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律師自殺了。
我們姑且稱他為「小傑」。小傑今年27歲，這是他步入這個行業的第二年。根據網際網路上流傳的信息，我們可以拼湊出他生前的經歷：本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輔修法學雙學位，隨後在清華大學取得法律碩士學位。2020年畢業後，小傑成為一名律師，從事非訴訟業務。轉折點發生在今年八月底，小傑被就職的律所開除，理由是違反保密規定。幾天以後，同事們發現小傑失聯；再然後，就傳來了他的死訊。
他的死在律師行業激起漣漪。在外界的悲痛與不解之間，許多不為人知的工作細節浮出水面：高薪和光鮮並不是這份工作的全部，無形的痛苦長久地存在著。超長的工作時間、普遍存在的職場PUA和無處發泄的壓力，長期摧殘著新人律師的精神與身體。一位在律所工作過的採訪對象告訴我們，「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唯一的辦法只有熬過去」。
而「熬過去」這件事，最簡單也最難。
一
高起薪、高強度，
自殺背後的冷酷職場
小傑去世的第二天，前同事王磊接到了消息，「真的不敢相信」。
王磊是小傑在D所時的同事。王磊說，他們曾有不少工作交集，始終在微信上保持著聯繫。8月25日前後，他聽說小傑被開除的消息；8月30日晚，小傑自殺，搶救無效身亡。
小傑「被開除」的來龍去脈變得至關重要。根據王磊的講述，為了業務信息保密，D所要求所有員工使用AWS虛擬系統存儲資料。被開除前，小傑接到了一份緊急工作，由於系統上傳、下載數據步驟較為繁瑣，且操作常有卡頓，為使團隊能按時完成工作，他將部分資料以網盤形式傳給了項目組的其他成員。這一行為得到了senior（指導新人律師的資深律師，二者間通常無直接行政管理關係）的默許。
項目結束後，D所的管理合伙人得知了此事，認為小傑「違反了所里的保密規定」，決定開除他。整個過程充滿人情與制度的博弈，負責該項目的合伙人曾多次為小傑求情。但最終，管理層認為，「紀律大於一切」，小傑因工作過失被辭退——按照勞動法規定，過失辭退無需賠償n+1，這次失誤也被永久地記錄在小傑的工作履歷里。
王磊回憶，被開除後，小傑身邊的朋友都感覺他「明顯消沉了起來」，常常陷入自我懷疑。在他看來，這次挫折成為了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小傑。
高薪往往意味著有更大的工作壓力 / 視覺中國
但還有更多壓力與崩潰，值得去追溯。
小傑工作過的D所，是一家以高起薪、高強度著稱的「精品所」——在業內，律所的等級呈金字塔分布，最頂級的律所被稱為「紅圈所」，包括金杜、君合、方達等八家律所；次一級為「精品所」，小傑曾就職的D所便是其中之一；在金字塔底，還有數不勝數的「普通所」。
通常來講，律師的薪資也按金字塔型排布。但D所是個例外，在這裡，律師的起薪能夠達到30000元/月——大於等於紅圈所的薪資水準。常人難以忍受的工作壓力，也成為高薪的代價。
首先是超負荷的工作量。一位在D所工作過的律師劉昍告訴我們，律師必須24小時待機，連續兩三個通宵也是常事。在民商事非訴訟領域，大多數工作時限很緊，「有時候是客戶要的急，有時候是律師們想要儘快交工來贏得客戶信任，所以自我push」。劉昍記得，之前有一個項目，由於相關法律剛剛修改，項目報送沒有先例，合伙人想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於是，整個團隊不眠不休趕了兩個通宵，才完成申報。這種迫使律師工作到凌晨甚至通宵的事件「常有發生」。
更深層的壓力，來自律所的紀律與規定。
