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危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日寇鐵蹄所到之處，神州山河破碎。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在民族危亡，國家生死之際，國共兩黨都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面對日寇侵略，國家蒙難，凡我中華兒女，哪個不義憤填膺，熱血上頭，挺身而出，請纓殺敵，慷慨從戎。
「七七事變」之後，作為川軍統帥的劉湘再也忍不住了，愛國怒火在他胸口熊熊燃燒。7月10號到13號間，他多次致電蔣介石，請求帶領川軍前往前線抗擊日軍，保衛祖國。
8月7日，南京加國防會議，坐著各省掌握實權的軍政要員，亂世之中，這些實權派大都想保存自身力量。他們對抗戰的態度只停留在口頭上或處於觀望中，一旦談到出兵的具體事宜，各個都支支吾吾。
四川王劉湘按捺不住，怒而站起，喝道：「爾等的民族大義何在？國難當頭，竟還如此畏畏縮縮！」
劉湘擲地有聲地說：「抗日，四川即可出兵30萬，待命壯丁500萬，糧食若干萬石！」
這番話讓在座各位包括老蔣在內都震驚不已，30萬兵，這可是四川王劉湘多年打拼、積累下來的全部家當。之前他在四川爭奪地盤、消滅異己、圍剿紅軍，做出一些不恥的錯誤行為，心有悔意；在關鍵時刻，劉湘還是做出了鐵血軍人對保家衛國的莊重承諾。劉湘表示要用日本人的血去洗刷他多年內戰所犯下的罪行。
8月26日，劉湘在四川發表了《告川康軍民書》，號召四川民眾積極抗戰。文中最後寫道：總之，我民族為自己生命及世界公理與正義而奮鬥，勢逼處此，雖赤手空拳，猶當與彼飛機重炮一角；何況我優勢正多，前途利鈍，只系予吾人今後決心和努力之程度若何，我各界人士，其共興起，我各界人士，其共凜然之哉！
9月1日，劉湘親率川軍，出川抗日。
02 請纓殺敵隊
如火如荼的戰局和節節敗退的戰線，燃燒、刺激著國人們的心，川北偏遠小縣城安縣（今北川縣曲山鎮）此刻也沸騰了，抗日口號響徹街頭巷尾，徵兵公告鋪天蓋地。25歲的曲山場青年王建堂，食無味，寢難眠，心難靜。
王建堂出生於1912年，他父親王者成（1887-1957），早年就隨父從德陽綿竹縣搬來曲山場定居，做點小買賣；王者成雖只是個鄉間小商人，但他關心時政，有氣節，好打抱不平，還喜歡唱川劇，是當時川西垻子有名的川劇老生票友，時常上台客串文天祥、伍子胥等傳統劇目，被人尊稱為「者大爺」。 當然他這種性格也傳給了大兒子王建堂。
王建堂7歲入私塾讀書，13歲時隨舅舅到內江二中和江油中學讀過初、高中，19歲時考入當時軍閥所辦的「江彰文學院」，讀了三年大學，戰亂中學院停辦，王建堂不得已綴學回曲山老家，以小學老師、民眾教育館等職業謀生，後娶妻成家，生有一女。
血氣方剛的王建堂，經常和一幫青年談論國事，抨擊時政。輾轉不定的生活讓王建堂早早意識到：沒有國的安定，何來家庭的幸福。
位卑未敢忘憂國，面對日寇鐵蹄踐踏我祖國大好河山，王建堂等人早已義憤填膺；1937年8月，劉湘的《告川康軍民書》給本已熱血澎湃的王建堂心中加了一把火，他決心馬上投筆從戎，以身許國。
王建堂在僅百餘戶人家的曲山場裡外奔波，很快就串連集合了170多號誌同道合的年輕人，成員有青年學生、社會青年、小商小販和農村小伙子；大家滿腔熱血、意志堅定，決心上陣殺敵，共赴國難；他們一致推舉王建堂為首組建隊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並同時向安縣縣長成雲章提出參軍請求。當然，這一切都得到了父親王者成的大力支持和鼓勵。
