，著書立傳、宣傳女性主義（事實上，桑德伯格並不算是一個傳統的女權主義者，相反雖然她的經歷可能毀譽參半，但不可否認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對職業女性的一種激勵）、一手搭建了包括Google和Facebook在內的兩家網際網路巨頭的廣告部門、又在隨後的時間裡深陷各種公司醜聞的漩渦之中。
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桑德伯格是一位不容忽視的商業領袖，在她加入Facebook之初，人們一度稱其為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The adult in the room），因為扎克伯格和Facebook最早的一批員工負責對網際網路、Facebook以及未來的美好設想，而桑德伯格則負責通過商業運作來賺取足夠的利潤，以便實現這些美好的設想。
雖然商業化為Facebook帶來了很多負面新聞，很多行業觀察者同樣指責她並未做出措施來防止這些問題發生。但不可否認的是，從桑德伯格掌管公司的廣告業務開始，該公司的年收入從大約 1.5 億美元一路增長到去年的 1179 億美元。
馬克·扎克伯格於 2021年7月8日在愛達荷州太陽穀舉行的艾倫公司太陽穀會議後與雪莉·桑德伯格散步。
前 Facebook 員工凱蒂·哈巴斯 (Katie Harbath)，現諮詢公司 Anchor 的執行長在接受CNN採訪時曾直言，「在某些方面，Mark 和 Sheryl 是聯合執行長。」
這也是為何隨著桑德伯格在今年6月1號用一封千字長文，告別了她在Facebook 的14年，並表示未來會將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投入到慈善和個人事件上去以後，扎克伯格最終會在自己的發帖回應中，宣稱這是一個時代的落幕。
不過，從某些層面上來說，桑德伯格可能並不僅僅只是一個商業時代的代表。畢竟她在Google工作時是網際網路時代的代言人，到了Facebook之後，她又是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代言人。
甚至是許多傳言中最終導致桑德伯格離開的是Meta的新未來——元宇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盛開在Facebook龐大廣告營收基礎之上的鮮花，無論元宇宙未來是否能成功，就目前來看沒有廣告帶來的龐大現金流，Facebook恐怕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元宇宙相關的研發當中去。
2 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的華美樂章已然奏響
曾經Google作為網際網路時代的巨頭，廣告業務幾乎獨步天下，而這一個宏大的網際網路搜索競價排名廣告，以及網際網路廣告聯盟的時代，正是由桑德伯格一首開創。
不知道應該說是巧合，還是桑德伯格早已準備的Plan B，在2007年的聖誕夜，桑德伯格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了一個叫扎克伯格的小伙子，並聽到了一個新的想法——網絡反而能解放真實的自我。
而同一時間節點上，Google在2005年8月收購注資的安卓公司，在經歷了兩年的漫長開發後，於2007年11月，其第一次與84家硬體製造商、軟體開發商及電信營運商組建開放手機聯盟共同研發改良Android系統。隨後Google以Apache開源許可證的授權方式，發布了Android的原始碼。次年，也就是2008年的10月份第一部Android智慧型手機正式發布。
此時，未來已至，桑德伯格卻不是Google這艘宇宙火箭的主要掌舵人。
也許是看到了Facebook未來在移動端大展拳腳的未來，也許是被扎克伯格的對Facebook未來的熱誠所感動，又或許是在看到了移動端所代表的未來。除了這些可能性之外，有一點幾乎是可以確定，Google當時已經無法給桑德伯格更多的決策權了。
根據海外媒體INSIDER的報導來看，Google彼時的CEO曾提議由她接任財務長，但桑德伯格想要承擔更多的責任，或者說需要更多施展抱負的空間，她的目標直指Google營運長一職，但可能Google的高管們似乎覺得覺得Google擁有CEO施密特和谷歌的兩位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三人作為最高決策者已經足夠。
