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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時代，日益成熟的智能技術以算法推薦等方式打破了網絡輿論發展常規，塑造並加深了其全新的圈層化架構模式，這在進一步提升輿論傳播效果的同時，也誘發和加劇了輿論亂象。
一、圈層化：差序格局在社交媒體時代的延展
網際網路發展的一個重要線索，是人與人的連接的演變，從差序格局到圈層化的變遷便是其重要體現之一。與差序格局相比，圈層化不僅是其在技術賦能下的延伸，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其個中深意，賦予了差序格局新的內涵。
（一）從「差序格局」到「圈層化」
1985年，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從不同視角對「圈層」的社會意義與內在邏輯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即我們所熟知的「差序格局」。與差序格局相比，現階段圈層化的意涵更加豐富。
圈層化包含圈子化和層級化兩種指向，且有學者將「社會成員基於不同緣由，以社會關係的遠近親疏作為衡量標準，通過網際網路媒介平台集聚與互動，所建立並維繫的社會關係網絡」定義為「網絡圈子」。由此可以看出，圈層化中的「圈子化」的意指與差序格局更為接近，而其中的「層級化」則是對差序格局在社會階層等縱向維度上的拓展與延伸。
（二）社交媒體時代的圈層化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移動平台的應用與普及促進了社會各種圈層關係的建立。一方面，社會成員通過社交軟體「標籤」等好友管理功能的使用，方便快捷地可視化了自身所在圈層，不斷增加了個體建構與維繫社會關係的可能；另一方面，多元化的網際網路平台為個體成員開展利益互惠等社會行為提供了多重媒介選擇，個體可通過線上資本的理性表達推動自身社會網絡的擴張乃至重構，進而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
由此可見，作為場域的社交平台，不僅為社會成員圈子化的聚集提供了載體依託，也為現實社會階層的突破與再聚合提供了空間可能，推動實現著現實社會與虛擬社會的交相融合。
此外，從圈層形成的動因可以推知，相比於社區、社群等共同體概念所強調的邊界意識，社交媒體時代的圈層更加注重成員的認同感。「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社會背景滋養了圈層叢生的社會結構，促使各類社會思潮與利益訴求藉助新媒介平台，以情感認同為主要動力，形成了包羅萬象的多圈層輿論生態，不斷增加了社會輿論共識的形成難度，甚至改變了網際網路輿論的發展格局。
（三）「圈」「層」並行的網絡輿論
網絡輿論研究中，「圈」與「層」是兩種不同的分化方向，有著不同的內涵指向。「圈」是一個地理意義的空間概念，指具有同質化緣由的眾多網絡人群所構成的區域；「層」是一個等級意義的時間概念，指聚合人群在虛擬社會階層中的「等級」地位，或一種輿論在某個輿論圈內或某種輿論發展序列中所處的歷史位置。因此，網絡輿論圈層化是一個「圈中有層、層中有圈」的存在，且「圈」與「層」彼此相互依存，交織構成了網絡輿論的空間向度和時間向度，共同演繹了其生傳反饋的內在時空關係。
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來看，網際網路圈層化及其傳播行為的出現與普及，使得原先離散的碎片化受眾實現了凝聚，而這種凝聚必將改變信息在整個社會傳播系統的運行軌跡，特別是在社會輿論的形成等具體領域之上。
一方面，圈層化豐富了網絡輿論的生成與擴散路徑，拓展了其解讀與審查模式，對既有傳播範式產生了強大衝擊；另一方面，圈層化也導致了公共領域「分裂」，催生了由有相似觀點的人和同質化信息所構成的組織存在，進而以「繭房」等形式阻礙了社會多樣性的發展。
二、邏輯生成：理論、技術與運行
