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eronica Esposito 編譯/Daisy
正如如今的新聞時常展現的那樣，攝影這種簡單而典型的現代行為已經成為一種顛覆根深蒂固的權力的主要方式。而在過去的百餘年中，那些通常處於文化社會邊緣的女性藝術家，也一直在用相機做出這樣的努力。
這正是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展覽「我們的自我：海倫·科恩布魯姆收藏的女性藝術家攝影」（Our Selves: Photographs by Women Artists from Helen Kornblum）所提出的啟發式宣言之一。展覽展出了過去百餘年間世界各地女性攝影藝術家拍攝的作品。
「對我來說，不斷地提問『什麼是女性主義圖像』很有趣，因為我有很多答案，」展覽策展人羅克珊娜·馬可西（Roxana Marcoci）說道。事實上，展覽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90種答案：從弗朗西斯·班傑明·約翰斯頓（Frances Benjamin Johnston）在1899年拍攝的種族隔離教育體制下習字班上的年輕學生，到黑人攝影師卡麗·梅·威姆斯（Carrie Mae Weems）於20世紀90年代拍攝的「餐桌」（kitchen table）系列。女性主義的圖像還包括酷兒攝影師凱薩琳·奧派（Catherine Opie）的作品《漢斯·謝爾》（Hans Scheirl），描繪了這位跨性別藝術家在變性為男性之前的形象；美國原住民藝術家卡拉·羅梅羅（Cara Romero）2018年的《Wakeah》則記錄了她的朋友Wakeah Jhane身穿部落盛裝的樣子。
弗朗西斯·班傑明·約翰斯頓，《習字班》，1899
展覽現場
不過，即便「我們的自我」能夠自豪地宣稱女性主義為廣泛而包容的女性觀念提供支持，馬可西注意到，事情並非總是如此。「當女性在為自主權而鬥爭時，並非所有女性都被包括其中，」她說道。事實上，這也是這場展覽想要處理的中心問題之一。「當我在構思展覽時，我想的是貝爾·胡克斯提出的詰問『我不是女人嗎？』那是她對女權主義第一波與第二波浪潮將有色人種女性置於邊緣的強烈批評。這一切聚集起來，一起構成了展覽的基礎。」
Sharon Lockhart, 《無題》，2010
Ursula Johanna Richter, 《死亡之舞》（Totentanz），1926
「我們的自我」誕生於馬可西與心理治療師海倫·科恩布魯姆之間深入的合作。40多年來，科恩布魯姆一絲不苟地收藏了大量女性藝術家攝影作品，並將其捐贈給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其中許多照片構成了「我們的自我」的核心。這一捐贈是馬克西與科恩布魯姆長期的專業合作的成果：2014年至今，她們一起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攝影委員會工作，推動了博物館對於女性藝術家的呈現，並且促使博物館重新思考由父權結構傳承下來的主導敘事。對於馬克西來說，這種聯結是變革性的。「當（科恩布魯姆）加入攝影委員會後，我們立刻在圍繞女性藝術家與女性權利的工作上建立了聯繫。這與我自己的興趣以及MoMA的使命相關，即展示反映種族與性別多樣性的藝術。」
克勞德·卡恩，《M.R.M （Sex）》，1929—30
Justine Kurland, 《沐浴者》（Bathers）, 1998
Ruth Orkin, 《義大利的美國女孩》，1951
展覽追溯到19世紀末，對現代主義運動表達了致敬，這一運動為展覽展出的很多日後的藝術家提供了基礎。這些現代主義巨匠包括克勞德·卡恩（Claude Cahun）、蒂娜·莫多蒂（Tina Modetti）與洛特·雅各比（Lotte Jacobi），還有人們耳熟聞詳的萊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和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在這些先行者之外，「我們的自我」還補充了一些沒那麼為人所知的藝術家，比如格特魯德·阿恩特（Gertrud Arndt）、阿爾瑪·拉文森（Alma Levenson）、伊莫金·卡寧安（Imogen Cunningham）以及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等。這些圖像不僅本身就有自己的力量，它們也作為基礎，幫助奠定了展出的許多當代作品的位置。
