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在短短的16年歲月里，政局風雲變幻，國務總理更迭頻繁。先後有31人擔任過國務總理。其中：有人盡皆知的唐紹儀、徐世昌、段祺瑞等；也有為人鮮知的龔心湛、賈德耀、胡惟德等。他們任期長短不一，長者僅僅一年多，短者數月，更有甚者，短短几天而已，如曇花一現（最短的朱啟鈐只幹了兩天，最多的是段祺瑞曾四任總理）。
王寵惠（1881—1958），字亮疇，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香港道濟會堂。王寵惠是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外交家，歷任民國司法總長、外交部長、國務總理。是中國第一張大學文憑的獲得者，曾參與聯合國憲章的起草，是近現代中國法學的奠基者，是海牙國際法庭任職中國第一人。
任職時間：1922.7.31—1922.9.18（代理） 1922.9.19—1922.11.29
一 年少成名 研修歐美法學
1881年，王寵惠出生於香港道濟會堂。其祖父王元琛長於文學而篤信基督教，鴉片戰爭之後，為了避禍於1848年舉家從廣東東莞遷居香港。
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8歲時受洗為基督徒，畢業於葉納清教士創辦的禮賢書院。1884年，被聘任為香港道濟會堂牧師。王煜初與此時在鄰近的雅麗氏醫院學醫的孫中山交往甚深（1895年王寵惠的哥哥王寵勛在廣州舉行婚禮，被清廷通緝的孫中山仍出席了王家舉行的喜宴，可見關係非同一般）。
王寵惠六歲入香港聖保羅學校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知識，課餘隨聘請的家庭教師周松石學習儒家經典。十歲時進入香港皇仁書院就讀。
甲午戰敗以後，盛宣懷在天津創辦西西學堂，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招考新生。1895年，十四歲的王寵惠考取天津西西學堂（後改為北洋大學堂）的頭等學堂（即大學本科）法律門，其三哥王寵佑入礦冶門（兄弟六人，一門四博士）。
這絕對是「天才級的學霸」！那個年代，一般學生都入學較晚，十七八歲就已經是學霸級別了，王寵惠應該相當於現在的「少年班」學員了！
盛宣懷是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前身）的第一任督辦，美國人丁家立是第一任總教習。丁家立以美國哈佛、耶魯等大學的學制為藍本設計該校的學制和修業年限，該校的課程編排、講授內容、授課進度、教科用書，均與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不分伯仲。
北洋大學堂是一所典型的美式學校，教員中除有吳稚暉、伍廷芳、蔡紹基等中國的專家學者外，教員多為外籍教員，且尤以美籍教員為多。當時北洋大學堂所用的課本均是英文版本，講課也均用英語。
在北洋大學堂學習期間，王寵惠開始初步接觸西方現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受到較為全面的法學啟蒙教育。
1900年初，王寵惠作為北洋大學堂第一屆畢業生中的第一名，「欽差大臣辦理北洋通商事務直隸總督部堂」裕祿親自為王寵惠頒發了「欽字第壹號考憑」，這也是第一張中國大學畢業證書，目前該證書收藏於天津大學。
我們來看看學霸的考試成績：王寵惠在校期間曾修習了二十門課程，主要考試成績分別是：「英文一百分，幾何九十七分，八線九十六分，化學一百分，格致九十八分，身理一百分，天文九十九分，富國論一百分，法律通論一百分，羅馬律例一百分，英國合同論一百分，英國罪犯律一百分，萬國公法一百分，商務律例一百分。」
這樣的分數與我小學一二年級的分數相當（開個玩笑）！這簡直是神一樣的存在！
王寵惠畢業後先到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任教，1901年赴日本留學，致力於法政問題研究。由於自幼受孫中山革命宣傳影響，王寵惠在日本積極參加革命活動。
1902年年初，王寵惠赴美國留學，先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後轉入耶魯大學攻讀法學博士。
1904年，孫中山抵達美國紐約。王寵惠時常到孫中山的寓所進行深談，傾聽孫中山關於反對清政府的革命計劃。並協助孫中山起草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由此可以看出孫中山對王寵惠的影響和賞識。
1906年，王寵惠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赴歐洲研修法學，被選為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1907年，他將德文版《德國民法典》翻譯為英文，由英國倫敦著名的史蒂芬斯書店出版，這是當時歐洲最早的《德國民法典》英譯本之一。
由一個東方人，花了一年多時間完成《德國民法典》的翻譯，在當時的西方法學界引起了轟動，也博得世界法學界的廣泛讚譽，該書後來成為英美各大學法律學院指定的必讀課本。
1908年，王寵惠在英國考取律師資格，其對英國法學習的成就亦得到承認。直到1911年，王寵惠結束了在歐美國家9年的學習和研修，30歲的他在啟程回國的時候，已經是蜚聲國內外的法學名家了。
二 辛亥革命初露頭角
1911年4月，清廷電召王寵惠回國參與晚清立憲憲法修訂事宜。此時的清政府已是風雨飄搖，王寵惠回國後並未赴京就職，而是南下參加了同盟會。
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寵惠隨即到上海擔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顧問。12月，南北雙方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舉行談判，王寵惠受派為南方民軍代表伍廷芳的參贊。
