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名服裝名師，在完成「毛裝」製作後，搬離中南海，加盟北京東郊民巷「紅都服裝店」。
「紅都」之名，寓意「紅色首都」，專為中央首長、來華外國貴賓、外交人員製衣的「紅都服裝店」，成立於1956年，其主要成員均系當年為「支援首都建設」，從「紅幫裁縫」聚居地上海抽調入京的製衣技師。
而「紅幫裁縫」，即是寧波裁縫的代稱，在上海，服裝業以寧波人最眾、技術最強、勢力最大，而紅都服裝店的前三任經理也均是寧波人。
可以這麼說，新中國初期歲月，中國人的服裝門面是由寧波人裝點的。
而在淘金逐利的90年代，作為沿海「三來一補」橋頭堡之一的寧波，迅速躍為製衣王國，大批紡織服裝企業於此崛起，他們以「甬派服裝」之名承接了昔日「紅幫裁縫」的榮光。
時至今日，14億人口支撐起了全球最大的紡織服裝市場，在這片海量多元、瞬息萬變的紅海市場，選擇了不同道路的寧波紡織服裝巨頭雖已至中年，但不訴滄桑，行穩致遠。
清嘉慶年間，寧波鄞縣人張尚義，因出海遇強風浪，只得寄居日本橫濱碼頭靠修補衣物度日。
他趁為外商補衣之機，掌握了裁製西服的要領，逐漸從寄居碼頭的「難民」，變成裁縫攤老闆，最後在東京、神戶開設西服店。在他的帶領下，一批批寧波人東渡日本學藝。
這則出自1921年版《上海總商會月刊》的故事，是「寧波裁縫」的歷史註腳。
作為中國服裝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流派，寧波裁縫又稱「紅幫裁縫」。
他們大多來自寧波奉化江兩岸，因吳語中「奉」、「紅」同音，加之當時的主要客戶是俗稱「紅毛鬼子」的外國人，「紅幫裁縫」由此得名。
「紅幫裁縫」發端於日本，卻成名於上海。
1843年11月，上海開埠，西方僑民數量大增，與此同時，因中外貿易發展，洋行買辦階級擴大，推動了西服消費群體的形成，社會上出現「西裝熱」。
於是，大批寧波「紅幫裁縫」湧入上海，成為滬上服裝業的主角。
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上海701家西服店中，寧波人開設的有420多家，占比6成以上，從業人員5300人，年產西裝10萬多套。
而正是這些長期在滬謀生的寧波「紅幫裁縫」，成為了日後上海服裝產業向寧波轉移業務的主要媒介。
改革開放初期，一方面隨著國家政策的鬆動，鄉鎮農村辦廠熱興起，而服裝行業由於進入門檻較低，成為許多鎮辦/村辦企業的第一選擇。
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服裝市場的繁榮，大城市中的國營服裝企業，卻在產能擴張方面存在難度，因此產生了向鄉鎮服裝企業外包加工的需求。
而在上海國營服裝店或服裝廠中，由於一大批寧波籍「紅幫裁縫」的橋樑作用，寧波最終成了上海國營服裝店的外包加工基地，而非具備同樣勞動力成本優勢，並且距離更近的嘉興、吳江等周邊區域。
1984年，雅戈爾集團的前身「青春服裝廠」與上海國企開開襯衫廠聯營，隔年，青春服裝廠業績翻倍增長，利潤超過200萬元。
寧波鄉鎮服裝企業通過「紅幫師傅」的紐帶從上海獲取加工業務的同時，也獲得了他們的技術支援。
杉杉集團的前身「寧波甬港服裝總廠」，在1980年的建廠方案中即表明:「鄞縣素稱紅幫裁縫之鄉，盛名於世，生產呢絨服裝歷史悠久，技術力量有基礎。據摸底，縣內現有紅幫裁縫退休老師傅50人左右，新廠一建立，即可聘為技術輔導人員」。
老一輩從業者的技術支持和業務支撐，讓寧波紡織服裝基業初創；而此後伴隨著創建自主品牌的探索期，以及全球紡織製造業中心遷移的大潮，紡織服裝逐漸成了為寧波貢獻千億產值的支柱產業。
1990年，青春服裝廠廠長李如成，帶著「北侖港」牌襯衫求教北京教授，教授認為這個品牌地域色彩濃，文化含量不夠，很難做大。
於是他回到寧波「另起爐灶」，組建新公司，取名「雅戈爾」——YOUNGOR，即原廠名「青春」的英文「YOUNGER」替換了一個字母。
