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宣告結束，不過條約並未能消除雙方的對立與衝突。清朝視條約為安撫英夷的手段，希望他們收到賠款後趕快走人；而英國則視條約為打開清朝國門的鑰匙，希望進一步深入這個國家。
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
對於《南京條約》的這一條，雙方矛盾很大。條約簽訂英軍撤出廣州後，廣州所屬的兩廣總督衙門就以「民怨」為由拖延英國人入城事宜，一拖就是十幾年。這期間不是英國人有足夠的耐心，而是他們正專注於克里米亞戰爭騰不出手。
但是也讓清廷上下形成了一種誤判，英夷也就那麼回事。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英國對於進入廣州的態度逐漸強硬起來。1856年10月8日借「亞羅號事件」，英國領事巴夏禮照會並威脅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他允許英國人入城。葉名琛以置之不理表達了拒絕。
10月23日英方一邊繼續發出要求入城的照會，一邊施加武力威脅，開始炮擊廣州外圍炮台以及廣州城。至11月上旬，英方共擊沉清朝水師二十餘艘艦船並占領了廣州炮台。
但是葉名琛既不同意英國人的要求，也不上報真實戰況，反而向朝廷發出多份捷報：
經兵勇轟壞兵船，並斃其水師大兵頭哂嗎糜咯厘，夷匪傷亡四百餘名……
督臣葉名琛早已知其詭計，復疊次欽奉訓諭，愈見堅定不移。並屢傷兵勇，轟壞夷船多隻，復傷斃夷匪一千餘名……
葉名琛並不是犯傻覺得自己揮手間就能剿滅英夷，只是他封疆大吏的身份註定了他只能去粉飾。
古代諸皇朝在集權的同時，實際上朝廷對於皇朝的管控又相當的無力。由於低下的技術水平、行政效率和管理方法，朝廷沒有能力去直接管理地方。只能定下一個大致的目標後交由地方大員及附屬官僚系統去治理，朝廷連保持日常監督都困難。
因此朝廷在地方官員們不違背大原則的前提下，基本也不會太在意或關心他們的「旁枝末節」。這就導致地方官員的上報普遍「含水量」很大，既然好消息都含「水」，那你上報壞消息豈不是意味著實際「壞上加壞」，自己給自己下絆子，逼朝廷將自己解職？
葉名琛也沒有明白時代變了，以為英夷像其它藩屬或者海匪那樣，鬧不出太大風波，撈得一些好處就會消停，只要嚴防死守即可。但是英國人這次是為了打開天朝塵封已久的大門。
咸豐也不是真的完全相信葉名琛，畢竟他的父皇剛被群封疆大吏、欽差組團忽悠過。而且清朝還有密折制度，廣州離京師雖然遠，皇帝也不是完全掌握不了前線的消息。
咸豐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選擇相信罷了。怎麼說朝廷也只能把重任交給了這些封疆大吏，最多也就是換人而已。畢竟朝廷和皇帝本就沒能力親力親為，如果有，皇朝集權的屬性又怎麼會允許這些督撫們存在呢？
只要葉名琛能不讓英夷入城，又何必在意他是不是在謊報、冒功、粉飾呢？這就是所謂制度性的腐朽（當年乾隆大張旗鼓地搞尹壯圖案也是這麼揣著明白裝糊塗，能糊弄過去就行）。
因此聞訊後的咸豐，不但嘉獎了葉名琛還指示他在適當的時候可以接受英國人的投降「如果該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並罷議進城，只可俯如所請，以息兵端」……，這說明咸豐也不是完全相信葉名琛能把英國人揍得落花流水，暗示他把握機會、見好就收。
不過在葉名琛的捷報「轟炸」下，清廷認為制服英夷並不是難事，氣氛還是被他給烘托起來了，所以清廷不執行條約的態度也越來越堅決。局勢就在皇朝上下的樂觀中迅速緊張並惡化。
1857年3月英國巴麥尊內閣在大選中獲勝，英國政府開始主張武力解決問題；
1857年4月20日，法方借」廣西馬神甫事件「加入英國陣營；
1857年6月英國第一批增援部隊到達廣州外海；
1857年12月英政府代表額爾金鎮壓完「印度土兵起義」後，也率英軍主力抵達香港；
額爾金會同法、美兩國代表向葉名琛發出照會，要求入城並賠償損失等。葉名琛則以「似出於旁人慫恿，並非貴公使本心」這種官腔予以拒絕。而且還上報咸豐稱，洋夷已被大清的威儀所震懾，開始求和了。
註：美國軍艦在廣州海域被清軍誤作英方艦艇炮擊過，美國也借這個機會和英法聯合在一起。