縣長自然是大喜過望，連稱他們是「安縣好男兒」，這百多名熱血青年被接到縣城（安昌鎮），駐在大安遊藝場訓練；縣長將他們自取的隊名改為「安縣特徵義勇隊」， 並由王建堂擔任隊長，納入縣府的「特徵」任務中。
當時的四川各地，諸如此類自發組隊、要求上陣打擊日寇的事例極多，王建堂的隊伍只是其中的一支；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則讓王建堂父子永載史冊，千古流芳。
03 誓師大會
隨著前線戰事吃緊，國軍損耗嚴重，急需補充兵源，安縣所招的「特徵義勇隊」來不及培訓，就接到了出征命令。
當年初冬，安縣決定為出征將士舉行歡送誓師大會。
會場上，歌聲嘹亮，誓詞悲壯，會場下，父送兒，婦泣夫，兄弟相分，骨肉別離，淒戚難述。
縣長成雲章讓大家安靜會兒，他從後台攙扶出一老者，只見老者瘦小精幹，神態安詳，頭戴黑氈帽，筆架銅鏡，由於腿腳受傷，行走不便，但還是慢慢站到了台子中央。
王建堂定睛一看，這不就是父親王者成嗎！
不是說好了，因腿腳不好，無法翻越幾十里的山路，就不來送別了。
沒錯，原來是這麼打算的，那父親又怎麼來了呢？
當父親得知兒子即將出征，自是心傷不已，此去征戰肯定是九死一生，能否保命回來，全得聽天由命。王者成知道兒子孝順顧家，為了讓他專心上陣殺敵，他想起了古有「岳母刺字」，今得仿效一下，以壯我家孩兒志氣。
裸背刺字當然不可能了，於是，王者成特意扯了塊5尺見方的大白麻布，他那雙枯瘦的手緊握筆桿，強忍著悲痛，蘸墨，平布，先在大白布中央寫下斗大的「死」字，接著在右側寫上：「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上盡忠。」兩行小字。
寫到這，王者成已老淚縱橫，一滴，一滴，又一滴，濕了麻布，痛了心扉，雙手也沒法控制地顫抖起來。
他不得不暫停，拭淚，平復下心情。
接著，在大白布的左側，「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四字句共56字，分5行寫就。最後落款為：父手諭。
字寫得未必有多好，但它濃墨端正、古樸凝重、力似千鈞，這是一位父親對兒子的囑咐，也是一個老人對國家的熱愛，這是何等的家國大義。
此刻的王者成已不再流淚，他知道，只有千千萬萬的中華好兒女去流血、去戰鬥，去生產，才能真正驅逐日寇，保我華夏，衛我家園。
王者成將寫好字的大白布摺疊好，和兩雙布鞋及乾糧等打成包裹，托人帶往安縣，由縣長親手轉交給即將出征的大兒子王建堂。
包裹輾轉到了縣長手裡，他檢查時，發現裡邊有張摺疊著的大白布，好奇地慢慢打開，首先躍入眼帘的正是那刺目的斗大「死」字，這乃不祥之兆，出征之際，誰家送「死」字來詛咒？正想發火，見邊上還有字，趕緊加速展開。
全部看完後，堂堂縣長和在場的人都淚目了，特別是那句「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堪比「馬革裹屍」還更令人動容。
王老先生的「死字旗」豈不是當時最好的宣傳物，最感人的動員號，縣長有了主意，決定在出征誓師那天，現場展示此旗，長我安縣人志氣；縣長特意派人用轎子請來王者成，讓父子倆當場傳授此旗作別。
於是，有了前頭王建堂意想不到的那一幕，父親居然出現在大安遊藝場台上為他送行。
寒風朔朔，冷雨淅瀝，縣長讓手下在台上將「死字旗」當眾展開，他和王者成分立兩邊，挨旗站著；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這面白底黑字旗上。
縣長咳了一聲，然後逐字逐句高聲念道:
死！
