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蘇聯時期，政治笑話是人們隱晦地發表政治觀點的一種主要方式。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後的一個政治笑話拋出了這樣的問題：「誰在政治局中支持戈巴契夫？」答案是：「不需要任何人。他可以獨立行走。」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64-1982年前蘇共最高領導人）、尤里·安德羅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成為1982-1984年前蘇共最高領導人，1984年逝世）、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接替安德羅波夫成為1984-1985年前蘇共最高領導人，1985年逝世）等老領導人的葬禮後，充滿活力、年輕而有魅力的戈巴契夫上台，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再加上他從上任第一天起就展現出近乎「激進」的開放、坦率和變革意願，於是整個蘇聯都洋溢著喜氣洋洋的氛圍。
戈巴契夫於2022年8月30日去世，而我們現在很難再找到一個能真切緬懷他的俄羅斯人。與俄羅斯人對他的普遍評價正好相反，西方世界往往認為他是一位勇敢的英雄領導人。對於那些像普京這樣為蘇聯這一逝去的帝國而哀悼的人來說，戈巴契夫正是摧毀了這樣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的罪魁禍首。而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則是一位未能將其繼任者引向正確方向的領導人。
但在戈巴契夫擔任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初期，當時54歲的他比政治局中的大多數成員都年輕了至少二三十歲，良好的形象加上令人振奮的雄心壯志讓他成為了一位全球「搖滾巨星」式的人物。那時的蘇聯已經接近發展的谷底。商店的貨架上已空空如也，貪婪的軍事機器早已榨乾了整個國民經濟。一支由克格勃（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前蘇聯的中央情報機構）特工和線人組成的軍隊殘酷地粉碎了任何公開偏離官方意識形態的行動，雖然在當時的經濟形勢下，在平民百姓中早已難見對政府的信任。蘇聯以外的世界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被禁止的嚮往。
在這樣的黑暗中，突然間，戈巴契夫這位年輕的領導人便帶著他燦爛的笑容和來自南部農業區的口音如陽光般地到來了，他向大眾傳遞著他有關「新思維」、「重建」和「開放」的主張。他宣告稱，蘇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會為克里姆林宮帶來新鮮血液。在一系列的脫稿公開演講中，他宣講著關於社會在命令制官僚體系和軍備競賽下窒息而死的理論，並稱蘇聯社會的一切都需要改變，而且是徹徹底底的改變。有時他會與他迷人的妻子萊莎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問候那欣喜若狂的人群。這樣的場景是俄羅斯人自二十多年前尼基塔·赫魯雪夫下台以來就沒有見過的，而且它更令人興奮，氣氛更自由，更具感染力。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個場景是戈巴契夫在他上任第一年的春天前往列寧格勒（今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次旅行。在他前任領導人的治下，主要的晚間電視節目都充斥著對政治宣傳話語的儀式化背誦，而在他上台後，這些節目第一次播出了一些不一樣的內容——戈巴契夫在列寧格勒的街道上與普通民眾融為一體，他還跟他們打趣，他的禿頭和巨大的胎記在濟濟的人群中格外顯眼。
「我在聽，」他對人群說，「你們都想說些什麼？」
「希望您能堅守初心，保持這樣的態度幹下去！」一個男人喊道。然後，一個被人群擠到戈巴契夫身邊的女人插話說，「只要您能貼近群眾，我們就不會讓您失望。」
「我還能貼得更近一點嗎？」深陷在人群中的戈巴契夫笑著回應道。
這樣的場景引發了比他後來開始的經濟改革更劇烈的化學反應。社會對於政治的禁忌消失了。民眾開始自由地發表意見，報紙開始報導真誠的事實，藝術蓬勃發展，教堂也變得熱鬧起來。對蘇共持不同政見的人，尤其是安德烈·薩哈羅夫（前蘇聯原子物理學家，被譽為「蘇聯氫彈之父」，也是人權運動家，他反對蘇聯研發反彈道飛彈並製造核威脅，並因示威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而被捕。