1857年12月24日，英法公使照會葉名琛稱已將相關事宜轉英法聯軍處理，並要求清軍撤離廣州。這既是最後通牒，也是宣戰公告。葉名琛卻奏報稱「英夷現已求和，記日准可通商」。
12月29日廣州城陷落，葉名琛被俘（後被轉押至印度加爾各答，絕食而亡）。咸豐遭受了和他父親一樣的羞辱，在一片大捷、大勝聲中，收到廣州陷落的消息。不過更讓他震驚以及恥辱的事情還在後面。
英法占領廣州後並未滿足，因為這不是他們的根本目的。他們是希望徹底打開這個封閉大國的國門，獲取廣袤的市場，為此英法美三國希望向北京派駐公使。
清廷之前不允許洋人入京，外交、通商事宜只能在廣州通過「通商大臣」處理。而通商大臣，面對事務又常以職權不夠來推諉、踢皮球。這也是清朝處理事務的常用手段，遇到不想處理的事務就拖，拖到不了了之為止。
英國人認為在北京派駐公使與清廷、大皇帝直接溝通，能夠越過這群滿嘴胡話、欺上瞞下的大臣，更方便他們去獲取想要的利益。但是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天朝上國的思維，讓清廷連「蠻夷」入京都接受不了，怎麼會接受公使常駐京師呢？
這種根本性的矛盾也是雙方後續衝突進一步激化的一個原因。
註：乾隆朝時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因為英使不願意向乾隆行中國的跪拜禮，兩國的正式會面一度接近破裂。後雖經雙方談判讓步成行，但朝廷也不再願意接見膝蓋彎不下去的洋人了。
1858年4月中旬，聯軍抵達大沽口外海，並派出使節要求清廷派員談判，談判的重點就是向北京派駐使節。咸豐拒絕了這一要求，雙方一度僵持了下來。
5月20日英法兩國不願意再繼續等待，開始攻擊大沽口炮台，至26日炮台及天津城均被英法聯軍占領。清廷也不得不派直隸總督桂良前往天津斡旋，並請俄國公使居中調和。
桂良玩了一個現代人無法理解的，但是在當時屬於常規的操作 – 6月18日至27日，他私自與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在條約中桂良基本同意了三國的所有條件（也同意了在北京派駐使節的條件，並同意洋使在覲見皇帝時只行他們的單膝禮）。
桂良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是嫌自己命長，還是自甘墮落成為國賊？其實都不是，基本上換誰去做都是類似的結果。
朝廷和咸豐對桂良的要求是讓英法聯軍撤軍，但不同意洋人在京師派駐使節。而聯軍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非常堅決（主要是英國），所以談判基本上解決不了雙方的問題。一旦談判破裂，桂良這個欽差辦事不力的罪是跑不了了。
付諸武力呢？真要是打得贏，天津就不會丟了，桂良對於這點是很清楚的。而且他更清楚一旦開打，打輸了，別的不說，戰敗的鍋鐵定是他背。
既然文武兩種手段都不行，桂良就只能玩中庸和厚黑了 – 忽悠，先混過去再說。
洋人好忽悠，朝廷和咸豐，桂良打算怎麼忽悠呢？
桂良沒打算忽悠咸豐，他是打算玩一個流程套路。桂良和洋人簽了條約，實際上洋人也不傻，因為他們知道桂良代表不了清朝皇帝，他們需要清朝朝廷和皇帝的對條約的答覆。桂良就是利用了這一點。
桂良暗示咸豐稱，這是城下之盟，先把英法聯軍打發走再說，如果不願意可以不作數或以後對內容再行修改。咸豐認可了桂良的方案，御批了「依議」。洋人認為清朝皇帝同意了，他們就撤回了廣州，準備後續換約事宜。
註：換約是指英法美三國需先將條約文件送回各自國家由政府、首腦簽署確認，再返回中國和清廷交換各自簽署的條約文件。
咸豐這個「依議」和明清皇帝們硃批「知道了」基本是一個意思，大臣們都懂而且都不會問，因為問就是「知道了」。基於此，聯軍撤回後不久，咸豐很快就指示兩廣總督何桂清與三國使節商議修約事宜。
對於清廷和咸豐來說，這可能是大丈夫忍辱負重、能屈能伸，是權宜之計、是謀略；對於英法來說，這是背信棄義，是被忽悠、欺騙的恥辱。這也造成後續雙方對對方的敵視更甚、不信任感更深，更嚴重、規模更大的衝突也不可避免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