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上盡忠。
停頓了下，接著大聲念：
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
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父手諭
在場之人見了，聽了，先是熱淚滿面，嗚咽一片，接著，就有人帶頭振臂高呼：打到日寇，還我山河；血債血償，誓死保家園。抗戰到底，中國必勝。
死字旗帶來的震撼太強大了，一時間，群情激奮，喊聲震天，曲山場山谷中，回聲久久激盪。
在眾人的注視下，王建堂用衣袖擦了擦涕淚，上台，向父親跪拜，然後起身用雙手從父親和縣長手裡接過了沉甸甸的「死字旗」，轉身向台下鞠躬，雖熱淚盈眶，但也剛毅決絕。
未幾，幾百人的隊伍出發了，送別的親人都不再放聲痛哭，只噙淚駐足，目送子弟兵們逐漸消失在崎嶇的路盡頭。
王者成為兒子送「死字旗」的消息不脛而走，成了當時的特大新聞，各大媒體紛紛報導；當時成都《新新新聞》頭版以「模範父親」為標題，將旗幟上的文字全部刊登，還介紹了「義民王者成送子出征」的前後情況。一時間，四川乃至全國多地都知道了「死字旗」故事，反響強烈，全國各地本就高漲的抗日熱情持續升溫。
04 壯士出征
王建堂率領「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步行到成都，在四川軍管區報到，軍管區派參謀長趙斌竭盡撫慰事宜，還贈送請纓殺敵隊一面上書有「民族之光」的大旗以志褒揚。
隨後，王建堂他們再步行至重慶；經過不到三個月的訓練，被編入二十九集團軍第44師野戰補充二團，於1938年初春東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線。
第29集團軍總司令是川軍元老、大軍閥之一的王瓚緒，下轄第44（王瓚緒父子先後兼任軍長）和第67（許紹宗）兩個軍，歸第九戰區指揮，後歸五戰區張自忠將軍指揮。29集團軍成立後，作戰區域在湖北、湖南、洞庭湖、河南信陽一帶，先後參加了武漢會戰、隨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鄂西會戰、大紅山保衛戰、常德會戰等大型抗日會戰。
那麼，有「死字旗」在身的王建堂表現又如何呢？可以用英勇頑強、戰功卓著、命大福大來形容。
由於王建堂帶領了一百多人的「川西北青年請纓殺敵隊」從軍，加之又有文化，所以他從參軍之日起便是見習排長。
山脊遇險
1938年盛夏，團部命王建堂率部占領某地的馬鞍山陣地，以掩護其它各部轉移。
王建堂哼著川劇小曲，走在隊伍最前面，剛登上山脊，冷不丁從邊上的山岩中，衝出三個頭戴鋼盔的日軍，明晃晃的三把刺刀齊齊向他刺來；面對突發情況，王建堂根本反應不及，只是下意識地喊了聲：「娘希匹！」。
千鈞一髮之際，緊跟他身後的輕機槍手一個「掃堂腿」，將王建堂踢倒，不過還是被刺中了左肋，離心臟僅差一點，好險啊。
隨著「突突突」幾聲槍響，三個日軍應聲倒斃。身負重傷的王建堂，被緊急包紮後送往戰地醫院搶救。其部隊在山脊處立即構築工事，準備阻擊來犯日軍；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滅的三個日軍外，並未見到其他日軍到來。事後王建堂得知，三個日軍是前哨，提前到山頂查看情況，沒想到卻丟了性命，後面的日軍部隊聽見山脊上的機槍聲，恐中埋伏，便繞道他處了。
這次大意事件後，王建堂吸取了教訓，每次戰鬥都格外小心。他作戰英勇頑強，加之又有文采，受到團部多次表揚。
