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襄垣縣就以煤炭為大宗，所採煤炭銷售本邑及沁、屯二處。
日軍占領襄垣縣城後，日偽全面掌控了65座小窯口中的半數，並下令「凡是小煤窯的煤炭，一律不准自行售出，須全部由『華北煤炭販賣公司』收買或向軍管理工廠繳售」。由於其售出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嚴重掠奪了襄垣的煤炭資源，並將礦工推向一個水深火熱的白色恐怖世界。
大凡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都會奮起抗爭。這對於襄垣的礦工來說，也不例外。在從被動走向自覺的對敵經濟鬥爭中，他們逐漸認識了礦工會組織的意義，並學會了如何有組織地打擊日軍的「以戰養戰」策略。1940年，出任襄武左礦工會主任的董秀清，所領導的襄垣礦工運動開始風生水起。在根據地和敵占區發動礦工開展的反維持、反蠶食鬥爭和反大資本家殘酷壓榨剝削礦工的鬥爭，算得上一樁樁值得一表的大事。其鬥爭的結果是：工分制改成了合同制，礦工生活得到了改善。
當然，襄垣的礦工運動，不只是一個工分制改合同制和礦工生活得到改善的問題。作為礦工的主心骨，礦工會組織還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地方。
據其時的資料表明，單就礦工會組織而言，根據地自動開會、獨立自主工作的礦工會支部占八分之四，堅持活動和工作的有六個。游擊區礦工會組織數量占百分之百，獨立工作的礦工會支部占七分之二。
雖然常常面臨日軍掃蕩和經濟侵略的雙重嚴重情勢，但礦工會的恢復和發展，無疑引導了一個礦工運動的正確方向：在開展的民主及改善生活鬥爭與反對打罵礦工和侵犯礦工最低生活可能的鬥爭中，覺醒的幾百礦工曾在冰天雪地三天三夜以大請願的方式迫使頑固的大資本家讓步；組建的礦工基幹隊曾在三次出擊敵人中，破獲維持會偽自衛團等六十幾名；組織的礦工技術研究會，提出並按照保護煤窯及提高技術增加生產的要求，進行反對落後工人破壞生產的鬥爭，根據地生產的煤炭比戰前平均每窯每天增加兩至三筐。
一切都在發生向好的變化。1942年3月25日，遠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叫《晉東南礦工生活的今昔比》。雖然只是以桑樹溝煤礦的情形做了一個對照，至少從一個例子反映其時襄垣煤礦業的現狀。除了介紹桑樹溝煤礦戰前與戰後的礦工生活的真實狀況，其中還有許多反映了襄垣當時工人運動、煤礦曲折發展等方面的信息。現抄錄其中的一組對比數字，大可以管中窺豹。
——戰前每日工作12小時，戰後改為每日工作8小時。戰前老師傅工資每日2毛，「拖工」每日2毛5分，「較把」每日2毛；戰後老師傅每日工工資1元6毛，「拖工」和「較把」每日1元8角。在冬季3個月，每日另給3毛「凍冷費」。
——戰前是強迫勞動，每天12小時出煤40筐，窯主要工人加工，工人不敢提意見，並且經常要受窯主打罵；戰後，工人可以入股，勞動積極性自發的提高了，每天工作8小時，可出煤30筐，生活自由，沒有壓迫的現象。
——從前所有礦工都不認字，不知道什麼是國家大事，現在每天要上課半小時，識字的人二三百個字漸漸加多了，且喜歡談論打日本，注意時事，並組織了武裝，有時為為了配合戰爭往往到35里外打游擊，捉漢奸。
據說， 由地方工會、礦工、窯主三方出資合辦的桑樹溝煤礦，開辦後的第一年就賺了9000餘元。
到了1943年，由於始於1942年的災荒還在繼續，剛有起色的襄垣煤炭業，在重重困難形勢下，幾乎全部陷入停業的窘境，根據地礦工也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這一年的2月28日，關於如何復興襄垣煤炭業的事宜，已迫在眉睫。首先從15個煤窯經理開會討論礦山建設開始，要求抗日縣政府制定礦山保護法的呼聲十分高漲。也是這一年的3月，一個叫林里的人，風塵僕僕地來到襄垣，他來襄垣要乾的就是關乎襄垣煤炭業復興的這件大事。
這個叫林里的人，從中共太行區委黨校一結業，並剛剛出任襄武左礦工會主席，兼晉冀豫職工總會礦工部部長，就落腳到了襄垣一個叫新莊的村莊。這一呆大約有兩個年頭。
其時中國的全面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在最困難最艱險最殘酷的這個年月，再加上百年不遇的早災和蟲災，已困難到了極點的生活，總在考驗每一個人的意志和智慧。
