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凡（化名）是一位30多歲的單身母親。當她懷上女兒時，住在另一個城市的父親被診斷出患有神經系統疾病多系統萎縮，很快就失去了走路的能力。作為家裡唯一的孩子，她不得不獨自照顧她的孩子和父親。」
以上故事來自於《日經亞州》（NIKKEI Asia）網站是一篇關於中國「三明治一代」的報導文章《中國「三明治一代」的雙重擠壓》（The double squeeze on China's sandwich generation）中所提到的故事。
「三明治一代」（sandwitch generation），意如其名，用來指那些需要同時照顧父母、子女的人，他們承擔著巨大的財務責任和經濟壓力。
蘇州大學教授臧其勝在其發表在今年第2期《社會建設》的文章《需要「照顧」的照顧者：夾心世代研究的文本脈絡與本土意義》中用「夾心世代」來描述這個群體。文中提到，「三明治一代」有時也稱「命令的一代（command generation）」、「被榨取的一代（squeezed generation）」、「被拉伸的一代（stretched generation）」、「多代照顧者（multigenerational carer）」，關注的是既有老又有小，還要工作的中年（Midlife）現象。較早時期，有學者將此表述為「左右為難的一代」（the generation caught in the middle）、中生代（the middle generation）等。
以下內容摘選自《中國「三明治一代」的雙重擠壓》：
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風笑天說，中國有超過1.7億這樣的三明治一代家庭，他們成長於20世紀80年代，經常被稱為「小皇帝」，因為他們在家裡得到了所有的關注。但現在他們已經成為負擔最重的一代，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說。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隨著這一代人長大並擁有自己的家庭，中國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轉變，進入了一個兒童越來越少的老齡化社會。從1990年到2021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從68.6歲增加到78.2歲。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從5.3%翻了一番多，達到13.5%。中國的出生率在2020年降至1%以下，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期。
隨著父母壽命的延長，以及夫妻生育年齡的延長，三明治一代家庭面臨的挑戰不僅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且對社會其他人也有影響。
昂貴的育兒成本
中國於1980年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以抑制人口增長，並促進面臨資本、自然資源和消費品嚴重短缺的計劃經濟擴張。政府在2016年放寬了限制，允許每個家庭有兩個孩子。去年，在新的人口普查顯示出生率停滯不前後，中國將生育上限提高到三個孩子。
金錢，時間和精力的不足是三明治一代家庭面臨的最常見的擔憂。分娩，特別是第二個孩子的分娩，往往是這種危機的起點。
「這對我來說是最緊張的時刻」，一家國有企業的37歲員工劉力（化名）說。他的妻子在一家銀行工作，他們每月工資2-3萬元，這是一個小鎮上不錯的中產階級收入。但自從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以來，他們生活就開始過得緊巴巴。
蘇州大學教授臧其勝說，在今天的中國，越來越多的擁有穩定工作和合理儲蓄的家庭由於撫養孩子的負擔而陷入財務問題、時間緊迫或健康困難。
根據宇華人口研究所的一份報告，2019年中國撫養18歲之前的孩子的平均成本為48.5萬元人民幣，是中國人均GDP的6.9倍，遠高於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許多發達國家。該智庫由一群人口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建立，其中包括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梁建章。
大城市的育兒成本甚至更高，上海達到100多萬元，北京達到96.9萬元。
撫養子女的壓力主要是經濟問題，而照顧老人則更像是一個時間和精力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說。他說，未來十年，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進入70多歲和80多歲，養老壓力將更加突出。
隨著晚婚晚育的趨勢，照顧老人同時撫養小孩的雙重壓力更容易同時出現。根據2019年中國社會總調查，中國27%的城市家庭包括60歲或以上的成員以及14歲或以下的兒童，這意味著四分之一的家庭面臨這種雙重壓力。
兒童優先
三明治一代在照顧年幼孩子和年邁父母的同時，將如何分配家庭的錢、時間和人力資源？
「兒童優先」是中山大學和廣州大學對廣東、江蘇和陝西省2439個城市家庭進行電話調查的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
三明治一代通常對孩子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感和緊迫感，中山大學教授鍾曉慧說。然而，在老年人護理方面，大多數家庭缺乏明確的計劃，當父母患上重病時，往往不得不即時做出反應。調查發現，他們對兒童發展的豐富知識與他們對老年人的相對無知之間存在著鮮明的對比。
兒童成為家庭的中心，養育方式往往很集中甚至過度，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和社會學教授楊菊花說，由於家庭資源有限，往往是老年人做出讓步。
不僅父母，祖父母也經常積極地將資源轉移給孩子。為了應對高昂的兒童保育費用，三明治一代通常需要父母的幫助。
根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2021年中國約有4200萬3歲以下的嬰兒，托兒所的入學率僅為5.5%左右。這一巨大差距意味著大多數有嬰兒的家庭不得不依靠祖父母來照顧孩子。
隨著中國鼓勵人們生育更多的孩子，以抵消自1950年代以來的最低出生率，這種依靠祖父母的育兒模式可能不再有效。幾項研究發現，祖父母對第二個孫子的照顧比第一個孫子少。
「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有自己的退休計劃，不願意全身心地照顧孫子孫女，即使他們願意，衰老也使他們無法做到"，楊菊花教授說。