1939年春節剛過，四川軍管區專門派員，和安縣政府一起，組織曲山場機關法團、學校和鄉民，一路敲鑼打鼓，將一面木匾送到王家。牌匾正面漆得油光透亮，正中央是「父義子忠」四個金光燦燦大字，上款寫的是「義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榮」，下款是「四川軍管區司令部贈」。
在簡短的迎匾儀式後，光榮匾被高高懸掛在王家大門上方，路人抬眼可見，真是光宗耀祖、榮譽非凡。
到了1940年，王建堂在抗日戰場上已經度過了近3個年頭，經過戰爭洗禮，文弱書生成了野戰排排長。
茶陵之戰
一次，王建堂奉命帶領部隊夜襲駐守湖南茶陵某據點的一個日軍中隊。他提前找人摸清地形以及敵人的布局和火力情況，夜幕降臨後，他便帶著多名敢死隊隊員，趁黑摸入敵據點，向敵人發起了突襲。
日軍兵力雖占優，但被裡應外合，打了個措手不及，死傷慘重；日軍看到城裡城外都有我軍射擊，還以為是大部隊來襲，慌亂之下紛紛逃出了城外。重新集結待援，妄圖把茶陵據點奪回來。
第二天一早，日方援軍到來，反覆發起攻擊；於是團部再增派一連人歸王建堂指揮，拼死守城。雙方激戰一晝夜，鑑於缺乏重武器，力守已無可能，王建堂率部安全撤離。
此次戰鬥，王建堂機智勇猛、指揮有方，日軍傷亡過百，而我軍僅負傷二人，成了當時少有的勝利之戰；戰區司令部長官陳誠親授他甲級勳章一枚，這讓王建堂名聲大噪，成了全軍的先進典型，也是他的終身驕傲。晚年時，王建堂在晚輩面前講起此事倍感榮光，並自豪地說：「我當年當排長時就指揮過十二個班，比連長還關火（管用、牛氣）！」。
王建堂性格過於耿直，常得罪上司，也不屑奉承拍馬那一套，3年裡並沒得到重用和快速提拔。有一回，團長指揮失誤導致重大人員傷亡，氣不過的他，甩了團長一巴掌，要不是師長、軍長惜才保他，早就被槍斃了。
銀元保命
不久之後，王建堂當上連副，分管連里一百多號人的後勤軍需。有一次發軍餉，他發現一枚銀元有缺損，為了不讓別人吃虧，就留下自用，一時也沒花出去，只好將它放在褲襠隱秘小口袋裡，閒暇時拿出來把玩消遣，哪知正是這枚缺損銀元，後來救了他的一命。
一天，戰鬥又打響了，王建堂所在部隊冒著敵人的密集炮火沖向日軍陣地。戰友們不停地成片倒下，殺紅眼的王建堂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個勁地往前沖；突然，他猛地感到小腹右側一陣巨痛，第一反應便是中彈了，可是很快又發現，自己受傷似乎不重，還能繼續衝鋒殺敵。
戰鬥結束後，放鬆下來的王建堂，才覺得剛才負傷的部位痛感加劇，揭衣一看，褲襠口袋上有一個彈孔，伸手一摸，一塊硬邦邦的圓東西陷在肉里。他喊來衛生員，解開衣褲，這才發現一枚銀元陷在右腹的肉里，已被子彈打凹變形。
若不是這枚帶缺銀元擋住了子彈，王建堂不死也得重傷，只能說他是福大命大。
洞庭湖阻擊戰
1943年10月上旬，「常（德）桃（源）會戰」開始，才是連長的王建堂隨部隊駐防在洞庭湖岸邊。洞庭湖周圍，河流湖汊眾多，日軍不斷以小汽艇組成分隊，變換著時間、地點，沿湖河來襲擾、圍剿國軍。
一天的黃昏時分，洞庭湖上風平浪靜，一個中隊的日軍乘坐多艘鋼艇，快速向王建堂連的防禦陣地駛來。
王建堂指揮全連戰士向日軍猛烈開火，然而日軍的鋼艇航行速度飛快，炮彈很難擊中，打出去的炮彈大多落入水中，再加上鋼艇堅固異常，即使擊中艇身，鋼艇也沒有太大的損壞。
眼看著日軍登陸艇越來越近，王建堂急中生智，下令全連撤退，將灘涂陣地完全讓給日軍，隨之在百米外的叢林中設置第二道阻擊防線。
日軍以為國軍害怕撤退了，登陸艇靠岸後，便大搖大擺地上岸，準備集結後對後方國軍駐地發起強攻。
這下正中王建堂的計謀，就是要讓日軍放鬆警惕地登陸，然後對灘涂上毫無掩護的日軍，居高臨下發起突然猛擊。