網絡上流傳著一份來自D所的《談紀律》，裡面寫道：「『不人性化』（不講人情）不等同於不尊重人性。什麼是人性？人性包含在利益和情感上的需求。律所首先是企業，D所也不例外。企業要充分理解並尊重每位成員利益方面的人性，而感情方面的人性，則主要由家人和朋友去關注。」一位就職於D所的律師說，這篇《談紀律》是寫給員工們的新年郵件，後來被收錄進新員工培訓手冊。
許多默認的、無法反抗的規定出現了：周六必須上班打卡；鼓勵加班到晚9點之後；不「鼓勵」律師跨組吃午飯，因為「對工作效率的提高毫無益處」；在D所總部，甚至有領導一度住在律所辦公室對面的公寓，用望遠鏡「觀望」所內的工作情況。
律所完備的組織架構支撐著這一切。在D所，每個人的上下班時間會被精確到分鐘，由前台直接上報給合伙人。IT會隨時檢查律師工作電腦中各項軟體的使用情況，致使小傑被開除的「工作失誤」中，使用網盤傳輸數據這項關鍵證據，便是由IT直接匯報給合伙人的。財務還會按照指示，修改報銷和結款帳單。劉昍說，「職能部門像合伙人的『錦衣衛』，不僅在打卡、報銷、裝軟體之類的事情上對律師們頤指氣使，還會把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匯報給老闆。」
當「不人性化」被無限合理化時，工作失誤便成為難以被容忍的事情，律師們總要為此付出各種代價。劉昍記得有一次，因為給客戶的非正式文件里有一個筆誤，senior將他叫進辦公室罵了整整兩小時，說他「不配當一個律師」，他也曾聽到剛休完產假的女律師被指責「懷孕把腦子懷傻了」。
加班成為律所工作的常態 / 圖蟲創意
如此嚴苛的管理並非D所專屬。小傑告訴過王磊，自己先在D所實習了一段時間，從清華畢業後，先是入職了另一家精品所S所，而後又跳槽回到D所。他說，自己在S所「受盡折磨」。
在S所工作過的律師陳鳴說，S所多數團隊的風格同樣是高薪高壓。「接受Senior訓斥成了工作的一部分」，陳鳴說，這些訓斥大到業務方向，小到一個文檔的行間距應該如何設置。「任何一項錯誤都可能指向你不夠專業，不配做律師。」有些責罵甚至上升到人格，她覺得，「那不是責罵，簡直是一種羞辱」。
小傑去世後，D所發布聲明：「噩耗傳來，震驚之餘，我們悲痛萬分。他平和友善的音容笑貌，一直縈繞在每一位同事的腦海之中，揮之不去。我們想念小傑。」
在王磊的記憶中，曾經的小傑熱情、健談，「總是有很多話要講」「對法律工作特別富有激情」。一篇由小傑親友們共同寫就的悼文也提到，大家眼中的小傑，熱心腸而又溫柔，對生活充滿熱愛：他的愛好是撞球、跑酷、滑板、滑雪，學生時代會把滑板當成代步工具，因為「拎起來就走了，帶著它哪兒都能去」；考研時會帶著手搖磨豆機和咖啡豆去教室；畢業後把自行車送給了樓下的保安大叔；工作後常常去周邊滑雪和自駕，告訴朋友理想是「退休就買個房車走遍全國」；養了一隻小貓咪叫呆呆，還有一隻救助來的小狗，叫咩咩。
在這篇文章里，小傑的髮小寫道：「一個對小貓小狗都這麼善良的人，誰又會質疑他對生活的熱愛呢？」
二
996、dirty work、情緒勞動，新人律師的普遍困境
小傑離世以後，許多同行表示哀痛、震驚。很少有人指責他「心理脆弱」——多數受訪律師在第一時間共情了他的痛苦。在他們的講述里，律師行業的高壓工作和職場PUA，從來不是個例。
網際網路上流傳著一份《律所黑白名單》，這個2萬多字的excel表格記錄著不同城市、不同團隊的實習體驗。在黑名單中，團隊或合伙人可能存在的問題，包括「罵人極其狠毒，情緒不穩定」「要求實習生加班到很晚，說每天應該三點睡七點起」「業務能力差，逼走主辦和扣證是慣常操作」「隨時清退實習生，學不到東西」「要求女律師給客戶陪酒」等。
24歲的畢業生瀟瀟剛從黑名單上的一個團隊「逃離」。她在老師的推薦下進入這家律所，但試用期間，她的工作幾乎被報銷、填表和整理文檔占滿。瀟瀟記得有一次，自己去進行項目申報，工作人員表示要出具三樣證明材料，但帶教律師堅稱只要兩樣：「以往都不用身份證複印件，為什麼這次就要？」瀟瀟在營業廳陷入兩難，幾輪拉扯之後，律師終於在對方下班前提供了身份證複印件。而這一下午時間換來的，是一頓來自帶教律師的批評：「時間很寶貴，為什麼你總是做無用功？」