沒有爺爺奶奶的幫助，三明治一代的負擔就加重了，這反過來又讓這些家庭不願意多生孩子。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60.7%已經生了一個孩子的母親表示，由於缺乏兒童保育，他們不打算生第二個孩子。
從照顧人員到照顧接受者
更嚴重的挑戰是，當祖父母不僅無法幫助，而且從照顧者過渡到需要被照顧時，會發生什麼。對於三明治一代來說，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的父母突然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都患上了重病或失能。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到2030年，中國預計將有9300萬75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6.6%。根據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鄭曉瑛的估計，到那時，中國將有超過7700萬失能老年人，平均將經歷7.44年的失能期。
空巢老人
一個單身的孩子能負擔得起照顧兩個年邁父母的費用？
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城市老年人口收入的70%來自養老金，17.3%來自家庭支持。因此，生活在城市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的父母通常在經濟上接近自己養活自己，孩子的負擔並不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伍海霞說。
但生活在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2019年，農村老年人年養老金和其他收入約為3500元。大多數農村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家庭支持，繼續工作才能過日子。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老年人可以依靠的家庭支持比例一直在下降，智庫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聶日明說。
所有數據都顯示，農村地區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挑戰的「災區」。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全國近一半的65歲以上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
更棘手的問題是誰來照顧農村老人。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人員201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近一半的農村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其中12.54%需要不同程度的照顧。
農村地區空巢老人比例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中青年離開家鄉到城市工作。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伍海霞教授的一項調查，當這些獨居老人病情嚴重時，他們中有一半人會因為除經濟原因之外的行動不便、無人陪伴或因為離醫院太遠而得不到醫療救治。
城市中的空巢老人也面臨著類似的困難。根據南京大學的風笑天的數據，根據2015年全國對12個城市的調查和2016年對湖北省五個城鎮的調查，空巢老人在城市第一代獨生子女父母中的比例約為60%。
「如果一對已婚夫婦的父母住在兩個不同的城市，那麼同時照顧所有四位父母就更難了，這種情況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尤其常見，當孩子們想帶父母和他們一起生活時，高昂的住房成本是第一個問題。」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所研究員聶日明說。
即使對於那些能夠與年邁的父母住在一起的人來說，照顧不足也是一個常見的問題。根據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兩位學者2019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城市地區60%的殘疾老年人的主要照顧者是他們的孩子，但其中一半以上每周接受的護理時間不到36小時。
與此同時，家庭很難為殘疾老人找到負擔得起的專業護理，中國為普通家庭提供的公共養老服務很少，補貼和退稅等支持措施也很少。
自己變老
由於公眾討論的重點是兒童和老年人護理，三明治一代自身的需求和風險往往被忽視。
為了照顧父母，許多人不得不辭去工作，或者選擇一份更靈活的低薪工作。結果，他們的收入急劇下降和社會脫節的孤獨感，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黃晨熹在採訪上海殘疾和精神病老人看護人時發現。
山東財經大學的范紅麗和辛寶英在一項研究中發現，老年人護理使農村婦女獲得非農業工作的機會減少了13.5%，隨著老年人護理強度的增加，這一負面影響將繼續擴大。
2020年，中國社會保險基金（包括省級政府運營的基本國家養老基金）報告了有記錄以來的首次年度赤字。預計到2050年，赤字將增長到11.28萬億元人民幣，屆時三明治一代將達到退休的頂峰。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建議政府採取措施減輕三明治一代的負擔。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馬春華呼籲政府在提供兒童保育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兒童應該由全社會共同照顧，這樣他們才能長大，在未來照顧整個社會，從而保持經濟的整體運行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連續性，」她在一次老齡化社會論壇上說。
支持性政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實現，上海大學社會學學院教授陳佳說，例如，日本家庭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接受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並充分受益於該制度的好處。（原文連結：The double squeeze on China's 'sandwich generation' - Nikkei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