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春
江春是李達在發表此文時用的筆名。此文原載於《共產黨》第二號，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一、時機的問題
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呼聲，在中國大陸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許多走狗學者也講起社會主義來了。可是他們只是口頭講，心裡未必贊成，也只是胡亂的講，卻未必十分懂，恐怕這般不久便會連口頭贊成都要取消。他們不說中國人要準備知識，學會了社會主義，好行社會革命；便說要助長資本主義的發達好談社會主義；這類的話，在最近的新聞雜誌上，登載得非常的多。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最易淆惑人心。他們是社會主義的障礙，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不得不說幾句話糾正他們，然後把我的主張寫了出來，同大家討論。
法蘭西的大革命，在現代人心理中看起來，都說是發源於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可是我試問當時巴黎數十百萬參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學會了盧梭的學說嗎？俄羅斯的大革命，人都說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可是我又問聖彼得堡莫斯科那無數萬參加革命的勞動者和兵卒，都已學會了馬克思主義嗎？他們不過是受了當時絕大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他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總想打破現社會的壓迫，脫離現政府的鐵鎖。就是他們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盧梭馬克思的思想，人人頭腦中都有的，不過首先被他們兩人道破罷了。
社會構成的基礎，成立在支持人類生活的物資生產和生產交換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產交換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發明出來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產生出來。簡單說，社會革命不是在哲學中探求而得的，乃是發生於現社會的經濟狀態之變動。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不懂社會主義的人，只說中國無地主無資本家，沒有階級的區別，不能倡社會革命。其實他們不過閉著兩隻眼說說罷了，中國的社會中何以沒有階級呢？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土無立錐」，這兩句話不是說明中國貧富兩階級的懸隔嗎？中國的田主佃戶兩階級，自古以來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勞力，專門掠取佃戶勞力所得的結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戶無論如何含辛茹苦地勞動，他們的命運總是鑄定的。他們每年勞苦所得的收穫，要繳納一半多給田主，年歲好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穿點僅僅凍不死的衣，吃點僅僅餓不死的飯，住點過風漏雨的屋。倘若年歲不好，他們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每屆凶荒他們之中凍死的餓死的何止數千百萬。所以中國大多數做佃戶的農民，從古以來，都在這種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狀態之中，並沒有得到絲毫幸福的。他們的苦痛，有眼的人都會看見的，用不著我來描寫。可是一般人看慣了，覺得他們之中也還有餓不死凍不死的，殊不知離遠一點看起來，就曉得佃戶階級的貧困了。
現在再就工業一方面說：中國現在已是產業革命的時期了。中國的工業雖不如歐美日本那樣發達，卻是在這產業革命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還要大。中國勞動資本兩階級的對峙，在表面似乎與歐美日本不同，在實際上卻無有不同的。
中國的資本階級，是國際的。資本家差不多都是歐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數的中國人在內。那些資本家所辦的大工廠，都在歐美和日本——中國各大都市中也有幾處。在那些工廠中做工的，都是歐美日本人，中國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廠中造出的商品，輸入到中國來，中國的手工製造品，受了打擊，不能和他們競爭，於是業手工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廢了不做，到工廠中去做工，充機械的奴隸去了。還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個機器的奴隸猶不可得。所以多數的家庭工業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人，現在受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的壓迫，都變為失業的人，非餓死非凍死不可的了。這種缺陷在最開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來的。所以中國是勞動過剩，並不是沒有勞動階級。在這一方面說起來，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