或者Google當時已經有了別的計劃，但就最終結果來看，桑德伯格只剩下兩個選擇，要麼繼續在Google做自己熟悉的工作，或者離開Google尋找更廣闊的空間。
前谷歌執行長埃里克施密特和雪莉·桑德伯格
桑德伯格在當時還是有足夠的餘地，即使Google這艘宇宙火箭不能給她足夠的空間，她還可以選擇加入Facebook，彼時扎克伯格對其信任有加，而桑德伯格也在Facebook之上看到足夠的未來。總的來說，此時的Facebook與桑德伯格棋逢對手，將遇良才，雙方高度重合的利益，使得她毅然決然的拋棄了過往榮譽，在全球經濟風雨飄搖的2008年初，加入了Facebook。
當然了，命運中的所有饋贈必然有其代價，對當時的桑德伯格而言，她仿佛再一次回到了2001年剛加入Google時，那會Google只有260名員工，要知道那會她所在的廣告和銷售團隊僅有4人的狀態。但加入Facebook甚至比當年剛加入Google初級更慘，Facebook那會只有總計130名員工，而從Google離開時，桑德伯格管理的Google廣告業務團隊已經擴大到近4000人。
這就意味著，Facebook要面臨的問題顯然更多一些，且早期絕大多數公司經營的事物都要交給桑德伯格來完成。她要考慮廣告策略、招聘和解僱、管理以及處理政治問題，於是扎克伯格為桑德伯格量身打造了一個COO的職位。
桑德伯格也迅速適應了她的角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廣告業務，僱傭更多的優秀人才，改造甚至從頭樹立公司的管理文化，向最初的管理者們傳授如何經營一家企業，創立最初也是基本的發展框架。
畢竟，一個年輕的，充滿著對未來幻想，又對公司經營抱有不切實際幻想的「甩手掌柜」可不是一個典型的好領導。例如，她為扎克伯格和工程師安排九點的會面，但扎克伯格沒來，因為在扎克伯格這位老闆看來，九點指的是晚上九點，不會有人早上九點就來上班。
又或者，就在桑德伯格加入Facebook後的第一個夏天，也是在公司新業務的重要階段，扎克伯格突然興起決定出去旅行一個月。沒有留下指示，他就把公司直接交給桑德伯格和當時的產品管理總裁馬特·科勒，在這一個月期間，這位老闆幾乎失聯。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充滿信任的表現，除了處理這些由於老闆「不靠譜」而帶來的焦頭爛額的麻煩之外，就像一開始說的一樣桑德伯格還要負責招聘業務，迅速的僱傭更多熟練人才，以便Facebook能夠快速搭建起一支有力的團隊，從而在商業上完成「止血」。
於是，在那段時間桑德伯格幾乎可以說是最不受Google歡迎的人，在谷歌的前同事莫里·格雷厄姆（Molly Graham）跟隨她來到了Facebook，幫助生產移動端產品，密友埃利奧特·施拉格（Elliot Schrage）也從谷歌跳槽，成為了Facebook 全球傳播和公共政策副總裁，此外還有Schrage、Fischer、Choksi …… 到2011年年中，根據Linkedin上的數據，在Facebook 工作的前Google 員工人數，大約是在Google工作的前Facebook員工的四倍。
但顯然，事情的發展從來不會一帆風順，就像在網際網路剛剛崛起的2001，從傳統媒體手中爭奪廣告份額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全球經濟風雨飄搖的2008年，從0開始建立讓一個企業的經營走上正軌亦是如此。
對桑德伯格來說，2009年可能是她最難熬的一年，當然，桑德伯格可能對此早有預料，畢竟桑德伯格本就是學習宏觀經濟學出身，也曾經在1999年被任命為財政部長薩默斯的參謀長。但人就是如此，懂得越多自然也更加恐懼，即使早有預見，2008年的經濟危機規模幾乎超乎所有人想像。
對於此時的Facebook來說，算得上是第一次「唯恐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而這種危機，一路順延到了2009年，我們很難猜測當時的桑德伯格面對2009年Facebook廣告收入的慘狀之時，心中應當是作何感想。
這點在桑德伯格宣布離職的今天，在Meta舉辦的那場近7000人參與的，討論關於桑德伯格為什麼要離開的會議上，通過桑德伯格對2009年時Facebook情況的話語，我們似乎可以窺見桑德伯格所面對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困境。