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日軍被打蒙了，一片鬼哭狼嚎，四散找掩體，最後還是依託橫過來的登陸艇做掩護，試圖發起反擊。
經過一夜的激戰，日軍不得不丟下三艘登陸艇，潰逃而去。
王建堂又取得了一場大勝，不僅打垮了一個中隊的日軍，殲敵一百多，還繳獲了三艘鋼艇（艇上有敵屍十一具）和一批寶貴的作戰地圖等資料，而我軍傷亡甚小。
王建堂憑此戰鬥，再次榮獲戰區長官部頒發的甲級勳章一枚。
在7年的前線抗戰中，王建堂先後參加了武漢會戰、鄂西會戰、大洪山保衛戰、常德會戰、長沙會戰等戰役。數次擔任敢死隊長，參加大小戰鬥數十次，四次負傷，多次立功授獎（其中二次被最高長官部授予甲級勳章）；每一次受傷，王建堂都要撕下「死字旗」的一塊布來拭血和裹傷，有幾次戰友受傷了，因為衛生兵不在，緊急中王建堂也撕下一塊為戰友裹傷，他用自己實際行動回應了父親對自己的期許。
王建堂在部隊的職位也有慢慢晉升，先是排長、連長、副營長，之後是司令部參謀副官。不過，他更因背負「死字旗」抗日而名震天下，日軍對他恨之入骨，卻又拿他沒辦法。
作為對王建堂英勇抗日的嘉獎，國民政府讓王建堂去天津參加日本受降儀式，時間是1945年10月6日。
抗戰勝利後，王建堂隨部隊留守南京，因身上有傷，加之又是軍中「才子」，得以被批准一邊在醫院養傷，一邊在中國文學院進修。8年前投筆從戎，今竟然重新拿起筆，恍若隔世輪迴。
應該說，王建堂是非常幸運的，命保住了，還成了軍官。讓我們看看出川將士的整體情況吧。
05 無川不成兵
抗日戰爭時期，四川是抗戰的後方大基地，出兵、出錢、出力，均為全國之最。川軍出川作戰達350萬人，占參戰國軍的四分之一還多，是中央軍之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裝。
彼時的川軍是眾人眼中「沒有兵樣」的兵，是一手拿著步槍一手拿著煙槍的「雙槍兵」，一沒有充足的武器裝備，二沒有像樣的軍隊紀律，戰鬥力差，在與它省的軍閥混戰中屢戰屢敗。而長達多年的川內軍閥內戰，更是讓川軍從積貧積弱中變得雪上加霜。
由於蔣介石一心想削弱四川軍閥勢力，抗戰前期川軍戰死多多，後期的川軍又被散放到全國各地戰場，基本所有一線戰場都有川軍存在，故有「五人必有一川」、「無川不成軍」的說法。被拆散的川軍群龍無首，又由於裝備差，名聲差，被分到各地軍隊都被拒絕，四處漂泊，最後只有李宗仁接受了這支積貧積弱的川軍。
沒想到，這支被稱為「叫花子軍隊」的川軍，確是最有血性的一支軍隊。淞滬會戰中，第一批被派出的數萬川軍經過四十多天的長途跋涉，來到上海投入戰場，數人打到只剩下幾千人，雖最終沒守住，但給日軍造成了很大麻煩。
藤縣保衛戰中，川軍王銘章一個師的將士無一退縮，戰鬥到最後一刻，全數陣亡，為台兒莊戰役取得了寶貴的時間。李宗仁曾含淚評价川軍：「若無滕縣之苦守，焉有台兒莊大捷？台兒莊之戰果，實滕縣先烈所造成也！」。
據有關數據統計，整個抗戰期間，川軍共傷亡64萬多人，其中陣亡26萬餘人，負傷35萬餘人，失蹤26萬餘人，其中：劉湘出川不久，就因胃病復發，吐血而死，臨終遺言是：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敵軍一日不退出我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之志，始終不渝。」劉湘的遺志，成為了川軍的軍魂。每日升軍旗時，川軍全體官兵必共同誦讀，以示抗戰到底的決心。
還有，川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1944年5月在在豫中會戰中身亡，成為抗戰中殉國的川軍最高級別將領。