Tatiana Parcero，《Interior Cartography #35》，1996
自我表現的主題在「我們的自我」中非常普遍，這裡展出的許多作品都是由攝影師和拍攝對象之間的親密關係發展而來的。例如，在羅梅羅的《Wakeah》中，一名印第安女人從頭到腳裹著一層又一層的衣服，儘管她穿著寬大的衣服，主人公還是給人一種脆弱和展露自我的感覺。羅梅羅的拍攝對象是她的好朋友，她相信這位攝影師在面對美洲原住民的服飾和文化時不會像許多其他攝影師那樣做。她的凝視是驕傲和強大的，而沒有那種伴隨無力而來的警惕，相反，圖像巧妙地吸引觀眾靠近。
卡拉·羅梅羅，《Wakeah Jhane》，2018
《Wakeah Jhane》中的凝視與美國戰地攝影師蘇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照片中的凝視以一種有趣的方式相遇，作品之間彼此映照，呈現了展覽迷人的連貫性。在梅塞拉斯的作品中，鏡頭停在一個狂歡節脫衣舞女的兩條腿後，一個延伸驚嘆地凝視著她，而他的身後是許多同樣凝視著的、殭屍化的男性面孔。如果將這張圖像與梅塞拉斯在展覽中的其他展品：《大眾起義中的傳統面具》（Traditional Mask Used in the Popular Insurrection）一起看的話，這些面孔有了額外的意義。後者展現了一個應該是男性的形象，這個人的整張臉和凝視都被一個直勾勾地盯著鏡頭的大鬍子男人面具所抹去了，主體的人性僅僅由搭在鐵絲網上的一隻手所界定。《Wakeah》展現了權力關係暫時被懸置時的可能，而梅塞拉斯的照片則關於對於權力關係的徹底解構。這三組照片共同提出了有關性別、身體，以及誰有權力凝視誰的問題。
Hulleah J. Tsinhnahjinnie, 《Vanna Brown, Azteca Style》, 1990
當與梅塞拉斯在這部劇中的其他貢獻結合在一起時，這些面孔有了額外的意義:尼加拉瓜莫尼博人民起義中使用的傳統面具。這張照片顯示的是一個人，應該是男性，他的整個臉和目光都被一個大鬍子男人的面具抹去了，他直勾勾地盯著鏡頭，主體的人性只有一隻手偷偷擱在帶刺的鐵絲網上。韋克亞展示了當權力關係暫時擱置時的可能性，而梅塞拉斯的照片則是對權力關係的解構。三者共同引發了關於性別、身體以及誰有權注視誰的問題。
《化妝的母女》，卡麗·梅·威姆斯
卡麗·梅·威姆斯的照片《化妝的母女》（Woman and Daughter with Makeup）捕捉了另一種重要的凝視時刻，這些權力關係看似被阻擋在外，實際上卻在默默運作。照片只是描繪了一個黑人女性和她女兒同時在塗口紅：兩個人既是共處的，又是各自獨立的，她們的動作發生了奇怪的同步，與此同時又密切地聚焦於自己的鏡像，似乎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馬克西說道，這張照片對她來說非常突出，因為威姆斯「將黑人女性置於權力後果的最前沿。這是一個無比魅力的時刻，是同步的表演，而這樣的畫面中沒什麼是勾起情慾的。這是關於關愛、黑人之美、黑人的內在性的圖像……它的表達方式中有許多優雅之處。」
Kati Horna, 《無題》，1933
Flor Garduño，《Reina (Queen)》, 1989
「我們的自我」值得稱讚，因為它對各種不同身份的女性致以敬意——它不只讚美了像威姆斯與羅梅羅這樣的藝術家，也展現了凱薩琳·奧派記錄酷兒生活的革命性照片。展覽想要推動未來女性主義的重要對話與觀念，不過馬克西也注意到，這是更廣泛的鬥爭的一部分。「主要的是要記住，我們的使命永遠沒有完成，」她說道，「我知道我會繼續關注女性藝術家和議題。這意味著忘記學校教給我們的歷史，構想不同的敘事，就像學習一種新語言那樣。」
展覽「我們的自我」持續至2022年10月2日。
（本文編譯自《衛報》）
責任編輯：錢雪兒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