「市場崩盤了，整個世界都崩潰了。經濟衰退似乎永遠不會結束，我們完了。」這就是2009年時桑德伯格自己和Facebook廣告部門不少從業者的共同想法。事實上，我們無從得知桑德伯格對未來的擔憂是否僅僅源自於市場表現。
根據不少資料來看，彼時的Facebook內部尚且對通過廣告完成變現心存疑慮，桑德伯格自2008年初加入公司後，便開始與當時Facebook的高管展開關於收入和廣告的辯論，雙方一直討論到加利福尼亞夏季的陽光幾乎照在Facebook辦公室的時候，才勉強達成一致——Facebook的領導層同意開展廣告業務，他們開始「謹慎地展示廣告」。
也許是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又或者是擔憂變現狀況並不好，內部高管重啟對自己通過廣告來完成變現這一決策的挑戰，在那個事件節點的桑德伯格內心大概是切實存在一些恐慌的。
畢竟一面是來勢洶洶的經濟危機，另一面是曾經明確對廣告權益表達過不滿的客戶，不難想像，此時坐在會議室里看著廣告收入下滑時，腦海中除了對經濟衰退的擔憂之外。大概只剩下Facebook剛開始接受一些廣告投放，又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時，很多廣告主們想要爭取更多權益的畫面，就像在MySpace（成立於2003 年的社交網站）上的電影綠巨人一樣，大多數廣告客戶都想接管Facebook的主頁。最終在這些要求被桑德伯格拒絕後，客戶非常生氣，用拳頭猛錘桌子，走出房間，再也沒回來。
大概是彼時的扎克伯格尚且充斥著年輕時的熱血，「就算這樣，我們還是得賣廣告、經營公司啊。」於是，扎克伯格開始激勵著Facebook人更大膽、更激進。他認為企業的失敗分兩種類型：一種是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計劃，但沒能實現；另一種是制定的計劃太過平庸，就算做到了也沒什麼好處。他總強調，希望Facebook永遠也不要遇到第二種情況。
可能這就是扎克伯格的一貫風格，亦如今日Meta一開始對元宇宙充斥著勃勃雄心的根本原因。
桑德伯格加入的3年後，Facebook從130名員工增長到2500名，全球用戶從 7000 萬增長到近 7 億。2012年，Facebook上市，她成為Facebook董事會的第八位成員，也是第一位女性董事會成員。
次年，她出版《向前一步》《Lean In》，成為被追捧的女權偶像。桑德伯格鼓勵女性通過連接了解外面的世界，自我成就，Facebook「讓世界更加開放和互聯」目標印在證券文件上。桑德伯格形象和公司形象深度綁定，也相互成就。
到了2014年，根據華爾街日報的數據來看，桑德伯格幾乎管理了整個Facebook近43%的員工。甚至成為了一個像Meta帝國外交大臣一樣的角色，在一些時候代替扎克伯格會見各種領導人。
2016年12月14日桑德伯格在川普大廈與候任總統唐納德川普會面時與其他科技高管一起出現
時至今日，在桑德伯格的掌控之下，Meta年收入從大約1.5億美元增長到去年的1149.3億美元。在除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Facebook與谷歌、亞馬遜在數字廣告業呈現出「三足鼎立」的態勢。隨著公司員工人數從500人增加到近78,000人，甚至不少評論家都認為，Meta之所以能在巔峰時，擁有近5000億美金的市值，桑德伯格功不可沒。
然而，對於這位登上矽谷權力巔峰的女性來說，她顯然沒有預見到公司未來幾年的巨大危機。
3 時代終會落幕，「王權」沒有永恆
一個時代無論如何燦爛奪目，最終仍會落下帷幕。
就像可口可樂的CGO弗朗西斯科·克雷斯波曾拉開了一個轟轟烈烈的CGO取代CMO，一切為增長服務的消費品變革時代，但隨著CEO詹姆斯·昆西完成全品類革新，公司業績重新開始增長，弗朗西斯科·克雷斯波就在短短2年時間之後退休，也許他開始重新重視品牌，又或許是不需要一個職能上「可『逼宮』CEO，下可掌控公司全局，大權獨攬」的CGO。
顯然，可口可樂CGO的時代落幕了，最終可口可樂最終選擇重設CMO。
可口可樂新任CEOJames Quincey
對於桑德伯格而言，也是如此。Facebook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條註定要與桑德伯格分道揚鑣的新路。最終，不出所料在2022這個悲劇性的年份，桑德伯格與扎克伯格的信任似乎終於走到了盡頭。