抗戰結束後，回到四川的川軍將士只有13.7萬人，而川軍第29集團軍，士兵（加上後補充的新兵）有11萬餘人，最後僅剩不到2萬人，這等慘烈的犧牲是全國各地的軍隊所無法比擬的，真正實踐了王纘緒將軍的「民族獨立的金字塔，決心先拿我們的骨肉去砌成」。
唉！扯遠了，還是說回本文主人公王建堂吧。
06 解甲歸田
王建堂借養傷、學習之機，回了趟川北曲山老家，得知妻子在前幾年已經被自己雙親勸回娘家，之後母女音訊全無，生死不明，氣得拍桌大怒，要找婆家算帳去；待冷靜下來後，他想到自己作為軍人，幾年間音信全無，怪不得別人，且日後的生死也難料，妻女這樣走了也好，但願她已找到了好歸宿。
王建堂在南京文學院學習時，曾和大名鼎鼎的作家張恨水住在一起，張恨水寫的長編小說《金粉世家》、《啼笑因緣》風靡全國，一時洛陽紙貴；張恨水那段時間正在創作直接描寫國民黨正面戰場戰役（常德保衛戰）的長篇小說《虎賁萬歲》，因此和戰役親歷者，同時文筆也可以的王建堂，很是投機，無所不談；受張恨水指點，本來就熱愛文學的王建堂受益匪淺，文學修養進一步得到提高。
解放戰爭時期，國軍節節敗退，1949年12月9日，王建堂隨大部隊在成都起義，正式加入解放軍。
被解放軍收編後，離家13載、連年征戰的王建堂，確實累了，加之年齡偏大，非常渴望回到家鄉過平靜的生活。
1950年2月，王建堂自願返家參加生產的請求獲得批准，軍管會給他簽具起義證明書和介紹信，並發放歸家大洋，王建堂回到了曲山場老家。
王建堂文化高，被安排到曲山小學任校長，但當時該校校長是他的朋友，他不願同朋友搶工作，拒絕了。後又安排他去北川通口鎮市管會工作，但他沒去，只因當時山路不通，回家困難，他不願再輕易離家，畢竟父親王者成老了，自覺虧欠甚多的他想多陪陪家人。由於王建堂的幾次「不就任」，之後的工作便沒了下文。
人們不禁要問：當年身負拭血裹屍的死字旗衝鋒陷陣，死都不怕的王建堂，何以在解甲歸田之後會變得如此戀家，以致於連工作都可以不要？
如若仔細想想，就會明白：像王建堂這樣經歷九死一生的軍人來說，能活下來已是萬幸了，對他來說，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會比家人團聚、盡孝陪老更重要了！
王建堂回鄉後，由於是有名的抗日英雄，很多人想給他介紹親事，不過都沒成，畢竟在小地方想找個志同道合的女子也不容易，還有，他也在等待失散多年的妻女能驚喜歸來。
幾年後，風向變了，因為曾在國民黨部隊當兵，被列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受到了歧視、衝擊；在此後的二十多年間，每有 「運動」，王建堂都免不了被揪出來批鬥一番，好在曲山場的大多老百姓都知道王建堂帶著「死字旗」的抗日事跡，並沒過多為難王建堂；但這樣的境況自然也嚇退了姑娘們，王建堂娶妻成家的念想成了泡影。
由於身份上的「污點」，王建堂再無正式職業，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謀生路，他四處打零工、干苦力，做過漆工、泥工、翻瓦工等，甚至還幹過掩埋屍體的營生，到了 68歲時還在幫別人家翻修瓦房。
70年代末，隨著國家各方面日益好轉，王建堂的境遇才有所改變。
1980年，被北川縣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每月可領取補助15元。
1981年，被聘為北川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工資23元，在文史館工作期間，70來歲的王建堂重拾對文學的熱愛，完成話劇《白雲深處》的創作，可惜未能公開發表。