「杉杉」品牌的誕生，則源於甬港服裝廠掌舵人鄭永剛往窗口的隨機一望，院中三棵挺拔的水杉，激發了瞬間的靈感。
拿著借來的3萬元，鄭永剛也跑到北京，只不過他的目標不是北京研究營銷的教授，而是擅於用廣告「轟炸」出市場的央視。
廣告一出，非同凡響。
90年代，你可能會錯過幾集《西遊記》，卻逃不過被央視「杉杉西服，不要太瀟灑」的廣告「洗腦」。
在那個8億件襯衫換一架飛機的年代，寧波紡織服裝廠大多以低附加值的低端代工為主，而李如成與鄭永剛卻選擇突破貼牌代工的局限，創建自主品牌，獲取溢價空間。
而此時，成立不久的申洲織造所選擇的差異化競爭之路，不在於品牌，而是以質量奪取「中高端」代工市場。
創立於1990年的申洲織造，由寧波北侖區政府聯合澳大利亞五洲織造有限公司、上海針織二十廠共同投資建立，其取名「申洲」，一是以「申」突出上海特色，二是意把生意做到「五洲」。
三方股東中，北侖區政府負責基建及部分設備購買，上海針織二十廠負責培訓和派遣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五洲織造則負責協助選購原料和銷售。
曾在日本受訓、技術能力過硬的上海針織二十廠技術副廠長馬寶興，作為高級管理人才被引進申洲織造擔任副總經理。隨馬寶興進入申洲織造的，還有其子馬建榮。馬建榮13歲輟學做學徒，按其說法，自己是「童工出身」。
至此，馬家父子的紡織事業徐徐開幕。
鑑於彼時國內低端代工市場趨於飽和，馬寶興決定切入中高端服裝製造領域，並將目光瞄向自己熟悉的日本市場。
當時，日本嬰兒服裝的利潤高，但對質量的要求也更高，甲醛殘留、面料質量、色牢度等等指標遠超行業標準。為了承接訂單，馬家父子經歷不少周折。當年申洲出產的一批嬰兒服裝淋水後就掉色，馬家父子立即選擇燒毀，頗有張瑞敏砸冰箱的神韻。
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把控，為申洲織造帶來了穩定的訂單，企業漸漸步入正軌。1997年，公司迎來轉折點，申洲拿下了它的第一個大客戶——優衣庫的基本款帝國。
就當申洲織造向服裝代工龍頭邁進時，「寧波服裝業」雙雄——雅戈爾和杉杉，正統治著彼時中國商務男裝的江湖。
1996年，杉杉全年生產中高檔西服35.16萬套，銷售36.58萬套，主營業務收入超過5.5億元。用鄭永剛的話說，「那時做西裝，利潤率比現在做房地產利潤都高。」
1996年，杉杉股份在上交所掛牌上市，成為中國服裝業第一家上市公司。兩年後，雅戈爾登陸上交所，同樣擁抱資本市場。
或許是受雅戈爾、杉杉的財富傳奇啟發，1996年，擺過地攤、開過製衣廠的張江平，決定成立「太平鳥」服裝品牌，並與同鄉「大佬」們錯位競爭，品牌定位中端休閒男裝。
但張江平或許沒想到，新世紀後，雅戈爾化身「蓋房子的裁縫」，杉杉變成鋰電材料行業衝浪者，而太平鳥卻始終在服裝領域堅守。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1999年，成立四年的中信證券想要增資改制，公司董事長親自到寧波找到李如成，希望雅戈爾投資中信證券。
李如成被中信證券的誠意打動，於是雅戈爾斥資3.2億元，以9.61%的持股比例成為中信證券第二大股東。
這一入股，就是15年。直至2014年，雅戈爾才全部出售所持股份，累計獲利近百億元。
此後，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加持下，憑藉持有中信證券、寧波銀行等公司原始股，雅戈爾獲利頗豐；而在房地產瘋狂上漲的年代，公司也順勢撈了一把。原來的服裝企業，已成為橫跨金融、服裝和房地產三大行業的綜合型集團。
有關雅戈爾「不務正業」的批評，李如成如此回應，「什麼主業不主業的，賺錢就是我的主業。」
也是在1999年，鄭永剛給正在進行863課題研究的鞍山碳素研究院投資8000萬元，以保證課題完成，「隨後投資3個億，在上海浦東建廠做負極材料，開始企業轉型。」
