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這段往事，不禁令人想到，如何在不同的政治氛圍下，儘可能找到有限的空間，為學術的發展做好基礎性工作，這是洪先生的政治智慧。
由左至右：洪謙、鄭昕
原文 ：《回憶兩位先生——洪謙與鄭昕》
作者 | 華東師範大學 趙修義
圖片 | 網絡
洪謙先生
原來在我的印象中，洪先生是一個專業哲學家，在留學期間，曾經是「維也納學派」的正式成員。這在留學歐美的中國學者中，實屬罕見。他似乎是一個專業主義者。他從不公開談政治，也從不參與任何學術爭論。我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期間，只聽過洪先生的一堂課，主題是馬赫主義。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一位西裝筆挺、頗具紳士風度的老師，也是一位需要仰望的大學問家。
1979年的太原會議，大大改變了先生給我的印象。會議在當時太原最高級的賓館——迎澤賓館召開。賓館包括兩幢樓，一幢是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蘇式三層建築，另一幢是新建的高層，那裡大概是用於接待外賓的，底下的小賣部有特供的菸酒。大部分與會者都住在三層樓的建築中，洪先生被安置在高層住。有一次，洪先生招呼我們幾個老學生到他住的樓下大廳聊天。他拿出特供的高級煙招待我們，還把太原當官的同學送的京劇票分發給大家，劇目是剛剛開禁的「四郎探母」。我們喜滋滋地拿了票，晚上去看戲。想不到，一跨進劇場，撲面而來的是濃烈的馬合煙味，地下堆滿了瓜子殼。許多來看戲的人肆無忌憚地抽菸斗，嗑瓜子。我們坐了一會兒就回去了，算是領略了閻老西遺風尚存的神韻。當時，這種遺風到處可見。比如，新華書店中午休息，三點之後才營業。當地老百姓不喜食雞，羊板油價高而雞價低廉。會議結束時，村富兄買了好幾隻，殺了洗淨，抹上鹽，帶回家去。賓館裡暖氣燒得很熱，只能穿襯衫。到處煙囪林立，滿天的煙雲，黑壓壓一片。
正式開會那天，洪先生以名譽會長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眯著眼睛，養神。搞科學哲學的查汝強先生在大會發言中評述了波普的證偽主義，認為波普的觀點與當時最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相似之處。查先生講完之後，洪先生立馬回應，指出波普的哲學體系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觀點在根本上是對立的。他還鄭重其事地寫成文字，刊載在會議簡報上。
次年，在西安會議期間，我同洪先生又有一次單獨的交談。他耳提面命，告誡我，做學問一定要嚴謹，不僅要依據可靠的文本，前後左右也得搞清楚。不要像有的人，沒有讀通康德的《未來形上學導論》，就去寫解讀《純粹理性批判》的書。
最後一次見洪先生，是1986年到北京出差時，去中關村他家中拜訪他。當時問起他在做什麼研究，他說，還在寫些文章，不過都拿到國外去發表，這裡有些話不好說。可見他對自己所處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氛圍是十分在意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間有所作為，是先生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這讓我聯想起許多往事。
在1957年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學者們就如何看待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洪先生在會上的發言，避開了這一熱點。他的發言主題是「談談學習西方哲學史的問題」。一方面，他強調學習辯證唯物主義需要與學習西方哲學史結合起來，不應「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思想根源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要有重點地學習的建議，強調要「按照哲學史中影響的不同與大小的不同的各種哲學派別和哲學家的標準來制定學習哲學史的重點」，也就是說，不能以唯心唯物作為標準。接下來，他又提出了組織翻譯西方古典名著的建議。這些建議後來為有關部門採納。洪先生組織教研室同人，選編翻譯了六本西方哲學史資料集，後來還選編翻譯了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集。這些珍貴的資料成了幾代學人入門的起點，可謂功德無量。
回顧這段往事，不禁令人想到，如何在不同的政治氛圍下，儘可能找到有限的空間，為學術的發展做好基礎性工作，這是洪先生的政治智慧。
鄭昕先生
1955年入學時，迎新會上致詞的是頭戴無頂遮陽帽的金岳霖先生。不久後，金先生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鄭昕先生接任系主任。鄭先生對學生很關心，為了讓大家增加自然科學知識、培養興趣，他特地邀請理科名教授給我們開了一門「自然科學基礎」。時任教務長的周培源教授、地理系的候仁之教授等都給我們上過課。他還及時聽取學生的意見，調整課程。過新年的時候，他帶了糖果到聚餐場所來看望學生。