一生無嗣的王建堂，和家族中的後輩關係頗好，後輩們經常會問起他在抗日戰場上的經歷；不過，他對自己的戰功只是一筆帶過，並沒多提，主要講述的還是自己在戰場上的所見所聞；也許是想到死去戰友才是功臣，他能活到現在已很知足了。
侄兒王烈勛從小就聽大伯講述抗日戰場上的各種傳奇故事，覺得大伯神奇而又親切，有說不完的話題，因此來往頻繁。
後來，在王烈勛等家人的刨根問底下，王建堂也只是很平淡地說，他的一生僅有五件值得拿出來講：
第一 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父親王者成向他授「死字旗」。
第二 是抗戰期間，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給他授過兩次立功勳章。
第三 是在他當排長時，因團長指揮失誤、死傷眾多，氣不過的他打了團長一耳光，團長當時要槍斃他，師長、軍長親自出馬說情，說他殺敵英勇，不能殺，他才死裡逃生。
第四 是他在療傷期間，到中國文學院學習，和著名作家張恨水同住一室，在文學上受益匪淺。
第五 是他在1945年10月6日到天津參加接受日本人投降儀式。
槍林彈雨、百般折磨中走過來的英雄，竟如此淡然平靜、榮辱不驚，僅說出5件事值得提起，要知道，這5件可是件件大事啊，擱一般人嘴裡，還不吹破天。
當問起他還有沒有什麼遺憾之事時，王建堂也曾失落的說道：可能我此生最大的遺憾就是，當年在戰場上，在一次部隊緊急轉移之時，將父親送給我的那面「死字旗」給弄丟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70多歲的王建堂憑著回憶，再次手寫了那面父親送給他的「死字旗」。
根據其侄兒王烈勛回憶： 「那面旗曾常伴大伯身邊，他非常熟悉，只用了10多分鐘寫好了80多個字，感覺是憋著一口氣，一氣呵成的。」
07 心酸
晚年干不動活了，王建堂總愛每天坐在離家不遠的曲山街邊小店前，捧著一本書看，身邊擺的乾麵餅2個、白酒一小瓶，一坐便是一整天。
偶有路人、鄰居過來相伴聊天，聽他講各種趣事，包括北川當地的風土人情、要事掌故等，唯獨不愛講自己的過往。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王建堂的生活狀況也益發不如人意，甚至是令人心酸。
這可以從他侄兒王烈軍後來提供出的一封信得到印證。
這封呈《有關負責同志均鑒》的信，是王建堂在去世的前幾年寫的，函中說：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尚未到成都時，我隨本軍（四四軍）在成都起義，任成都城防，臨時番號叫「治總」。解放軍入城後，本軍奉命在犀浦整頓。我於五零年自動請求返家生產，意在娶妻成家。
回家後一直受到歧視。由於是起義人員，未戴帽子，但列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每個運動便被批鬥，無權獲得工作，只是在批鬥之餘打零工、做苦工，打雜工乃至包埋死人以餬口，娶妻成家頓成泡影。這樣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幫後。
於一九八零年九月始，被列為社會救濟的孤老，每月給生活費十五元。一九八一年我被選為北川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委員，因此由政協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五元，共二十元。到民政救濟稍有調整，又給我加了三元。那麼，我現年每月生活費只有二十三元。