在結構功能分析的語境下，網絡輿論是一個結構性整合的系統，其內部各圈層間具有相對穩定的組織聯結方式，並對系統的整體有序運行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基於此，網絡輿論圈層化有其系統的內在邏輯，具體可歸納為以「社會交往圈層」等為底層支撐力的理論邏輯，以「算法」等為外部推動力的技術邏輯，和以「互動」等為內部驅動力的運行邏輯。
（一）理論邏輯
形式社會學開創者格奧爾格·齊美爾認為，社會是一個具有意識的個體之間互動的過程。當人網絡輿論圈層化：邏輯生成、發展深化與生態治理們的交往互動達到足夠的頻率和密度，以至於人們能夠相互影響並組成較為固定的群體時，社會便產生和存在了。
網際網路時代，社交媒體作為孵育圈層的有效工具，在擴充個體社會資本、豐富周身社會關係、塑造「虛擬＋現實」的雙重社會圈層結構，乃至重整社會運行秩序等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個體用戶通過隨時隨地參與社交媒體圈層互動，不斷進行意見價值的交流與交換，加速了社會公共價值標準的變動，在有效革新社會交往方式的同時，也推動了差序格局社會結構的縱深式演進，逐步構建了新
的圈層化社會圖景。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個體用戶在藉助網絡輿論推動社會事件解決的過程中，以社交媒體圈層互動等方式實現了自我參與公共協商的時空拓展，提升了具身參與社會治理的真實感，完成了從普通個體到治理主體的華麗轉身。
換言之，圈層化發展在維持社會多樣性的基礎上，以互動協調等方式實現了現實社會不同階層間個體與集體利益的重新整合，並最終化約成了社會各方均可接受且必須遵守的社會契約，從而提升了社會發展的延展性，也為自身的長期存續書寫了可能。
（二）技術邏輯
智能時代，隨著媒介技術平台的下沉式普及，算法作為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中介，時刻進行著人與資源、環境等要素間關係的調配，成為網絡輿論圈層化的關鍵性技術推動力。伴隨移動終端硬媒介的智能化技術聯結，多維度聚合的「人媒」在算法的推動下逐步顯示出了圈層化特徵。
以瀏覽記錄等為依據的算法，通過用戶偏好分析，不斷向個體推薦同質化信息與意見，加速了社會成員以認同感為凝聚力的聚合行為的發生，滋養了網絡輿論圈層化發展的現實態勢，乃至推動了社會整體結構的進一步圈層化。
與此同時，社會結構圈層化良性發展的需求也必將倒逼算法、人工智慧等技術支撐的自我提升，推動平台開發運營者不斷完善相關技術，以便更好地推動「智能」轉變為媒介「類」人化發展的驅動力量，並穩固「人工」在「智」媒轉型中的中流砥柱地位。
萬物皆媒語境下，一方面，穿戴智能設備的「人媒」的圈層化實現了算法、人工智慧等對社會傳播網絡的結構化影響，是網絡輿論組織化發展的重要表徵；但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借力智能技術，打破了此前意見信息的大眾傳播模式，塑造了全新的圈層化信息傳播網絡，並進一步催生了界限模糊的「複合性傳播」，這使得人們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技術與傳播結構，乃至社會結構間交叉互嵌的複雜主體關係，著重考量算法等技術的工具理性所在。
（三）運行邏輯
作為社交媒體時代的基本運行機制，互動共享在搭載基於關係連接的社交平台開展自身運動的同時，也推動了「社交媒體互動圈層模式」的產生，加速了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意見價值的交流與交換，為網絡輿論的線上線下雙軌交叉傳播提 供了可能。