彼時23歲的少年，終於在這個「監護人」的看護下不可避免地成長起來，桑德伯格與Meta地綁定在過去或許是她、公司和扎克伯格相互扶持成長的紐帶，但最終，這一紐帶不可避免地變成了套在她脖頸之上，致命的絞索。
似乎，桑德伯格最終又回到了2008年從Google出走之時所面臨的尷尬境地，「少年天子」已經不再是那個滿腔熱血的年輕人，扎克伯格有自己的理想、野心、抱負以及對公司未來的新規劃。
Facebook這一更名為Meta的「王朝」似乎也到了不得不變革，不得不改變的時候。於是，過去房間裡唯一的成年人，王朝「太后」，公司的監護人，帝國的設計師，桑德伯格也到了不得不離開自己努力構建的的帝國之時。
但事實上，王朝總不是這些年才變得讓桑德伯格感到陌生的，隨著人們對隱私日益高漲的追求，Facebook作為全美最大的社交平台，必然會成為用戶眼前最顯眼的標靶。Facebook掌握著用戶太多太多的信息，社交關係網、收入、愛好，以及一個非常龐大的隱患——政治傾向。
當然，在2014年移動網際網路的精準廣告真正發展起來之前，用戶對於隱私或許會有所擔憂，但誰也不知道這些數據能夠做到什麼地步，彼時的桑德伯格依舊大權在握，每年近50%的收入增長掩蓋了所有可能存在的問題，對桑德伯格如此，對每一位手持Facebook股票的高管或是股東亦是如此。
直到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開始，人們忽然意識到Facebook的快速成長，已經足以對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也成為了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信任裂痕產生的開端。
一方面，不少媒體報導稱桑德伯格之所以會在2016年公開支持希拉蕊·柯林頓，是因為希拉蕊將會在組建內閣時，將會讓桑德伯格出現在財政部長或者商務部長的候選名單上。
另一方面，隨著大選結束，唐納·川普這位「懂王」的上台，迅速的就成了扎克伯格與桑德伯格之間裂痕的催化劑。因為，當時有不少傳言宣稱俄羅斯正通過Facebook用來操縱和干預政治情緒。
他們採取干預的其中一個手段，是一場覆蓋Facebook、Twitter、Reddit、YouTube 等社交媒體的運動：被稱為「水軍基地（Troll farm）」的俄羅斯網際網路研究機構，創建了數千個媒體帳戶「水軍」，捏造文章和虛假信息，並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這場對美國大選的干預行動從2013年持續到了2017年。
而桑德伯格也嘗試用一些政治手段，試圖淡化這一史稱「通俄門」的事件。
除此之外，更大的麻煩在於實際上第一批察覺到數據和帳戶異常的不是別人，正是Facebook的前首席安全官亞歷克斯·斯塔莫斯的團隊。據報導，他與Facebook 的總法律顧問科林·斯特雷奇（Colin Stretch）共享了有關發現，隨後，斯塔莫斯獨自行動，組織團隊開始審查俄羅斯在 Facebook 上的活動。
但他的行動並未獲得Facebook高層「同意」。桑德伯格對這樣的行動不滿，她說，「在未經批准的情況下調查俄羅斯的活動，會使公司在法律上暴露無遺」。
更為尷尬的事情則在於，2015年時，桑德伯格的丈夫意外去世，或許是因為這點讓她難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又可能是過去政客的經歷讓她難以下定決心自揭瘡疤。而此時的扎克伯格顯然依舊信任桑德伯格，除了技術層面的問題，扎克伯格極少關心其他問題。
雖然如此，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兩位主要領導人，還是決定繼續對俄羅斯活動的關注和研究，並為此創建了一個叫Project P 的小組。
但據報導，在決定「是否公布他們的發現」時，以桑德伯格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又退縮了。他們害怕被川普為代表的共和黨人指責站隊，畢竟前不久其還在為希拉蕊公開站台表示支持，又害怕偷偷撤下那些虛假界面會被用戶覺察，讓用戶覺得自己被隱瞞和欺騙。
根據此後的研究報告，俄羅斯人在2016年競選期間創建了470個Facebook帳戶，而在這些帳戶中，有六個內容至少被共享了3.4億次。
不少媒體將這一舉動稱之為：典型的政客行為。但無論如何，選擇隱瞞如此巨大的問題，顯然不是什麼好選擇。