每一個實習律師最初要面對的，都是無窮盡dirty work（髒活累活），瀟瀟也不例外。團隊的主要業務是智慧財產權，審閱上千個商標是家常便飯。「要看無數個相似的商標，匯總梳理，再寫進報告裡。然而帶教律師只會看前幾頁的結論，最後告訴你，寫一個報告而已，怎麼用了這麼久？」瀟瀟說，四個月里，她「唯一學會的一件事就是怎麼拆分PDF」。
每一個新人律師都要面對無數繁瑣的事務 / 圖蟲創意
但她最害怕的，還是合伙人極度不穩定的情緒。
瀟瀟形容她的這段實習，「每一天都如履薄冰」「隨時隨地陷入自我懷疑」。一個微小的錯誤或誤解，就可能讓她收到合伙人幾十條、上百條的私信消息——這也是合伙人登上「黑名單」的原因。
瀟瀟說，來律所第一天，由於不清楚報銷流程，自己就被訓斥，「放下你小女孩的嬌氣」；還有一次，她申請了半天的遠程辦公，又收到了合伙人幾十條微信「轟炸」——最初說「工作強度太大，請假可以理解」，過一會又說，「年輕人不能對自己放鬆要求，否則人就廢了，長出一身懶肉，每天混日子」。自說自話到最後，又同意了申請，「來表示自己很理解年輕人」。
這是瀟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說，在工作的前兩個月，她也常常想，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力不夠、承受不了律師工作，才會被這樣訓斥？直到工作幾年的朋友告訴她，並非所有律師的工作環境都如此，瀟瀟才意識到，「很多事情不是自己的錯，只是我太小白了，把合伙人的態度和我的自我價值掛鈎」。
按照法律規定，律師只有在律所掛職滿一年後才能取得律師執業資格證，如果中途更換，就要重新計算從業年限。瀟瀟本打算在這家律所掛證，可是到第五個月，她還是決定「逃離」，換一家律所重新開始。
她還記得自己剛來這家律所的時候，合伙人和另一位實習生鬧翻，在早會上說離職的實習生「不能吃苦」「頭腦簡單」「成不了大事」，並要求團隊內的所有人都拉黑他。「可能我離職以後，也會被合伙人這樣對待，但是無所謂了，我只想趕緊跑路。」
新人律師需要承受的壓力不僅僅源於工作上的內容 / 圖蟲創意
劉昍也證實，新人律師被壓榨、剝削的現象，在這個行業中普遍存在。
在律師的工作流程里，billable hours（可發單工作小時）是當月表現考核的決定性因素，相當於寫給客戶的「帳單」。每個項目的billable hours在發給客戶前要交給合伙人審核匯總，劉昍曾見證一位合伙人將實習生和新人律師的工作時長全部刪掉，改動為自己的工作時長。
除此以外，新人律師還要為他人的錯誤買單。在劉昍團隊，通常是中層合伙人制定業務方案，資深律師負責核心內容，剩下的律師負責其餘部分，最終向大合伙人匯報。有幾次，中層合伙人的方案出了問題，「前面的通宵全部白費了」，但最終加班彌補錯誤、受到斥責的，卻是新人律師們。「（中層）合伙人切斷了我們與大老闆之間的聯繫，如果對工作安排不滿，或者和他們發生爭執，就要面臨著被『告黑狀』的風險。」
有律師說，在自己掛職期間，合伙人會以各種理由剋扣律師證不發，「想跑路都跑不了」。
在二三線城市，律師們的處境更為艱難。在部分本地律所，新人律師不僅需要處理各種瑣碎事務，還背負著KPI壓力，應酬酒局難以避免。但他們的工資標準卻遠低於大城市：陳鳴說，在自己的東北老家，月入過萬的律師已經是鳳毛麟角，大多數剛入職的年輕律師，薪資只有3-5千，「所以大多數人寧可選擇考公務員」。
劉昍記得辭職前的那種感覺：「每天從睜開眼那一刻就開始煩躁，今天、明天、後天都沒有盼頭。」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熬，要麼逃。
三
逃不脫、不捨得，
精英律師無路可去
很多人都想過逃離。