網絡輿論圈層化發展過程中，圈層建構的穩定性與圈層發 展 的 動 態 性 並 存 而 生。從橫向上看，「圈子化」的意見交換提升了各圈層間的互動黏性，有利於凝聚共識、把握導向；而從縱向上看，「層級化」的價值交流激活了各圈層間的互動張力，放大了價值差異。互動黏性是同質性的基礎，互動張力是異質性的前提，兩者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網絡輿論圈層化持續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就本質而言，社會互動一個是價值互動與共享的過程，圈層互動無疑是其重要表現形式。
從「互動黏性」的視角來看，圈層是「擬血緣化」的，其基於同質見解等把原本相對陌生的人際關係演變成了親密關係，使個體在圈層中重獲了鄉土社會的故知友鄰感，進而在價值認同上實現了內部強化；
從「互動張力」的視角來看，社交媒體時代，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台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輿論圈層，且各圈層在保持內部穩定運行的同時，還在嘗試遊走於圈層邊緣，企圖「窺視」甚至潛入異質圈層，吸納不同見解，求同存異化發展。
由此，以主動擴張為方針、以兼容並包為策略的圈層互動機制逐漸浮現，這進一步激發了網絡輿論圈層化發展的內在生命力。
三、發展深化：圈層輿論、圈層傳播與圈層文化
類比圈層的形成邏輯，圈層化的網絡輿論在整體輿論場中亦以一種中間形態存在。其匯聚同質意見壯大自身後，或主動或被動地聯合和排斥其他一個或多個圈層，不斷進行多維度的複雜圈層傳播，從而創造出了不同的文化符號、價值體系，甚至文化系統，即人們所說的「圈層文化」，為社會整體的圈層化夯實了精神根基。
（一）圈層輿論
以「認同感」為主要聚合動力的圈層，深刻影響著網絡輿論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網絡輿論的圈層化強調「層級」概念，體現現實社會階層的真實情感，其形成降低了圈層內部成員輿論傳播與接收的門檻，其與日俱增的活躍度也助推了社會的「等級」階層運動，不斷解構與重塑著部分現實關係網絡與力量對抗，為實現「階層跨越」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圈層化網絡輿論中，輿論信源被動細分與過篩，公眾意見形成走向技術性耦合，這使得網際網路的「圈層意識」和去個性化的「同質傾向」迅速發酵，輿論場的圈層利益衝突蓋過了個體意見領袖的爭鋒相對，助推了一個兼具「圈」「層」意味的中間性網絡輿論組織形態———「圈層輿論」的誕生。
圈層輿論的出現，伴隨著輿論話語權由國家、組織機構向個體、圈層集合的轉移與下沉，相比於層級化，其更加強調無等級意識的圈子概念。
圈層輿論中，作為傳播主體的同質化個體或社會組織通過圈層化方式傳播信息，使輿論在大小不一、相互交織嵌套的一個或多個圈層範圍內引起圈層情緒波動，進而升級為社會情感變動，甚至引發社會性群體事件。此中產生的圈層化輻射式、定向式發聲模式，加速了觀點相似者在圈層中形成意見合力、產生共識迴響的過程。
與此前網絡意見領袖以「集會式」發聲模式塑造的「社會化廣播服務」特徵相比，圈層輿論中，意見的同質化程度更高、認可性更強，且若輿論議題黏性強，則可輕易打破現實「社會等級」的階層壁壘，將無直接利益牽涉的多階層民眾串聯其中，以吸引關注、鼓勵討論等方式發展壯大圈層規模，形成極端輿論強力，進而對網絡輿論場域格局的變動產生影響。
（二）圈層傳播
隨著智能技術的發展，社會化媒體逐漸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模式與傳播格局，網際網路信息傳播呈現出了明顯的圈層化趨勢和雛形，個體交流與圈層交往相合而生。從傳播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視角來看，個體間的交流行為與社會交往溝通結構是一個互動的統一體，社會交往結構圈層化的背景下，個體信息溝通與傳播的方式也愈發圈層化，圈層傳播應運而生。
圈層傳播是伴隨社會分化、技術升級、話語變遷而形成的一種組織化傳播形態，是一種蘊含極高內部共識與凝聚力的信息傳播路徑，也是一種獨特的輿論發展格局組成要素。在網絡輿論生傳反饋的生命歷程中，圈層傳播所促成的同質信息集聚、傳播機制調整及輿論場域變動等，被直接放大並影響到了網絡輿論傳播格局的變動，甚至導致了整個社會信息傳播系統的變革。