「雙百」方針提出後，鄭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開放唯心主義》一文，在社會上反響很大，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他又親自帶頭，給我們55級開設康德哲學課程。第一堂課上，先生坦誠地說，他年輕時留學德國，學的就是康德哲學。他對康德很有感情，但他是系主任，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必須批判康德，可是他又不會批判，所以，會講得比較亂。他知道現在搞運動，大家都很忙，睡眠不夠，若沒有興趣就打瞌睡，青年人睡覺很重要。那時，他以前出版的《康德學述》圖書館不易找。教材用的是藍公武以文言文翻譯的《純粹理性批判》，可是，上課時他很少引用這本書。一學期下來，也不知學到了什麼。當時以為，先生內心可能很糾結，才會把課上得這副樣子。近來讀到汪子嵩先生的《往事舊友，欲說還休》才知道，在西南聯大，鄭先生講哲學概論的時候，也不大有學生聽得懂。因為他講課，如天馬行空，講一個問題的時候，會突然跳到另一個問題上，邏輯線索常常會打亂。而康德那些難懂的概念、術語，他往往堆在那裡，不做必要的解釋。他在黑板上寫字，也是一會兒德文，一會兒英文，一會兒中文，橫七豎八，很難記筆記。「幾乎沒有一個學生敢說自己是聽懂的。」汪先生還寫道：「他寫了《康德學述》一書，『弁言』中也說他的這些文章是『平日隨己之所好，心之所記，一一筆之於書，剪裁為文』。」這也許就是鄭先生的風格。
鄭先生要求進步，關心政治。「雙百」方針提出之後，在老先生中他是第一位發表文章表示擁護的。大多數老先生發表的文章都是討論哲學史，尤其是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難題，唯有鄭先生的文章是直接討論「雙百」方針的。他從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報告中引出話題。首先討論了學術與政治的矛盾問題，認為這是舊中國走來的知識分子主要的思想矛盾，並以自己的思想歷程現身說法。他說解放後國家的盛況，使得他不得不佩服指導革命勝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覺得自己原來所信奉的可以「安身立命」的康德哲學無用。政治上對唯心主義的批判，使他決心接受唯物主義，參與了對胡適、胡風的唯心主義的批判，但沒有去碰自己的唯心主義。於是「隱藏著的唯心主義思想和公開的政治熱情，『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不相攪」。這些都是鄭先生坦誠的自白，也是他真誠要求進步的表現。
然而，鄭先生對「雙百」方針，尤其是對陸定一報告中所說的「開放唯心主義」政策的理解卻過於理想化了。他認為「『雙百方針』的政治意義在於說明我們的社會已經轉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們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到不需要對唯心主義作政治上的『戒備』了」。「在人民內部我們聽任唯心主義思想和唯物主義思想自由爭辯，自由競賽。這說明了我們的大學裡有比資本主義國家多得無比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他在文章中還向淹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呼籲：「你們不要再存顧慮，不要再聽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客們的惡毒宣傳了；祖國殷切期待你們回來自由研究和自由講學，祖國的空氣是自由的。」
《開放唯心主義》一文發表於1956年10月。後來，鳴放開始了，大字報貼滿校園，接下來就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此後，就很少見到鄭先生的身影。反右開始後，系行政就不起什麼作用了。1958年8月，我們系下放到大興縣勞動鍛鍊。期間，老先生們曾到我們班所在的西黃村參訪。馮友蘭先生回去以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題為《樹立一個對立面》的文章，認為認識過程是實踐—理論—實踐，但是學生的學習過程則是理論—實踐—理論，所以，學生還是要讀書。校方接受了馮先生的意見，我們開始半天勞動半天學習。至於鄭先生是否來過西黃村，已經記不清了。即使來了，也沒有發什麼聲音。直到畢業離校，好像都沒有見過鄭先生。不知先生當時會怎麼想？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19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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