目前，百物飛漲，二十三元實不能維持我一個孤老的生命。縣有等級，民政救濟亦有規定，須（雖）本縣政協及文史委員會，時時看顧，亦不過口頭慰藉、嘆息而已，他們一再表示無能為力。
故我一再考慮，不顧羞愧，寫成此信，唐突上呈貴部，希有關同志，根據黨的政策，多方考慮、了解，給我一個能維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則泣感無陳。 呈此 籍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沒能等到政策的具體落實。
1992年，王建堂已是喉癌晚期，痛苦難忍，當地醫生都不敢到家看病，王烈勛和哥哥王烈軍只能找來獸醫，面對瘦骨嶙峋的王建堂老人，獸醫都找不到打針的血管。無法出聲的王建堂示意王烈勛，從床頭拿來紙筆，他在紙上吃力畫了一陣，經過辨認，紙上寫的是「打，我不怕」幾個字。
抗日英雄竟如此遭罪！究竟誰的過？誰的錯？
1992年6月，王建堂在在孤獨悽苦中黯然離世，走完了他悲壯、光榮而又曲折的一生，享年80歲。去世後，遺體拉到綿陽市殯儀館火化，骨灰也寄放在那裡。
王建堂後來的不幸有時代的原因，後來，國家有關方面對此相當重視，對國軍抗戰老兵關愛有加，但大多數如王建堂一樣早已凋零而去，沒能等到這一天。
作為抗日英雄的王建堂，以及他的「死字旗」並未被後人遺忘，故事還在繼續。
08 浩氣長存
先補充下有關北川的地理認知。
北川縣在古時稱石泉，1914年更名為北川，縣治在今禹里鎮（當時稱治城）；1942年6月，行政區劃調整，北川縣所轄擂鼓等3個保劃歸安縣，安縣所轄曲山等3個保劃歸北川，自此，曲山場完全歸北川縣管轄；1952年，北川縣治遷至曲山場（後改曲山鎮）；2008年汶川大地震，曲山受到毀滅性重創，北川縣政府駐地遷至現址永昌鎮，同時選址任家坪重建了曲山鎮。
因此，民國時的安縣曲山場，後來成了北川縣城的曲山鎮（也曾叫城關鎮），毀於「5.12汶川大地震」。今曲山鎮已非舊曲山場了。
在大地震中，王建堂所複製的「死字旗」不幸被掩埋於北川老縣城的廢墟中，再也沒能找回。
在追思長輩時，王烈勛兄弟對當年這面「死字旗」的丟失，感到深深的遺憾和不安。2015年，王烈勛根據照片與視頻，又再度複製了一面「死字旗」，王烈勛自豪地說：「從爺爺到大伯，再到我，三代人傳承的不只是這面旗子，更是一種精神力量，我希望能將這面旗子的故事將給更多人聽。」
不久之後，王家將該旗贈送給以紅色革命為主題的大型博物館—成都建川博物館；五尺見方、白麻布做成的「死字旗」，是這座博物館眾多珍貴文物中的翹楚，每每都會吸引著眾多參觀者駐足、遐想。
王家祖孫三代傳承的不僅是一面旗幟，更是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精神。
它不僅屬於王家，更是四川人民對抗日戰爭做出卓越貢獻的真實寫照。
正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個像王建堂一樣的英雄，中華民族才能挺過那最危難的時刻，方有了後來的新中國，以及如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旗幟猶在，浩氣長存；英雄不朽，國泰民安！
謹以此文緬懷抗戰先烈，時刻不忘國家統一！
願華夏兒女越來越好，祝祖國更加繁榮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