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被南方政府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1月3日，孫中山在南京組閣，任命王寵惠為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此時，王寵惠年僅三十歲，實乃青年才俊呀！妥妥的績優股一枚！
王寵惠被任命為外交總長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發給倫敦的一則介紹孫中山組閣的通信中，特別介紹了王寵惠，除介紹他具有歐美的留學背景外，強調了他突出的個人能力，稱讚他為「最為出色」的內閣成員，表明了王寵惠在西方具有較高的知名度。
民國初興，爭取各國承認南京臨時政府，為當時外交活動之首務。1月5日，孫中山發表《對外宣言書》，8條中的前4條基本是對外政策，該宣言承認「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至條約期滿前繼續有效；承諾繼續償還「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尊重「革命以前清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領域內，尊重並保護「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
該宣言明確表達了願與世界各國和平往來的真摯願望，但同時也暴露出資產階級革命派幻想以承認晚清外交格局來換取列強承認新政府的外交取向。
王寵惠在外交方面輔政孫中山，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由於各國駐華公使團在北京開會時，相約在中國統一政府未成立前，不作承認的表示。17日，王寵惠致電美國國務卿，通報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希望美國及早承認；19日，王寵惠又致電英國外交大臣葛雷，說明清政府已經被推翻，希望英國承認民國政府。
但新政府的外交活動均未被各國政府所接受。王寵惠在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任上成功處理了「泗水事件」，為羸弱的中國外交挽回了一絲尊嚴。
1912年2月19日，華僑在荷屬印尼爪哇島泗水市舉行街頭集會，慶祝中華民國成立，荷蘭當局軍警開槍打死華僑三人，傷十餘人，百餘人被捕，釀成轟動一時的「泗水事件」。
由於荷蘭並未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時任外交總長的王寵惠，於2月21日致電北京剛逼清帝遜位的袁世凱：「事關國體民命，懇速交涉」，「以存國體，而慰僑望」。同時回電華僑告知「已盡力向荷使交涉」。
然而，連上數電，均未見復。他憤慨的表示，「民國初立，豈尚忍如滿清政府放棄責任，漠視僑民，現在海內外函電紛馳，人心激昂，已臻極點，若無滿意之交涉，恐激成他變，更難收拾」。
在王寵惠屢發數電之後，袁世凱回電稱「華僑遭厄，自必竭力拯救」。
王寵惠在29日再度電告北京即將組閣的唐紹儀，力促對荷蘭施壓。最終致使荷蘭政府同意釋放所有被捕者，懲凶賠償，並保證對旅居荷屬的華僑與荷蘭人同等看待。
民國政府一改滿清弱國外交，取得了近代以來少有的外交勝利，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然而，南京的新政府只存在了3個月時間。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即任命唐紹儀組織新內閣，王寵惠以全票當選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總長。
王寵惠在任上曾提出了改良司法的意見，但為任時間太短，並無多大作為。
唐紹儀的首任內閣也僅僅維持了3個月。由於在人員的任免上與袁世凱發生激烈矛盾而集體辭職。隨後他在《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書中，設計了一套憲法草案，這套憲法架構以系統的、全新的面目出現，在民初的政學兩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標誌著王寵惠憲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王寵惠辭職後前往上海，受聘於中華書局，任英文編輯部主任。隨後，王寵惠被推選為復旦校董，參與了復旦大學的早期建設，1913年，復旦大學重新開學招生。王寵惠被復旦大學聘為法律系教員，1915年5月，王寵惠就任復旦大學副校長。
王寵惠在授課的同時從事法學研究，這一時期他先後著有《憲法平議》、《憲法危言》、《比較憲法》等書，對中國的憲政取向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理論架構。
此時的王寵惠並非一心埋頭於書齋，仍陪同孫中山出席各種政治活動，借用各種機會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法制思想。
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1916年5月，廣州肇慶組建軍務院，與袁世凱政府形成對峙，王寵惠被任命為軍務院外交副使，在上海開展活動。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北洋政府總統，段祺瑞任內閣總理，肇慶軍務院宣告撤銷。1917年，王寵惠重返北京政壇，任法律編纂會會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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