涉足與起家產業毫不相關的鋰電池業務，曾讓鄭永剛備受爭議。
他曾多次公開解釋杉杉轉型的原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發覺中國市場將對世界開放，我們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升級，二是轉型。考慮到工廠生產模式、產品設計等實際情況，公司很難升級為類似優衣庫、ZARA這類的運作模式，因此毅然決定要轉型。」
與雅戈爾、杉杉不約而同走上轉型道路，進行多元化布局不同，太平鳥與申洲國際（原申洲織造）選擇堅守服裝主業，開啟升級之路。
創立稍晚的太平鳥，從休閒男裝拓展至時尚女裝，此後又踏准了「品牌年輕化」、「電商時代」的節奏，吃到時代紅利，火了一把。
而申洲國際尋求突破的關鍵在於，從純粹的OEM逐步向ODM模式轉型。
所謂OEM，即代工企業只專注於生產製造，對於設計、銷售等環節「無權過問」。這種模式下，代工企業十分被動，產品附加值低，議價能力低，因此利潤自然相當微薄。
而ODM意味著從設計到生產都由代工企業自行完成，產品成型後，品牌方直接貼牌買走。別看只是比OEM多了一個設計環節，但它讓代工廠家有了產品的智慧財產權，由此也形成了一定的話語權，議價能力隨之提升。
2005年，申洲國際港股上市，馬建榮將融到的9億港元全部用於設備升級改造，其中有1/4用於升級運動服裝面料的研發技術，還擴建了一所6000平方米的面料實驗室。
憑藉在運動鞋服面料上的研發優勢，申洲國際經過嚴苛的供應商考核，逐步拿下了Nike、Adidas、Puma等頭部品牌。
從2005年到2010年，申洲國際銷售收入從24.83億元一路增長至67.19億元，與此同時，運動鞋服的占比也從9.30%增長到50.20%。
2010年，雅戈爾與杉杉的多元化經營也顯現成效。
這一年，杉杉1.21億元的淨利潤中，有7成由鋰電池材料業務貢獻；同期雅戈爾淨利潤高達26.72億元，其中服裝業務的貢獻已不足3成，地產和投資業務的淨利潤分別達到了6.79、12.45億元。
也是在這一年，寧波規上紡織服裝企業資產規模首次突破千億元，達到1110.1億元。同期寧波規上紡織服裝業產值、利稅占全市工業的比例約為10%，成為全市十大支柱產業之一。
2014年，越南福東工業區，一個面積達84萬平米的工廠拔地而起。
在這裡，申洲國際想要複製一整套和國內基地一樣的，從面料到成衣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流程。
在隨後的六年裡，申洲國際的海外基地產能擴充計劃持續推進，截至2020年，越南面料工廠貢獻了約5成的面料產能，此外，越南、柬埔寨成衣工廠貢獻了近4成的成衣產能。
申洲國際國際化產能布局背後，是紡織服裝業向生產要素成本更低地區轉移的浪潮。
在經歷了四萬億經濟刺激後，中國內部面臨著經濟結構轉型和環境治理的困擾。紡織服裝業不僅要面對勞動力成本和工業用地價格的上漲，還要面對環保制度下的限產。
與此同時，國際貿易摩擦加劇以及他國之間貿易協定的簽訂對中國紡織服裝業也產生了衝擊。
2010-2020的十年間，寧波紡織服裝產業艱難維持千億產值規模。
在紡織服裝訂單因國外疫情衝擊出現回流潮的2020年，寧波全市規上紡織服裝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135.9億元，但相較於10年前1208.9億元的產值規模，仍舊小幅微跌。
紡織服裝產業鏈外遷趨勢難以逆轉，寧波製衣巨頭們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
申洲國際順應產業外遷的趨勢，布局海外基地的同時，憑藉「一體化生產」鞏固護城河。