最終，劉昍選擇了離職，告別了使他「飽經折磨」的D所。他想「逃離CBD」，回到老家的西北小城。但回老家做律師，「誰又能保證那不是又一個修羅場呢？」
瀟瀟離職後，找到了一家薪酬更低、但氛圍更輕鬆的律所。新的合伙人風趣幽默，團隊成員也不再「相互甩鍋」。但她也很清楚，自己所在的團隊「就像沙漠裡的一片綠洲」，存在太多偶然和運氣的成分。
在法學生小雨看來，做律師最大的風險在於「不確定性」。
小雨在「五院四系」中的一所高校就讀，本碩期間有過多段律所實習。每一次找實習，「最重要的是四處打聽這個團隊要不要『避雷』」。「一是看團隊裡有沒有認識的人，二是看團隊的人員流動率和年齡分配。如果只有年輕律師，合伙人下來就是一群小兵，就要考慮一下這個組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不是業務不行，就是合伙人不行。」
這與律所的性質有關。「律所它再高大上，內部的結構也是小作坊，傳統的合夥制律所，大家掛在一個律所的title下，但能接觸到的幾乎只有組裡的人。」主管合伙人將直接影響工作氛圍，他們既決定業務方向，也決定這個「小世界」的文化。但「人」是最難以預測的因素——「好的特別好，可怕的也特別可怕，一切都像是開盲盒。」
這種小組式的垂直管理，讓新人律師既無法內部流動，也難以改變在組內的弱勢地位。
律所的管理模式有其特殊性，新人律師發揮空間往往受限 / 圖蟲創意
小雨說，在「卷生卷死」的法學界，最終能夠進入精品所和紅圈所的，一定是法學生中的「卷王」。在面試中，這種心態被稱作「自驅力」，也是律所招人時重要的考量標準。
但在小雨看來，「能『卷』贏的一定是那種從小就學習很好的，他們習慣了被讚許和被期待，所以不需要律所去push，他自己就會push自己。」
「第二個特點是，他們忍耐力很強，對自己需求的退讓和忍耐程度足夠高。」小雨第一次進入紅圈所實習時，看見所內一半律師用著1L以上的水杯。連續一周下午四點才吃午飯後，她理解了前輩們：「不是真的沒有時間接水，只是覺得接水的時間成本高於收益，所以寧可壓縮接水的次數，把時間讓給手頭上的工作。」而這樣的高強度忍耐之後，「崩潰就是徹底崩潰了。當你發現自己受不了的那一刻，就是瀕臨病態或已經病態的時刻。」
而一切的逃離、告別和傷痛背後，「是我們總是低估了環境對人的影響，並且高估了自己。」
小雨今年要開始找工作了。她開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個行業，其中最大的擔憂是，「我的身體太差了」。在律所實習期間，她開始胃疼、失眠、反覆發炎，一場小感冒也要拖十天半個月。
「可是我們又能去哪兒呢？」法學的專業特點，註定了他們能選擇的職業實在有限。「要麼就考公務員，要麼就是去公司做法務然後躺平。前者一樣累而且壓力大，後者沒什麼發展。」
另一個難以忽略的因素是「沉沒成本」。小雨說，自己學了六年法學，有過三天背完六七本書的「死亡期末」，參加過辯論賽和模擬法庭，申報過各種獎學金，「『卷生卷死』了這麼多年，總覺得要再堅持一下。」小雨覺得，和別人比，自己已經很「幸運」：「一個LLM（法律專業碩士學位）要幾十萬，還有各種有償的實習內推、培訓課程……律所里有很多人，因為前期投入太多，他真的需要錢把這部分成本cover回來，所以即使待得很不高興，他也不會走。」
在成為律師之前，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 視覺中國
在採訪的最後，他們不約而同地談起最初對「律師」這一職業的想像：思維敏捷，邏輯清晰，神采奕奕地走在市中心的寫字樓，在投資人、券商和公司主管間遊刃有餘。一位律師助理引用了《Legal High（勝者即是正義）》的經典台詞——「勞動的評判標準不是時間而是成效，沒有拿出成效的木頭廢物就沒有權利偷懶。」那是他進入法學院後看的第一部影視作品。