從「圈」的角度來看，圈層傳播打破了網絡輿論原有廣場式「散播」的傳播模式，以不同維度的「圈」為單位，劃分出了眾多中間性傳播場域，限定了有效傳播對象與傳播範圍，傳播效果更明顯、影響也更深刻。與此同時，社會化媒體的崛起，使網絡輿論傳播格局中官方媒體機構占據主導地位的局面被打破，輿論話語權從官方機構向圈層分發，圈層開始作為獨立整體參與網絡輿論的生成、傳播等多個環節，甚至扮演新傳播格局中的「Ｃ位」角色。
而從「層」的角度來看，圈層傳播的發展體現了網絡輿論圈層化對社會整體結構變動的組織化影響。一方面，社會信息的生產與分享可通過各類社網絡輿論圈層化：邏輯生成、發展深化與生態治理交媒體圈層迅速完成，在確保即時傳達意見的同時有效降低了傳播成本，進一步加深了社會的圈層化趨勢；另一方面，以圈層為遵循，通過釐清特定事件網絡輿論在不同圈層中的傳播與擴散路徑，找到一條可持續建構的正向輿論傳播鏈，或將成為圈層傳播應用化發展的關鍵命題之一。
（三）圈層文化
文化的產生總是伴隨不同程度的社會變動。從狹義上講，圈層文化指社會信息圈層化傳播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圈層所具備的內部同質化、具象化的個體意識形態和存在感知方式，是由文化傳播的圈層化間接孵生的文化形態，是文化傳播語境下的圈層性分支；而從廣義上講，社會的圈層化發展催生了一系列反映圈層化境況的，是可與媒介文化、技術文化等並列而語的新型文化形態，是全體社會成員在整體圈層化環境中的精神生活形式與思維方式的總和，也是通常為人們所忽略的圈層文化的宏觀指向。
狹義圈層文化是廣義圈層文化在信息傳播層面的反映。而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圈層文化都是差異與共識相併存、離散與凝聚相耦合的存在。從「圈」的維度來看，圈層文化代表的是同一場域中，以「圈「為區分單位的文化聚合形態。不同圈層文化之間或方枘圓鑿，或針芥相投，意見相左則衝突排斥，意見相似則兼收並蓄，由此保證了不同場域內圈層文化形態的多樣性，也助推了「主流文化」的
生成與發展。從「層」的 維 度 來 看，文化呈現一種分層的狀態，這便導致有些文化被視為是高等的，有些則被視為是低等的。
以網絡輿論事件為例，在面對同一場景時，「高等文化」影響下的圈層多側重探尋事件背後的深層社會動因，客觀輸出相對優質的理性辯駁，而「低等文化」浸染下的圈層則更多以情感為導向，偏重短暫而極端的情緒宣洩，關注點片面、淺
薄，對理性輿論環境的塑造幾無作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網絡社會基於趣緣對自身所處文化圈層進行二次選擇的過程，使得擁有低社會資本、低現實階層地位的群體藉助文化資本的線上理性表達，完成了對既有圈層慣習約束的突破，在文化維度上實現了新的圈層聚合，進而為網絡輿論圈層化的持續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生群體性活力。
四、生態治理：自律與他律的合力
健康理性的輿論生態是新時代社會治理的重要保證。網絡輿論生態治理應在逐步完善制度規約的前提下，重視自律與他律的有機結合，嘗試搭建「自下而上」的自律性治理體系和「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協調整合各方利益共振與價值共識，夯實意識形態的思想根基，進而營造網絡輿論圈層化有理、有效、有序傳播的生態圖景。
（一）完善制度規約保障，明確輿論傳播之「理」
法治是治理的基本要求。網絡輿論生態的治理必須要立足法制，充分聯動社會、圈層與個體，推動法律保障與制度規約覆蓋網絡輿論生成、傳播與反饋的各個階段。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明確，理想的輿論必定是理性的討論。只有當輿論變成理性的討論之時，真正的「輿論」才會產生。理性作為網絡輿論長期發展的理想狀態，其到來與成熟有賴於全體社會成員為之共同而持續的努力，更有賴於制度規約的保障。