中國田主佃戶兩階級的分立，是固有的；現在受了產業革命的影響，又形成了資本勞動兩階級。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對抗越發顯明，無產階級的貧困増大，有產階級的財富增加，社會革命的機會到了。
最近數年以來，中國的武人強盜，爭權奪利連年打仗騷擾不已；川粵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剷出了赤土；直魯豫晉陝甘的平原，變成了沙漠；無產階級凍死餓死的何止數千百萬，農業的工業的小生產機關，毀破了的何止數千百萬；武人強盜助國際資本階級，驅逐了中國舊有的生產機關，武人強盜掠奪搜括我們的手段，一天一天的惡辣，國際資本階級的侵奪和壓迫，也跟著一步一步的厲害。
中國的無產階級呵！我們受了武人強盜經濟上政治上的掠奪和壓迫猶不算數，還要受國際資本階級經濟上政治上掠奪和壓迫，我們果能得了絲毫平等和自由沒有？民主主義破產了！我們的希望成了一個空，我們求生存求自由嗎？我們應該怎樣做？
二、生產和分配
現社會推倒之後，新社會中怎樣生產怎樣分配呢？這是一件最緊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主張複雜。我趁先提出兩個主潮，就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個主潮，就是在生產和分配的法則上分別的。
先就生產組織說：共產主義的生產組織是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是分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主張把一切農業工業的生產機關，都移歸中央管理，有時因生產機關的種類不同，或移歸地方管理。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卻不然，主張破壞中央的權力，要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在這種地方看起來，無政府主義的生產組織，有一種最大的缺點，即是不能使生產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職業的生產力保持均平，無論如何，非倚賴中央的權力不可。我們可以拿現時的資本制度作比，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是無政府的狀態，講自由競爭，對於生產力絕對不保持平均，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資本家專顧投機，增加生產力，謀生產多量的商品；一時需要減少，生產過剩，其結果資本家別謀妙法填補，而勞動者卻因此受了恐慌的影響，招來失業的苦痛。這就是資本主義產業組織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惡結果。所以無政府主義派主張的生產組織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職業的生產力供過於求，他地方或他職業的生產求過於供，就不能使它保持平均了，供給與需要不能相應，豈不是生產組織的混亂狀態麼？
生產的目的在供給社會全體的消費，並不是生了產就完了的。所以由這種意味說起來，新社會的生產組織，非有中央權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職業的單位非絕對服從中央權力不可。無政府派不主張有集中的權力，那麼生產力怎能調劑呢？社會各成員的消費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險嗎？所以我是主張共產主義派的生產組織的。
其次研究分配製度。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以自由平等為根據。可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分配製度對於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製度分收入和消費兩項，共產主義主張用一種方法調劑各個人的收入，用貨幣經濟，藉助貨幣的形式，分配生產物。各人消費的物資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過自己收入所得的價值。消費的時候，各人必須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種物資都須依一定的價值單位定一個價格。無政府主義的分配製度則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全不調劑各人的收入，並且也沒有收入不收入那種觀念，只是調劑各人的消費，甚至連消費都不調節的。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是在分配上主張平等的，不過共產主義的平等關於收入，無政府主義的平等關於直接消費，可是兩者之中，更有一個區別。
先就無政府主義說，卞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張分配的客觀的平等，說各個人在年齡男女的限界內，應當分受同質同量的物資。福里耶克魯泡特金一派人主張分配的主觀的平等，即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兩種主張，在我看起來都有些不妥。客觀的消費平等的主張，未免蔑視各人的個性，阻礙各人的自由。又使消費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張，由正義自由平等的見地說起來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產業發達到極境的時候，不能辦到。譬如今日行了社會革命明日組織新社會，而新社會都是繼承舊社會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這生產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有限制，生產物當然也有限制了，以這有限制的生產，行各人消費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絕對辦不到的。