據林里說，他當時選擇小小的新莊村，完全是經過了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其理由是：這個村三面被黃土丘陵所包圍，正面只有一條溝壑，彎彎曲曲看不見房舍。村莊小，人口少，道路也不明顯。如果沒有人帶領，就是走到村口也會忽閃過去。選在這兒，一來便於隱蔽；二來便於聯繫群眾。村民多是煤礦工人，家家戶戶都有人下窯、挖煤。
果然在而後的兩年時間，一切如其最初的預料：日軍兩次掃蕩，兩次路經新莊的背面，兩次都沒有發現腳下還有個村莊。在這個十分隱蔽的新莊，林里從一開始就很快成了村民們當中的一員。這無疑為其接下來做礦山調查、了解礦工生活開了一個很不錯的頭。沒過多長時日，根據調查的第一手資料，他就提出了一個有關恢復煤礦生產、救濟失業礦工的方案。並把這一方案，及時呈送給了襄垣縣委、第三專員公署和晉冀豫區職工總會。根據林里呈送的報告，襄垣縣委一方面令抗日縣政府撥了救濟糧救濟款，一方面又令林里和工商局一起制訂了太行根據地第一個《礦山管理條例》。
1944年春季，經歷過兩年災荒考驗和曲折發展，襄垣煤礦業復興了。
根據在新莊的礦山調查研究，以及組織礦工的生產實踐，林里寫了一篇2000字的工作通訊。當這篇題為《襄垣煤礦業的復興》的通訊，在4月9日的《新華日報》太行版上一經刊發，其他礦區爭相學習，紛紛仿效起襄垣的做法，促使太行根據地煤礦業迅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據通訊《襄垣煤礦業的復興》云：「襄垣煤炭業由1943年的大部分歇業到1944年的復興，其主要原因是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煤礦工會確立正確的領導方針。
基本經驗是：
一是組織運輸，成立煤站；
二是同消費合作社相結合，打破死等死守的礦業生產的老辦法，反對不願吸收農民入股的關門主義；
三是同農業生產相結合，逐步克服礦工們看不起農業生產的舊觀念；
四是繼續擴大股本，掃除吸收股金的障礙。這些經驗的取得是通過對煤炭業的興起、倒閉正反經驗教訓中摸索取得的，是適合襄垣煤炭業發展實際情況的。
的確如此，從其時的太行根據地煤礦業發展勢態表明，襄垣煤礦業的復興經驗，在太行根據地出的名委實不小。
還有一個叫梁來元的新莊人，他其時任襄垣縣礦工會聯合支部主任，也在當了十四年礦工後的1944年年底，榮列太行山第一屆群英大會二等工廠英雄的榜單。《太行區第一屆勞動英雄大會宣言》曾發出號召，煤礦要學習梁來元同志，多創造新辦法。增加產量，與農業互相結合。
關於梁來元的事跡，1944年12月11日的《新華日報•太行版•大會增刊》曾作過專門報導。
據報導雲，「他定計劃十月內增加生產百分之二十，在八個月的總結，他增加生產百分之六十。他從四千一百六十斤，增加到六千五百六十斤，每十分鐘挖一筐(八十斤)煤，打破了本區空前未有的生產率，而質量也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他領導全聯支，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他動員工人開荒七十八畝四分，給七十八個工人增加七十石糧食，解決工人三月的食糧。
只就十六個工人統計：比去年長一百四十多石糧。在他的領導下新莊村的一個變工隊，比去年多打糧二百四十三石，去年全村只有一家人夠吃，今年全村只有一家(因不參加互助組)打的糧食不夠吃。」「
他為了礦山的長期建設，提出組織研究技術委員會，培養大批的技術工人，研究生產方式的改造，結果改了老煤窯的巷、桑樹溝的巷、白溝的井洞巷，提高生產量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他在勞動的配備上是比較科學，過去都是作一歇一，有的是作二歇一，這樣使得工人不能參加群眾生產，他改為作j歇三與作四歇二(三天礦業生產，三天農業生產)。由此礦業生產與農業生產都不會耽誤，也不浪費工。」
1945年，也就是襄垣煤礦業復興的第二年。
這一年5月，襄垣煤礦業發展的勢頭前所未有，其經營方式，由抗戰前「資方出資，僱工經營」的單一式，已幾本變革為「廣泛吸收農民股金，絕大部分曠工參股」的合作式。這一合作經營方式占到了襄垣煤礦業的十分之七。
一句話，在１９４０年代全面抗戰歲月階段，太行根據地襄垣煤礦業的努力復興，供給軍需民用，揚威經濟鬥爭，曾創造了在戰爭生產雙重任務結合上的極光榮成就！田淵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