但他們依舊這麼做了，直到2017年9月，距離桑德伯格等人知道此次「入侵」的 10 個月後，Facebook 才做了一個「不顯得那麼嚴重的披露」。但不少媒體顯然不打算就此放過Facebook這個潛在的，爭奪用戶注意力的潛在競爭對手。
此時的桑德伯格，再度發揮了其作為一個政客的本能——遊說、引戰和甩脫罪責，畢竟對美國政客而言，黑歷史從來不是大問題，問題永遠是沒有歷史。
於是，一方面與議員加強交流，希望他們減少對Facebook的公開攻擊，另一邊加大與Definers Public Affairs 的合作，這家諮詢公司致力於將政治競選的策略應用於公關。隨後他們的策略有了一些變化，除了發布本公司的正面內容外，Facebook開始抨擊競爭對手。
但到了2018年，政治手段恐怕不會再起作用了，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多家媒體公布了一個炸彈般的消息，3月，有關劍橋分析公司醜聞的細節浮出水面。這家數據分析公司收集了8700萬Facebook用戶的數據，並在2016年大選期間將其用於定位選民。
於是劍橋分析事件，就如同一顆核彈在Facebook面前爆炸，麻煩就在眼前。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數十篇抨擊蘋果、谷歌不良商業行為的文章，出現在一個叫NTK Network的網站上。而 NTK，是與 Facebook 展開深度合作的Definers的附屬機構。
於是用戶的憤怒可想而知，但正如我們在開篇中說的那樣，商業世界裡站在聚光燈下的永遠是CEO，人們的憤怒往往也針對CEO，無論這些事件中扎克伯格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桑德伯格也曾代表公司在參議員情報委員會上作證。
但隨著扎克伯格出現在國會的聽證會上，最終用戶還是將絕大多數火力集中到了扎克伯格身上。
在事件發生後，根據當時的報導來看，扎克伯格將劍橋分析醜聞的後果歸咎於桑德伯格，並告訴她，她應該更積極地處理「麻煩的內容」。隨後，《華爾街日報》就爆出在與扎克伯格會面後，桑德伯格告訴朋友，她擔心自己是否會繼續在Facebook 工作。
Facebook 的高管一再承諾在清理平台方面做得更好，但該公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顯然，桑德伯格身上還有一個標籤：女權主義者。過去這個標籤以及其在Facebook的地位，為桑德伯格帶來了無數追隨者，隨著事件的爆發，一部分人調轉槍口開始攻擊桑德伯格，另一部分人，開始為桑德伯格搖旗吶喊，認為她成了公司問題的「背鍋俠」，扎克伯格對她的批評完全是出於對職場女性的歧視。
隨後，Facebook就就進入了多事之秋，反壟斷、隱私法案、接連不斷的隱私醜聞，以及大批員工的離職。
其中就包括曾經的全球化商業副總裁卡洛琳·艾弗森，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商業化副總裁的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職責，就是充當Facebook與平台廣告主之間的聯絡人，傾聽他們的需求，並向其傳達任何可能影響到他們業務的變化……當然，還有在不斷爆發醜聞的情況下，安撫他們的情緒。
有趣的是，過去負責這一崗位的卡洛琳·艾弗森，曾就在2016年因為錯誤計算視頻醜聞指標，劍橋分析事件，干預選舉，最終在去年夏天被廣告商大範圍抵制，而卡洛琳·艾弗森不出意外的成了這些事件的終極背鍋俠，黯然離開了Facebook。
除了卡洛琳·艾弗森這個可能是桑德伯格這一內部背鍋俠的背鍋俠之外，從2021年9月開始的第一周，Facebook的人員變動幾乎就一直沒有停下來。Facebook全球營銷副總裁兼首席創意官馬克·達西（Mark D』Arcy）宣布將在9月7日離職，艾弗森則在6月就離職，而此前負責Facebook「藍色應用」的菲姬·西莫（Fidji Simo）則也在7月離職加入Instacart，隨後艾弗森也與她一同加入該公司。以及，在今年3月，Facebook的CRO 大衛·費舍爾（David Fischer）也早已宣布其計劃在今年年底離職。