因此，不斷完善法律法規，明確網絡輿論治理主體權利與義務，框定治理對象內容與範圍，通過教育引導等方式加強不同圈層間的價值認同，將制度規約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對於建設理性網絡輿論生態環境具有不容小覷的現實意義。
（二）喚醒平台內在活力，提升輿論傳播之「效」
隨著社交媒體平台的下沉式普及，明確技術使用的價值立場與範圍界限，有效激發平台自我內在活力，有序開展由內而外的自我治理，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下而上」的自律性網絡輿論治理體系成為了當下主流。
有鑑於此，網際網路平台與企業應充分發掘和喚醒自身內在活力，在確保以主流意識形態為價值依歸的前提下，清晰界定平台和內容生產方的權責界限；在相關政策法規的指導下，不斷推進實名制、信用制等自我規範化、科學化轉型。與此同時，「人－機」聯合工作機制的推行，對於通過人工與智能的有機協作，改善人工智慧「掌握」把關權、分發權的現狀，緩解算法導致的信息繭房，從源頭上實現輿論環境淨化、提升輿論傳播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三）發揮政府主體間性，維護輿論傳播之「序」
網絡輿論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蘊含著政府與社會圍繞公權力的互動關係調整。網絡輿論生態的治理應在協調多元主體、確保共建共治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政府的主體間性，在輿論自由與政府治理的互動間保持價值理性，以暢通輿論傳播 渠道、革新輿論監督方式等途徑構建和完善「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避免「輿論的暴政」，儘可能推動理性輿論上升為社會意見共識。
此外，社交媒體時代圈層化的信息分享與擴散模式下，個體以幾近於零的傳播成本在不同圈層間自由穿梭，這便為輿論傳播秩序的變動埋下了伏筆。因此，從政府管控的視角出發，通過介入「圈層發言人」等的培養過程，匡正意見領袖意識形態與倫理底線，藉助其核心傳播節點地位，有效串聯多個社交媒體互動圈層，無疑是政府在建設和維護秩序化輿論生態中自身主體間性作用的有效體現。
五、結語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人生來就有尋求意氣相投朋友和情感認同群體的交流需求。從遠古社會的群落，到現代社會的社區，再到社交媒體時代的圈層，人類以強大的環境適應力創造了多樣的聚合方式，不斷更新著群體觀念，影響著社會的前進方向。當前，在理論、技術與運行三重邏輯的共同作用下，「烏合之眾」再次走向精緻圈群，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個個大小不一、相互交織的圈層集合，為網絡輿論的傳播與發酵提供了無限延展的遍在時空，不斷革新著社會交往溝通、社會資本維護與社會關係擴張的方式，穩步推 進 著 社 會 結 構 的 有 序變動。
回望輿論傳播演進史，從單向線性傳播到網狀傳播，再到圈層化傳播，網絡輿論的傳播模式是不斷發展的。未來的輿論傳播也並非單純從表象主義出發描述和傳遞信息，而是試圖構築一種有序觀看、深入理解、理性傳播的輿論生態。因此，在圈層化背景下開展輿論生態治理，除了要發揮制度的規約作用外，還應從更加宏觀而多元的視角出發，嘗試聯動個體、圈層與社會的活力，搭 建由 「自下而上」的自律性治理體系和「自上而下」的他律性治理框架雙向推進的多維治理模式。唯有如此，無論未來輿論事件是否關涉個體利益、是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網絡輿論的有理、有效、有序傳播都能有章可循、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