若果社會的生產力發達到無限制的程度，生產物十分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實行的。只是在生產力未發達的地方與生產力未發達的時期內，若用這種分配製度，社會的經濟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說，生產力既有限制，生產出來的物質當然也有限制，我們分配這有限的物質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貨幣經濟，對於各人所收入的貨幣額加以限制。還有一事，物質的價格不可不用一個標準來測定它，生產物對於需要的關係，若其分量比較的多，則定價從廉，否則定價從高。照這樣辦起來，那麼在人類的道德程度沒有達到至聖至神的地位時，對於有限的生產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沒有比這種制度還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張採用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說：勞動階級的革命，第一步在使無產階級跑上支配階級的地位。無產階級就用政治的優越權，從資本階級那奪取一切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裡，即是集中在組成支配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於是全部生產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來了，………若照這樣的發達起來，階級的差別自然消滅，全部的生產，必然集在全國民的大聯合的手中，公的權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質。政治力本來是一階級壓服從他階級的一種組織力。無產階級若和資本階級戰鬥，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組織一個階級，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個支配階級，並且用權力掃除舊生產條件，於是階級對抗的存在和一切階級的自身都要掃除的，於是無產階級的優越權也是要廢除的。
社會革命的目的，在推倒有階級有特權的舊社會，組織無階級無特權的新社會。舊社會中有擁著生產機關的資本階級，有特權階級，有缺乏衣食住的資料而為他資本階級所利用的勞動階級。新社會中，沒有資本階級也沒有勞動階級，也沒有特權階級，生產機關為真正的生活機關，為社會全體所共有，個人和全體都能夠自由發達。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概括的說起來，就是力行非妥協的階級鬥爭，以下專就具體的手段討論一個大概。
社會革命的具體的手段大約可分數種：一、議會政策。二、工會運動。三、直接行動。議會政策的手段，是主張勞動者組織團體參政的運動，勞動者要選議員，送到國會或地方議會去，參加立法的機關。這些代表勞動者的議員，可以在國會或地方議會提出改善勞動狀態或抑制資本階級的法案，務期循序漸進，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德英美等國社會黨，多採取這種議會政策作為社會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與事實相反，難以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在現社會組織之下資本階級的勢力最大，議會中的議員屬於資本階級的必然占絕對大多數，議會中通過法案是用多數表決的；勞動階級沒有金錢運動，得幾名議員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幾名勞動階級的議員提出來的法案，當然要陷於否決的命運。所以無產階級的議員要想在議會中成立一種除去自己階級痛苦的法案，是斷然辦不到的。這時候就是不唱高調只求貫徹自己階級的幾分之一的主張，非與資本階級妥協不可，非得資本階級的同意不可。照這樣成立出來的法案，無非哀求資本階級政府行非驢非馬的社會政策。社會革命的目的，簡直成了一種空想。現在有一般承襲德國社會民主黨舊習的人，主張無產階級要求普通選舉，這件事本可以網羅大多數無產階級的人，加入這種運動，可是這也是難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國的先例看起來，大凡最初運動普通選舉的時候，資本階級的現政府，是決不許可的，不說人民「程度未齊」，便說「時機尚早」，平民只管請願，資本階級的政府是不睬的。這時候若果無產階級能夠真正有覺悟，一致結合起來，舉行示威運動，使政府曉得他們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頑迷不悟，無產階級就可藉口爭自由爭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來。可是有一層，假若資本家政府能夠見機行事，於革命未爆發以前，實行普通選舉，那麼，到這時候，無產階級就沒有口實可借了。結果又怎樣呢？不過無產階級能夠選出幾名議員送到國會中和資本階級妥協，立幾條使政府行社會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會政策，與要求資本家倡辦慈善事業，究有何種區別呢？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就是一個先例。
其次研究工會運動的得失，工會運動是勞動者想借團體的力量謀勞動階級的解放的一種手段。其內容大概可分兩種：第一種是改良的，是社會政策的，採用階級調和主義的手段，承認現制度，謀勞動階級地位的向上。第二種是革命的，是社會主義的，採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改造現制度，創立勞動者本位的社會的。工會運動的武器就是同盟罷工。可是同盟罷工之中也有許多區別：第一種所行的同盟罷工，在要求改善勞動的條件。第二種所行的同盟罷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勞動條件，而在真實的解放勞動階級，絕滅勞動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關係。