這些幾乎都是在Facebook工作了超過10年的老衛兵。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許多過去曾擔任要職的人正在離開Facebook及其應用程式家族，其中包括羅伯·萊瑟恩（Rob Leathern），他在離開Facebook後加入谷歌，擔任產品、隱私和數據保護副總裁；Facebook前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遊戲高級總監Damian Burns跳槽到Twitch擔任 EMEA 高級副總裁；以及Facebook前VR和AR項目副總裁麥克·維多（Mike Verdu），也轉向跳槽到Netflix擔任遊戲發展副總裁。
到這一階段，不管桑德伯格是個背鍋俠，還是真的接連做出了錯誤的決策，可以確定的是，此時桑德伯格管理的員工占比也開始不斷下降，她與扎克伯格之間的裂痕已經越來越大。
但就像我們說的，這些只能算是醜聞，只要不要臉，抗一抗總是能過去的，畢竟真正的大麻煩在於，由於收入結構過於單一，所有營收都來源於廣告收入，Facebook這一商業帝國的發展問題也開始凸顯，Facebook已經到了不得不變革的時候，隨著Facebook正式改名Meta並準備權利開啟元宇宙轉型之時，壓垮駱駝桑德伯格的最後一根稻草終於落下了，此刻桑德伯格正式進入了離開Meta的倒計時。
「桑德伯格要麼跳船，要麼被推下船」，「華爾街日報」的這句話或許殘忍，但也反映出了微妙的現實。
4 變化從未停止：未來未至，危機已現
於是不少傳言都表示，桑德伯格曾不止一次的對元宇宙與廣告的結合一籌莫展，對此時的桑德伯格而言，她與公司的矛盾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和扎克伯格之間不再像過去一樣通力合作，或許是即難以處理好眼下的多事之秋，又難以跟上未來的Meta的腳步。
畢竟，2016年Facebook之春到來之後，這個美國網際網路的藍色巨頭一直以來都不好過，而到了今年，命運似乎打定主意要給桑德伯格的商業生涯畫上一個頗具宿命輪迴意味的圓弧。
2001年桑德伯格加入Google，在接下來的7年時間裡，桑德伯格幾乎從0設計了網際網路時代數字廣告代表企業的商業化邏輯，在2008年，金融危機、內部矛盾重重地情況下出走Google，加入Facebook，並在接下來的14年時間裡，從0創造了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最具代表性企業的整體框架。在2022年，相似的全球金融衰退，相似的內部矛盾重重，桑德伯格似乎又到了不得不離開Facebook的時候。
最終，她的權利被拆分給三個不同的負責人，就像扎克伯格在內部會議上說的一樣，我們有必要把「業務職能」跟「產品職能」整合起來，不再把它們視為相互獨立的兩個分支。哈維爾·奧利萬將出任公司下一任COO，屆時所有業務職能、廣告產品部門、商務、商業通訊與支付，乃至公司首席商務官Marne Levine和全部Meta業務組都將由他領導。
相比之光彩奪目，似乎永遠活在聚光燈之下，在Ins上擁有近90萬粉絲的桑德伯格，奧利萬看起來與其性格幾乎完全相反，只有區區14個關注者的奧利萬，幾乎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在離開Meta園區後，就會變成無名小卒的典型「影子」。
哈維爾·奧利萬
就是這樣一個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幾乎找不到照片，不少網絡百科甚至直到他被任命為COO後才緊急在百科上更新了「哈維爾·奧利文（Javier Olivan），Meta（Facebook）營運長。」這樣乾巴巴一句話的人，扎克伯格卻曾宣稱奧利萬是Facebook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
得益於奧利萬低調的性格，相比活在聚光燈下的桑德伯格，奧利萬所遭受的輿論壓力顯然要小的多得多。不少海外媒體在報導奧利萬將接任桑德伯格職務時，都不約而同地用了一句相似的話——認識一個社交媒體中，你從未聽聞的強大高管。
除了低調之外，不少曾經與奧利萬共事過的人，都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其描述稱一個受人尊敬、低姿態、注重細節的執行機器。這個比桑德伯格還要早一年來到公司的關鍵先生，顯然在這一個成為了「天子親政」後扎克伯格推舉的第一位「顧命大臣」。
對於此刻的奧利萬而言，他的工作可能聽上去遠遠沒有桑德伯格剛加入Facebook時那麼困難，畢竟Meta現如今已經算得上世界上最成功的網際網路公司之一。甚至，他的升值，都頗有幾分火線提拔，救火隊長的感覺。
