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人講求風水，家族墓區有微小變化都會引發高度關注。清王朝入關後在遵化建東陵，作為帝王陵區。身為統治者，他們對自家祖墳格外重視，不光派兵日夜看守，還在陵區外圍建立了風水禁區。

清政府在東陵設兩大風水禁區

從康熙朝開始，東陵就以昌瑞山為中心設置了「前圈」和「後龍」兩大風水禁區，到了雍正、乾隆年間，「後龍」禁區的範圍逐漸擴大，和今天的灤平縣、承德縣相接壤。這裡面不允許樵採放牧，只有部分駐軍。

其實清朝東陵的管理區有點像俄羅斯套娃，最核心的墓區是「小娃」，外圍風水禁區是「大娃」。像這樣層層包裹，層層遞進，自然保證了故去的先帝、皇后能在這裡安寢，保佑後世子孫安享江山社稷。

當年清政府在「後龍」禁區外圍設置了木樁和界石以示區分。最初的界石隔三十里才有一塊，起不到什麼警示作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朝臣奏請在外界樹立了960根白色木樁作為風水外界的標誌。風水內界則設紅色木樁。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直隸總督楊廷璋又奏請在距白色木樁以外10里的地方設青色木樁，得到了皇帝允許。

當年的百姓以文盲居多，措辭激烈的告示還不如木樁來得實在。大家看到塗色木樁即知不可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戴枷受罰的下場，嚴重的還會充軍、砍頭。

不過，即便如此還是時常會發生誤會，經常有百姓誤入禁區。被逮捕後，他們幾乎是統一口徑，就說沒看到木樁標誌。這其實也不能全怪百姓，因為木樁高度是八尺（合2.488米），和高大茂盛的大樹比起來確實不顯眼。而且一里之內才有三根木樁，有時確實難以分辨。

東陵周邊設置3600餘駐軍看守

為了保證風水禁區的安全，清政府自然會派出軍隊駐守。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朝廷將清東陵駐軍的最高長官改為正二品的總兵，他的麾下有3473名士兵和170名軍官。在2500平方公里的「後龍」禁區內分駐有13座營汛和352處堆撥（軍營），守兵超過了2000名。

人數不少，但是攤到250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平均每平方公里還不到一人，確實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當時官兵配備的馬匹才458匹，這就意味著大多數時候，官兵巡邏都得靠步行，這無疑增加了巡防的難度。

當年官兵的主要任務是防汛、防火和防百姓亂闖。作為基層駐軍地的堆撥，可以理解為軍營。這些昔日的駐軍地，在後來演化成了村名。

到了光緒年間，清東陵的駐軍增加到了4000多人，其中綠營兵的占比達到了3/4，而八旗兵則不足1/4。

除了日常駐守外，駐守官兵還得干很多雜活。比如說秋後清理火道內的草木，有時候這種工作還得軍官帶頭，上級也會親力親為檢查成果。哪怕闖進禁區的飛鳥走獸，官兵們也無福消受，他們必須得將這些動物上交，交由東陵祭祀時使用。

風水禁區嚴禁百姓出入

為了保證東陵的安全，清政府一再完善相關的管理法律，並明文載入《大清律》。

當時青樁內只允許有少數百姓定居，而且嚴格禁止樵採燒窯，百姓要嚴格遵守律法，好好種地，原則上不能開墾新的荒地。如果有人深入風水禁區盜砍樹木、取土、取石或開窯放火的人，一經查處即按「大不敬罪」嚴懲，帶頭的斬立決，從犯則充軍發配。

如果有兵丁在這過程中受賄包庇，一經查實，那就是「絞決」的處罰，罪責較輕的士兵則是發配煙瘴之地充軍或杖責一百的懲處。真打夠一百大板，普通人不死也得脫層皮了！

如果在禁區山川撿石頭、枯枝敗葉的，也會被認為「於山陵有傷」，依然按「大不敬罪」論處。在禁區外圍采柴草土石的，會按普通盜竊罪論罪。

如果緝捕犯罪百姓來自周邊縣，那該縣縣官一樣難逃罪責。根據晚清曾任東陵員外郎的黃振之的回憶，百姓盜採樹木，則所在縣縣官、知府、道員連帶有「失察之罪」，縣官會降一級調任，知府會被降一級留任，道員則會罰俸一年。

而如果有縣官、知府包庇犯罪，他們會受到降職兩級調任的處分，而道員也將降一級留任。處罰如此嚴厲，自然讓周邊的官員、百姓噤若寒蟬。

縱火犯被從嚴從快懲治

懲罰百姓從嚴從快，對犯罪官兵也決不姑息。在《清實錄》中，就不止一次地記錄過對守衛官兵的懲罰。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農曆八月，巡防官兵陶文啟、張宗信因夜間寒冷就偷偷點火暖身。結果這把小火燒毀了一小片草地，但是沒有殃及周圍樹木。事發後引起了嚴重後果，把總李文瑞引咎自殺，都司歐陛詔被革職查辦，這兩個倒霉的士兵被發配到伊犁終身為奴。

這期間張宗信畏罪潛逃，最後還是難逃緝捕。

把總是正七品綠營武官，而都司則是四品的中級軍官，這件小事引發了如此嚴重後果，不由地令人膽寒。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兩人點火時間是農曆八月，此時正值初秋，初秋即已如此寒冷，可以想見隆冬巡防的官兵肯定更冷、條件也更加艱苦。

在這樣人跡罕至的地方當差，官兵幾乎沒有油水可撈，有的官兵鋌而走險，打獵換錢或改善生活，一經發覺，那也是嚴查嚴辦。

道光六年時，外委把總崔思通就囑咐官兵招引百姓進入風水禁區打獵，他們從中分取獵物。這件事被上司發覺，崔思通被罰到了大西北做苦差。

禁區在民國時成移民開發區

因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嚴苛的處罰制度，東陵建成後的200多年的時間裡沒有發生過大的火災。兩大風水禁區也平安無事。政府對「後龍」禁區的封育也一直持續到了辛亥革命後。

清朝滅亡後，東陵的管理日益鬆懈，因為民國政府的撥款沒有及時到位，東陵駐守官兵失去了生計。後來，東陵守護大臣載澤和總兵崔祥奎奏請溥儀並報經民國政府允許後，「後龍」的900頃土地被拿出來開發。與此同時，來自20多個縣的移民迅速湧入這片未開墾的土地定居。

「後龍」禁區內的煤礦、金礦得到了開發，這背後自然也有北洋將領的資本支持。生財有道的載澤也從中分一杯羹，他搞了一個「山林墾采植總局」，將參天大樹倒賣賺錢。

到了1930年時，原來的「後龍」禁區內已經有了七個行政區和125個村子，在這一年也成立了正式意義的興隆縣（以境內的興隆山為名）進行管轄。

而在今天的興隆縣還有以頭撥子、二撥子、三撥子為名的八個「撥子村」和撥西村、撥東村。從今天的地圖上看，這八個「撥子」村的相互距離在2-3公里之間，分布得非常規律。毫無疑問，這些村子都是當年的綠營兵軍營。

本文相關參考及引用資料：《清東陵區域界樁管理初探》《清代東陵防護初探》《淺析清東陵「後龍」禁地的近代開發和利用》《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