同盟罷工的性質，有經濟的，有政治的，有社會的。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目的，是勞動者利用產業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貫徹一定的目的，如擴張選舉權，要求立法部通過一定的法律之類。可是這種罷工在原則上是承認現社會制度的經濟組織的，只可當作勞動階級一種示威運動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會革命是辦不到的。
經濟的總同盟罷工，其目的一般在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工資，與現在社會的經濟組織，並無何種關係，決不能當作社會革命的手段。
社會的總同盟罷工，其性質與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資本本位的現社會制度，創設新社會的。這種是很徹底的，這種罷工的動機有主張借用一種特別的事故使全勞動階級突然罷工，使資本階級手足無措，乘機撲滅資本階級，重新建設無階級的新社會，這種主張是很對的。又有主張使一般勞動者受適當的教育和訓練，準備待時而發，這種主張是難於實現的。一般勞動者既有這種教育和訓練，其結果當然新社會要實現的，不過百年河清難待罷了。此外還有一種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推而至於全國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再推而至於全世界的勞動階級舉行總同盟罷工，到這時候全世界的資本階級都要剷除了。這種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時所能辦到的，所以也只能作為一種理想罷了。
由以上的研究，歸結到中國的勞動界來。中國是勞動過剩的國家，大多數都是失業者，所以中國的工會運動，是不易行的。工會運動要依那一國家那一地方的經濟狀態為轉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經濟發達，工廠辦得多，勞動者都有工作，這時候勞動者很可以行工會運動和資本階級奮鬥的。可是經濟界不發達的地方，勞動者失業的多，要求一個賣勞力換飯吃的地方都不能得，哪能夠舉行罷工惹起失業的危險呢？不說遠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經濟興旺的時候，罷工的運動，非常流行，到今年經濟恐慌的時候，工廠倒閉的非常之多，勞動界失業的不下數十百萬，罷工的運動，差不多斷了影子。中國的工廠本是少，而勞動者無工作，與日本勞動者失了業的是一樣。所以中國多數無產階級都是失了業的勞動者，所以社會運動在現在的中國，是不容易發達的。可是也有一種事要注意的，我們雖不能全靠工會運動行社會革命，而為增加階級鬥爭的速度起見，勞動界卻不能不結合一種團體和資本階級對抗，所以工會還是要從速組織積極進行的。工會組織之後，然後開始和工會以外的無產階級極力結合，等候時機到來，好和資本階級開戰。
直接行動是什麼呢？這是一種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細討論的。階級鬥爭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為好。無產階級，包括最廣，所以革命運動。非網羅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內不可。參加運動的人越多，力量越大，運動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張無產階級為突發的群眾運動。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國地方自治團在巴黎乾的猛烈運動，一九〇四年義大利工人幹的突然發生的大運動，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在聖彼得堡乾的大示威運動，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無產階級乾的米荒騷亂，都是很有效力的。中國「五四」「六三」兩大運動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們走錯了方面。又今年北方八省無數千萬的饑民，若果自己不甘凍死不甘餓死，一致起來把經濟上政治上的壓迫打破了，也是很好的。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混亂恐慌，達到極點，社會上的大缺陷，隨時暴露出來，可乘的機會很多。所以我主張我們要在各大都會，結合工人農民兵士及他種屬於無產階級的人，組織一個大團體，利用機會，猛然的干起大規模的運動來，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奪在我們手中，憑著政治上的勢力，實行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完全管理社會中經濟的事業。所以這種直接行動，可以稱為社會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還有相輔而行的手段，就是宣傳。宣傳的辦法，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總要普遍，要能激動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敵愾心，亦能發生效力。
現在我簡單的說幾句，作為這篇文章的結論：照社會主義的原則說，社會革命在資本制度發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自然要實現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種人為勢力——非妥協的階級鬥爭——促進它的速度。英美的資本制度比俄國的要發達得十數倍；英美兩國的工會，比俄國的也要發達得十數倍，何以社會革命不在英美兩國發生，反在俄國實現呢？這就是因為俄國社會革命黨實行的力量比英美兩國的大的原故。所以我國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