仔細想來，現今Meta業務面臨的困境可比當年桑德伯格面對的問題大多了，彼時的扎克伯格和她的藍色應用Facebook尚還能算是美國青少年偶像，但時至今日，Facebook對於青少年而言頗有幾分「老態龍鍾」之相。
在業務層面，從2016年至今，幾乎年年不斷的巨大醜聞，以及蘋果、國會、用戶對隱私層面的嚴格限制，反壟斷更是就像一柄懸在Facebook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到了桑德伯格即將離任的今年，Meta在元宇宙上的巨大投資尚未見到回報，但廣告收入卻在各式各樣的問題之下不斷衰退，公司的股價更是慘不忍睹，僅在今年一年就下跌超過40%。更何況，TikTok正在背後緊追不捨，他們吸引的恰恰還是Facebook最需要的年輕群體。
再加上包括Frances Haugen這樣的離職員工，正在不斷地對社交媒體的危險發出警告，無論他們出於何種目的，但對Meta而言，這都是一個需要耗費巨大精力才能處理的，不間斷的公關危機。
以上的每一項都可能都需要有一個能獨當一面，且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人來承擔相應的責任。
更為關鍵的是，對於此刻的Meta而言，變革就在眼前，元宇宙的未來尚未到來，但眼前的危機已然刻不容緩。我們大抵是能想像的，扎克伯格想來是必須要把所有不一樣的聲音都消滅掉，讓更專業，且只為公司考慮的一個人來負責處理所有的對外輿情，並任命一位擁有足夠有能力的，更加傳統的COO，來整頓內部，來達成把「業務職能」跟「產品職能」整合起來的重任。
而這個人非奧利萬莫屬，這位比桑德伯格還早一年來到公司的領導者，顯然像他的傳奇前任一樣深受扎克伯格信任，畢竟在2017年慶祝奧利萬在公司工作10周年的帖子中，扎克伯格表示，奧利文是「能夠可靠地解決我們面臨的任何重大挑戰的人之一」。即便在短期內，奧利萬最大的挑戰，可能就是消除他的前任傳奇領導者桑德伯格離職後，人們對Meta的擔憂，即便不少人都宣稱桑德伯格對內部的影響力已經在近年來逐漸減弱。
除此之外，奧利萬的上台也在某種程度上宣誓了Meta會將目光重新放回到用戶增長之上，就像在面對外界對桑德伯格離職時，扎克伯格所說的一樣，桑德伯格的離開，絕不意味著Facebook放棄廣告業務。
相反，如果仔細研究奧利萬的履歷就不難發現，奧利萬之所以能在桑德伯格初到Facebook熠熠生輝的那些年，積累足夠的權利，與其迅速擴大了Facebook的用戶基數，並使得Facebook增長團隊迅速曾為公司內部極為強大的運營部門分不開關係。
或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前些年在國內網際網路流行至極的所謂增長黑客，其本質便是奧利萬一手搭建起來的增長模型。從這裡來看，恐怕桑德伯格的傳奇軍功章，也有奧利萬一半。
隨後，奧利萬開始負責整個Facebook的國際化業務，並在隨後收購了一家名為Snaptu的以色列初創公司，並運用他們的技術改造出Facebook Lite，讓Facebook能夠在不需要高速網絡和強大性能的前提下運行。並開發出多語言支持功能，最終讓Facebook走進了許多第二和第三世界國家。實際上，奧利萬在成為COO之前，擔任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崗位——Facebook的CGO。
現在，我們再來看奧利萬與扎克伯格之間的關係，很可能就像是可口可樂的CGO弗朗西斯科·克雷斯之於詹姆斯·昆西，扎克伯格對Meta這一龐大的公司有了新的方向，而奧利萬就是那個最終要幫助扎克伯格實現夢想，完成戰略的奠基人。
最終，奧利萬大概率需要在Facebook徹底轉向元宇宙之前，運用它強大的增長能力，穩定住包括Facebook在內的一系列應用的用戶數量，對抗來勢洶洶的競爭對手，並想辦法提升近年來不斷下滑的廣告收入。同時消弭桑德伯格對Meta的影響力，或者說消滅桑德伯格時期人們對Meta的映像。
以及，在未來元宇宙時代真的到來之後，再度幫助Meta吸引全球數以億計的用戶，或是像桑德伯格一樣，在新時代到來前的那個黎明，如現在一樣低調的，靜悄悄的離開Facebook。
事實上就目前而言，對照Meta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奧利萬的履歷來看，除了公共輿情之外，他幾乎是應對現在問題的最好選擇。
也許未來奧利萬也有不得不跳船的一天，但就目前來看他確實是Meta這一商業帝國轉向之時，最為合適的「顧命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