而當真正進入職場，如上種種幻象開始破滅，「精英」們依舊被困在有關「精英」的想像里。「你受不了有人能受得了，你賺不了這份錢有人能賺。」小雨說。於是所有的不甘、疲倦和痛苦，「只能是一道你自己的選擇題」。
四
割據的戰場：
為何高薪贏不來「體面」？
在劉昍看來，「D所只是將這個行業的缺點放大到了極致」。而他經歷的重重折磨，很少來自工作本身，而是合伙人們對「吃苦」的追求——「因為合伙人對工作時長有要求，兩個小時能做完的工作，我們要灌水到四個小時。互相搶活，互相陷害，最後大家都心累，工作也沒有變得更好。」
直到逃離「圍城」，他才發覺，「同事都是好同事，獨立來看都是好人，只有工作不是好工作。」
不止一位律師提到，合伙人們訓話時最常見的說辭，叫作「自己是從苦日子過來的」。「現在那些有話語權的律師們，他們以前都吃了很多苦，憑藉先發者優勢取得了現在的地位。什麼是先發者優勢？就是這些業務不是因為他們做得好，而是因為他們是最先做的。」劉昍說。
社會學學者劉思達的田野調查也印證了這種「先發者優勢」的存在。
歷時四年的田野調查以後，劉思達寫出了《割據的邏輯：中國法律服務市場的生態分析》一書。在書中，他用「割據」一詞來描述法律服務行業：「中國法律職業的重建催生了一個高度割據的法律服務市場，在這個複雜生態系統的權力結構中，律師只不過是體制外五花八門的法律職業中的一個而已，這就註定了中國律師業市場地位的不穩固性。」
1999年，「脫鉤改制」政策執行，律師行業開始正式私有化。根據書中的數據，到2016年，全國律師總人數超過500人的大型事務所已經有了十幾家，規模最大的大成律師事務所已經設立了40多家國內分所，共計4000多名律師。
在這一過程中，律師行業經歷著草根式的「拓荒」：對於婚姻繼承、家產分割、民間借貸等案子，律所需要和「黑律師」、法律諮詢師乃至私家偵探激烈競爭，後者較低的收費、比法律服務更「靈活」的服務，一度是難以動搖的優勢；而在涉外法律服務中，國內律所又要與成熟的國外律所競爭，來爭取IPO、數據合規、商事仲裁等與外商投資緊密相關的業務。
劉思達認為，在這種競爭中，國內律所最大的優勢在於對本地社會經濟文化與法律規則的了解。於是，「誰先成為吃螃蟹的那個人，誰就能占據更多的市場」——這也解釋了王磊口中，D所對「首次申報」這一頭銜的痴迷。
如今的合伙人們，是這場角逐中的勝利者。但勝利也有代價：律師行業短時期內迅猛發展，但大眾觀念難以跟上行業變化，「人們並不都把法律職業視為一個像醫生、工程師那樣具有高度專業化知識和技能的職業」。全行業的焦慮還在持續，並且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這一過程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到法律諮詢 / 圖蟲創意
在劉昍看來，合伙人們的心態帶來兩種後果：「一是自我標榜，覺得自己是業務能力使然，要求後輩們也體會同樣的辛苦；第二是不想下面的人輕易分到這些果實，所以人為製造無數的壁壘，其中當然就包括晉升，包括對你工作完成度的苛刻。」
從合伙人到律師，從Senior（資深律師）到Junior（初級律師），壓力向下傳導。於是，最終壓垮新人律師的，不僅是工作強度和難度，還有層層積累的情緒。
小雨出生於西南部的一個小縣城。麻將館、摩托車，還有田間的水牛，構成了她大部分的童年記憶。人們日復一日地生活，太陽落山後，鎮上亮著燈的只有茶樓和麻將館。
她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北京的CBD，那時已經是晚上9點，摩天大樓的玻璃幕牆反射著霓虹，內部則亮著清冷的光。原來這就是大城市，她想，這裡裝著她渴望的生活。
「但是現在看到亮著燈的寫字樓，我只會想，裡面還有多少人沒下班呢？」小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