集坯布/面料生產、染色、印花整理、裁剪等環節於一體的生產模式，有助於縮短全工序整體生產時間，提升供貨效率。一般而言，按照行業慣例，從接單到產品上架往往需要三個月，但申洲國際的平均交貨周期僅為45天，備料充足的情況下最快可15天交付。
某種程度上，一體化生產的本質也是一種利潤獲取的延申，基於此，2020年申洲國際銷售額達到230.31億元，是10年前的3倍有餘，同期年度利潤也突破了50億元。
2020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馬建榮家族僅次於網易丁磊，排名寧波籍富豪榜第二位。
最晚進入服裝賽道的太平鳥，選擇在品牌轉型上尋求突破，加速向時尚化、年輕化靠攏。
這些年，太平鳥一邊紐約時裝周辦秀，打造「太平青年」品牌IP，一邊與可口可樂、迪士尼跨界聯名，打造「國際化的中國風」，成功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浪花。
2020年，太平鳥的服裝業務收入超過了90億元，同期線上收入占比提升至30%以上。
而杉杉則漸漸偏離了服裝這根主線。
作為寧波紡織服裝行業最早的A股上市公司，2020年杉杉股份的核心業務已變為鋰離子電池材料業務。而曾經的主業服裝業務，已於2018年剝離至港股上市。
2020年，杉杉服裝收入已不足9億元，而10年前，這個數字超過15億元。
而與杉杉同期開啟多元化布局的雅戈爾，隨著金融投資與房地產的黃金時代遠去，正試圖重回服裝主業。
2019年，雅戈爾發布《關於投資戰略調整的議案》表示，未來將進一步聚焦服裝主業的發展，除戰略性投資和繼續履行投資承諾外，公司將不再開展非主業領域的財務性股權投資。
回顧過往經歷，李如成感慨良多：「儘管一個房地產的項目利潤動輒5億、10億元，但紡織服裝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產業，靠一件件賣衣服賺來的錢更穩健、更長久。」
對於寧波政府而言，自然也希望紡織服裝能長久地支撐當地經濟的發展。
據《寧波市時尚紡織服裝產業集群發展規劃（2021-2025年）》，寧波將從強化創意設計能力、加大研發投入、加強品牌建設等措施入手，提升時尚紡織服裝產業集群能級，力爭到2025年，規上工業總產值突破1600億元。
馬建榮曾在會上批駁「紡織行業是夕陽產業，是低門檻行業」的論調：他們根本不了解紡織和服裝。
似乎每當人們提起產業升級，與之掛鈎的都是以晶片設計、半導體先進位程為代表的「高精尖」科技。
但實際上，產業升級的內涵，更多在於站穩產業鏈上的高附加值環節，繼而帶動整條產業鏈的創新升級。
因而，哪怕是在看起來處於產業鄙視鏈底端的服裝代工領域，其實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戰略高地。
目前，在寧波製衣王國，共有839家規上紡織服裝企業，他們正努力向高端消費品和高增值生產活動轉型，不願被淘汰。
因為在這世間，沒有夕陽的產業，只有夕陽的企業。
文/搜狐城市翟楊
參考資料
[1]申洲國際、雅戈爾、杉杉、太平鳥各年度財報
[2]神秘「紅都」：中央領導人制裝特供秘聞，鳳凰周刊
[3]中南海裁縫回憶：眾多領導人中，最難做的是鄧小平的衣服，文匯報
[4]紅幫裁縫:「國之工匠」的百年傳奇，鄞州新聞網
[5]社會關係嵌入與產業轉移的區位選擇——寧波服裝業案例研究，地理科學
[6]李如成：青春不老雅戈爾，經濟觀察報
[7]鄭永剛：企業家的天職只有一個，浙商
[8]馬建榮:中國服裝業首富，南方企業家
[9]成本上升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影響——基於寧波紡織服裝產業集群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
[10]拆解申洲國際：「紡織業台積電」的崛起神話，遠川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