他協助了蘇聯最早一批獨立政治組織的成立，是蘇聯反對勢力中的主要一員），也都陸續從勞改營和國內流亡中返回莫斯科。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辯論，還有選舉投票，都出現在了曾經只需機械地蓋公章便可通過法令的蘇聯立法機構。所有這些改變或許已經超出了戈巴契夫本人的預期，但在公眾心中，這一切全都歸功於他。在他前任的治下，藝術中任何大膽一些的政治表達都會被審查者扼殺；而在戈巴契夫時期，它們則只被視作政治解凍的進一步證據。
對這位領導人和他所作所為的興奮之情不僅限於蘇聯。在蘇聯陣營的各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中，他的上位和崛起都已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在他以蘇聯公認的二把手身份訪問英國時，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篇頭條新聞稱他是「一顆在東方升起的紅星」。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發表了她的著名言論：「我喜歡戈巴契夫先生。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當戈巴契夫到訪西德時，生活在這個分裂國家的民眾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歡迎著他和他一系列旨在終止冷戰的措施。我還記得當時西德首都波恩的巴洛克式舊市政廳外擠滿了人，在戈巴契夫在市政廳里為留言簿簽名時，他們高呼著他的暱稱：「戈比(Gorby)！戈比！」1989年，這次訪問前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戈巴契夫是不是一個他們能信任的人時，90%的受訪者都回答了「是」，這樣的比例高得令人震驚。
當戈巴契夫於1989年10月到訪東柏林並與其年邁的領導人共同慶祝東德建國40周年時，「戈比！戈比！」的歡呼聲也同樣地響起，而這次的訪問將直接促成一個月後柏林圍牆的倒塌。在美國流行的錯誤觀念把這一歷史性事件歸功於隆納·雷根，但戈巴契夫在整個東歐產生的影響力顯然更為重要。
然而，戈巴契夫終究還是一個改革者，而非革命者。就在蘇聯解體的9個月前，他在明斯克（現在的白俄羅斯）的民眾前承認，「我不愧於說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並堅持共產主義思想，直到我死，這一身份也不會改變。」
他沒有理解的是，能讓一個建立在脅迫、權力和恐懼基礎上的政治體系變得開放流暢的唯一方法就是摧毀它，而在他之前那些冷酷無情的老領導人們都憑直覺意識到了這一點。當蘇聯社會從長期的蘇聯專制主義中解放出來時，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與之前所有相似的改革一樣，都在同一個基礎上失敗了，而這個基礎便是早已腐朽僵化的蘇共統治。
他嘗試了經濟休克療法，然後又扭轉改革進程，之後還動用了武力，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杯水車薪、為時已晚。沒有了殘酷的鎮壓手段，蘇聯解體了，經濟徹底陷入停滯。1991年8月，共產黨強硬派試圖以武力奪取政權，但被鮑里斯·葉爾欽（蘇聯解體後，獨立出的俄羅斯聯邦的第一任總統）挫敗，在此之後，蘇聯只多存在了幾個月。
事後看來，我們難免會好奇，如果戈巴契夫在當時採取不一樣的措施，歷史是否會有所不同，或蘇聯是否能夠倖存下來。而在那個動盪的時期里，中國則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線，最終走向了不一樣的結局。
在莫斯科和而後的柏林親眼見證了蘇聯帝國的解體後，我發現很難想像，除了戈巴契夫之外，還有哪個變革者能以和平的方式瓦解一個幾乎已經崩潰的系統。這位信仰堅定的共產主義者試圖從內部改變這個體系，但這個體系本身已經無藥可救了。
戈巴契夫在之後也明白了這一點。「舊體系在新體系得以開始運作之前就已經崩潰了，社會的危機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嚴重。」他在1991年12月的辭職演講中說道。在美國，大多數人都認為，冷戰的結束和以蘇聯為代表的所謂「極權體系」的崩潰會在世界範圍內毫無疑問地被看作是積極的事件。但在俄羅斯，仍有許多人為自身超級大國地位的喪失而憤怒，而普京也正是利用了這種懷舊情緒在克里姆林宮重新集中自身的權力。
但是，當我聽聞戈巴契夫先生的死訊時，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標誌性的燦爛笑容，人群中那種富有感染力的興奮，那種對變革的勇敢信念，以及那一陣陣「戈比！戈比！」的喊聲。這些，才是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留下的真正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