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0月6日，瑞典文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在文學上的成就。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稱，「她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在她的寫作中，埃爾諾始終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了在性別、語言和階層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生活，她的創作之路漫長而艱辛。
安妮·埃爾諾，1940年出生於法國濱海城市利勒博納，先後就讀於法國魯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1974年，她曾憑藉自傳體小說《空壁櫥》（Les Armoires vides）開始文學生涯。1984年，她出版另一部自傳體小說《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榮獲法國雷諾多大獎。其作品幾乎來自她個人的親身體驗，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及私人小說意味。
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圖片來源：The Swedish Academy官網。
寫作上，安妮·埃爾諾開創了一種新的風格「無人稱自傳」，她被認為是「情感的簡約主義者」，但也有人形容她是「情感大軍的統帥」。事實上，埃爾諾的作品近幾年在歐洲非常受歡迎，2021年，由小說《正發生》（Happening）改編的電影還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在法國她的書銷量很高，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已經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埃爾諾是第一位能在有生之年獲得如此待遇的女作家），而且在之前的諾獎賠率榜上，埃爾諾也位居前列，只是因為在國內缺乏關注，所以中譯本能找到的並不多，對讀者來說也就相對偏僻。
來自童年的階級差異感觸
每一年，人們在討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都會格外注意到其中的政治傾向，例如去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在獲獎之前，就曾有人給出過推測——諾獎已經很久沒有給過黑人作家了。今年，大多數人都在關注是否會給一個女性作家，是否會將該獎項頒給一位烏克蘭作家或俄羅斯作家，是否有勇氣頒發給薩爾曼·魯西迪等（畢竟已經有不少作家在今年給出了聲援，有兩位諾獎評委還因為瑞典文學院的軟弱而退出了諾獎評委的行列），結果當宣讀人推開門念出安妮·埃爾諾的名字後，再加上「以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這類無關痛癢的致敬詞，自然會讓不少人認為安妮·埃爾諾是一個普魯斯特式的自傳體作家，以及——諾獎連續第三年給出了絕對冷門的選擇。
但其實，安妮·埃爾諾的獲獎算不上絕對的冷門。她的作品近幾年在歐洲非常受歡迎，2021年，由小說《正發生》（Happening）改編的電影還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在法國她的書銷量很高，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已經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埃爾諾是第一位能在有生之年獲得如此待遇的女作家），而且在之前的諾獎賠率榜上，埃爾諾也位居前列，只是因為在國內缺乏關注，所以中譯本能找到的並不多，對讀者來說也就相對偏僻。
電影《正發生》海報。
另外一點是，安妮·埃爾諾的獲獎雖然乍一看沒有很強烈的政治性，但她的自傳體作品絕非普魯斯特式的個人回憶風格。尤其是在今年，除了戰爭和政治上的變化外，還有一件世界性的新聞——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墮胎法案。而埃爾諾的作品，甚至她的人生，恰好就與這個主題相關。她曾經也有過相似的經歷，遭受過因為意外懷孕無法墮胎而帶來的痛苦。另外在法國之前影響巨大的「黃馬甲事件」發生時，安妮·埃爾諾也曾在採訪中公開表態，自己也是「黃馬甲事件」中的一員。
她肯定會如此訴說，因為在她成長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比階級隔離帶來的童年損害更大。
電影《正發生》劇照。
安妮·埃爾諾於1940年出生於法國塞納省的利勒博納（Lillebonne），這是一個村鎮，以石化為主要產業。童年時期，安妮·埃爾諾的身邊縈繞著的就是周圍人那簡單又難以實現的願望——能有一個安靜的住所，一份乾淨的工作。伴隨這些難以實現的願望的，是安妮·埃爾諾的父親杜申，以及由他父親所代表的整個村鎮的男人們所展現出來的自卑。
