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賴特·米爾斯逝世60周年
如何將個體生命史放置於宏觀的社會變遷中觀察，如何把群體行為用社會理論去解釋，如何將一個個看似無關的例子用社會學特有的思維方式串聯起來分析，就這些來看，米爾斯的觀點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原文：《將個體置身於歷史進程中》
作者 | 中國社會科學院 田牧野
圖片 | 網絡
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以《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享譽國際，但人們似乎對他的生平了解不多。
對美國社會的特有觀察力
米爾斯於1916年8月28日出生在德克薩斯州的瓦科市——一個約有10萬人口的小城。父親是一名保險推銷員，母親則是一位家庭主婦。米爾斯在他小時候經常搬家，他和家人先後在瓦科、威奇托福爾斯、沃斯堡、謝爾曼、達拉斯、奧斯汀和聖安東尼奧等城市居住。也許正是這種在多個城市生活的經歷，讓米爾斯從小養成了對美國社會的特有觀察力。
1934年，米爾斯從達拉斯技術高中畢業，進入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當時名稱為德克薩斯農業與機械學院）學習。該校是美國六所高級軍事院校之一，也是一所典型的理工科院校，嚴苛的軍事化管理令米爾斯難以適應，於是他在入學一年後便離開。隨後，他轉入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學習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並在1939年獲得了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後，他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在那裡，他遇到了德裔社會學教授漢斯·格特（Hans Gerth），後者成了他的導師和戰友。格特早年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師從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卡爾·曼海姆，後因二戰來美國避難。米爾斯和格特一起翻譯了馬克斯·韋伯的一些作品，還合著了《性格與社會結構》這本社會心理學教材。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米爾斯於1942年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實用主義的社會學解釋：關於知識社會學的論文》。可見在那時，米爾斯就對美國實用主義社會學進行了系統研究。在職業上，米爾斯先是在馬里蘭大學帕克學院任社會學助理教授。在此期間，他與歷史學家理察·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弗蘭克·弗雷德爾（Frank Freidel）、肯·斯坦普（Ken Stampp）成為朋友，並開展了多個合作研究，他們也對米爾斯的學術觀點產生了較大影響。或許正是這些夥伴讓米爾斯愈加意識到歷史運用對於社會研究的重要性，他將其作為《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的關鍵部分，這也成為他社會學思想的閃光之處。
1945年，米爾斯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職，他於1950年晉升為副教授，1956年晉升為教授。他的主要學術作品也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期間完成的，如《新的當權者：美國勞工領袖們》（1948）、《波多黎各人的歷程：紐約最新的移居者》（1950，與西尼爾和戈爾德森合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1951）、《凡勃倫有閒階級理論入門：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953）、《性格與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心理學》（1953，與漢斯·格特合著）、《權力精英》（1956）、《社會學的想像力》（1959）等，可謂高產。1962年3月20日，米爾斯因心臟病發作在紐約去世，年僅46歲。
去年辭世的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斯坦利·阿諾維茨（Stanley Aronowitz）在2012年出版的Taking It Big: C. Wright Mill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一書中對米爾斯的思想來源和理論主張進行了詳細梳理。總體而言，米爾斯的學術觀點受託爾斯坦·凡布倫、馬克思·韋伯以及卡爾·馬克思的影響較大。他在學生時期曾對哲學產生過濃厚興趣，閱讀了較多托爾斯坦·凡布倫、約翰·杜威和米德等人的作品，深諳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在威斯康星大學讀博期間，則受漢斯·格特的影響，系統研讀了馬克斯·韋伯和卡爾·曼海姆的著作。上述不同的學術背景使得他能夠結合哲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思維方式於一體，迸發出獨特的思想火花。
社會學家要直面時代大問題
在上世紀40—50年代，他出版的《新的當權者：美國勞工領袖們》《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權力精英》構成了對二戰後美國權力和階層結構研究的三部曲。而他在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像力》更是迄今為止學界引用率最高的社會學著作之一，也幾乎成為全世界社會學專業學生的必讀書目。
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米爾斯首先提出作為社會學家要直面時代大問題，尤其是要梳理出「公眾面臨的主要議題」和「私人經受的關鍵困擾」，這種「私人困擾」直接與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相關聯。縱觀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發展進程，這一論斷並沒有過時，甚至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強化了。接下來，米爾斯對當時美國社會學的流行趨勢——宏大理論和抽象的經驗主義進行了批判。他以帕森斯的理論作為靶子，對宏大理論進行了批判。在他看來，「以宏大理論的術語來討論任何實質問題，幾乎都得不到清晰的陳述」；宏大理論缺乏對具體社會經驗的解釋力，「撇開了任何具體經驗問題的方式」。
對此，筆者表示深表贊同，一方面，在宏大理論中，個體就像按規則行動的棋子，毫無個體能動性；另一方面，宏大理論往往追求大而全，最後就變成了能解釋一切的「黑洞理論」，什麼都能解釋就等於什麼都沒有解釋。而米爾斯認為抽象的經驗主義和宏大理論一樣，抓住研究過程中的某個關節不放，因小失大。在他看來，抽象的經驗主義過於強調「科學方法」，對「我們時代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性話題」避而不談，變成了一種認識論的建構；與此同時，抽象的經驗主義還忽視了面對多種社會結構時的比較性，缺乏歷史性的視野。此外，米爾斯還對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盛行的實用主義取向進行了批評。
納入歷史的視角
那麼，在研究中避免宏大理論的同時，如何走出抽象的經驗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取向呢？米爾斯提出了關鍵性的一點，即納入歷史的視角，這也是培養「社會學的想像力」的重要方面之一。米爾斯指出，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任何社會科學可以被認為超越了歷史，「所有名副其實的社會學都是『歷史社會學』」。其一，要重視不同社會的歷史比較研究，且歷史範疇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非整體背景；其二，歷史與現實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只有將事件放置於特定的歷史時代，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內在聯繫與本質。這種社會學的想像力，我們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將微觀個體與宏觀社會結構及歷史進程相聯繫的一種思考能力。
以筆者正在研究的中國援非實踐為例，或可對米爾斯提出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做一個補充說明。在研究中國具體援助非洲項目時，一方面，我們要將其放置於中非交往史和國際關係大背景下研究。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發展任務以及共同的戰略利益把中非緊密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援非實踐又是一個個個體參與的，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策導向的影響下，他們的具體行為方式又各具特點，且援助項目涉及農業、教育、衛生、環保、基建等多個領域，需要在研究中注重縱向歷史與橫向現實比較的視角，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否則只能得到一個片段。
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的最後，米爾斯還提出，作為一名治學者要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個人體驗相結合，並將自己的這種體驗與整體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相聯繫。目前值得肯定的是，隨著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田野調查或實地調研在社科研究中的重要性已為學界所普遍認可。那麼，社會學學科的獨特性在哪裡？在筆者看來，可能還是社會學的想像力，尤其是如何將個體生命史放置於宏觀的社會變遷中觀察，如何把群體行為用社會理論去解釋，如何將一個個看似無關的例子用社會學特有的思維方式串聯起來分析，就這些來看，米爾斯的觀點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15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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