利勒博納地區有著特色的本地方言，但這種方言從埃爾諾的父輩開始就逐漸走向消亡，原因是在埃爾諾的父親眼裡，說帶有濃重方言口音的法語是醜陋和陳舊的象徵，而說標準法語起碼從姿態上能更接近於那些受過教育的高等階層。這或許是埃爾諾第一次意識到階級感的存在。而在她的成長經歷中，她的父親不斷為她增強著這種印象。正是因此，在埃爾諾的自傳式小說中，她在描述父親時所使用的法語帶著一種特殊的風格，似乎正是在展現父親那努力講述標準法語，但又無法擺脫方言口音的夾生特色。
父親讓埃爾諾感到絕望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儘管他在教育中沒有對埃爾諾做過什麼粗魯的行為，但恰好相反，正是他身上那種對於精緻的追求，讓埃爾諾感到父親這一代人都被社會階層約束在一個極為狹小的世界。在童年時代，生活在鄉鎮的父親卻會格外緊盯埃爾諾的一系列動作禮節，例如吃飯時必須要將餐盤清理乾淨，要達到能直接放回櫥櫃的程度，他竭力要讓女兒展現出一副受過良好教養的樣子。而他對自己也是如此，如果他意識到自己在說話時，某個法語單詞的發音沒有說好，帶著口音，或者用錯了什麼語法，他就會帶著一種巨大的自卑退回到沉默中，不再說話。
電影《正發生》劇照。
在埃爾諾的描述中，她的父親是一個簡單而正直的人，這也導致了他的人生看起來是如此地平面化。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或許就是終於可以領到退休金，在家裡休息的時刻，這種人生對她父親來說已經是無比的滿足。他也很滿意埃爾諾的婚姻，原因是女婿很有風度，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他所嚮往的上層階級的人。然而，埃爾諾與父親的距離卻越來越遠，在學校里閱讀了大量書籍的埃爾諾，已經洞察到了這種隔離感存在的根源。
在1983年出版的《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中，埃爾諾用自傳體的方式講述了她父親的故事。上述的種種觀察，也都在沉澱和更多的經歷過後，被作家本人用一種更細微、更讓人身臨其境的方式描述出來。這種存在於生活中、以極為細節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階級差距感，也成為了她日後寫作的一個主題。
《一個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訂版）》，[法]安妮·埃爾諾著，郭玉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將出版）。
關於女性身體的困惑與清醒
《一個男人的位置》並不是埃爾諾出版的第一本小說。她的第一本書出版於1974年，名為《空壁櫥》（Les Armoires vides），講述了安妮·埃爾諾對童年經歷的回憶。這本書安妮·埃爾諾從1964年開始寫作，此時她正在接受對她人生而言最具屈辱性的痛苦——無法墮胎。不過她當時並沒有選擇立刻寫這個主題，而是在2000年，她才終於將關於墮胎經歷的回憶寫成了《正發生》（L'Événement），成為一時轟動法國的作品。
安妮·埃爾諾作品《正發生》法文版書封。
安妮·埃爾諾作品中大量關於女性的主題，都來自於她本人痛苦而真實的經歷。埃爾諾在出版於2016年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女孩的記憶》（Mémoire de fille）中寫過，她在18歲的時候遭遇了一個難以言說的被性侵的夜晚，很長一段時間裡，她其實也無法分辨出這個行為的本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說過，「如果那是強姦的話，我早就將這件事說出來了，但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但對當時剛滿18歲的埃爾諾來說，這件事情還有很多無法理解的地方。埃爾諾稱之為灰色地帶，本質上她自己是同意與對方發生性行為的，但其實那個時候，她的身體並沒有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一點，她在閱讀了薩特的作品，以及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之後，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個女孩的記憶》，[法]安妮·埃爾諾著，陳淑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將出版）。
埃爾諾說，「我花了整整六年的時間才把這件事搞明白」。她提到，對方是一個夏令營里的首席教練，年紀比她大上很多，而在夏令營的那個空間裡，二者的身份地位是不相等的，她幾乎處於一種無法拒絕的卑微中。在《一個女孩的記憶》這本書中，埃爾諾反問讀者，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在她每天在營地中看到的所有人里，會有人記得那個女孩嗎——應該不會」，於是這樣一個本質上屬於誘姦的事件，就這樣消失在眾目睽睽當中。
埃爾諾在這本書中非常坦白地描述了自己當時的痛苦經歷，以及對方侵入身體時所帶來的撕裂感。結果，當年3月，這本書在法國巴黎的喜劇劇院進行朗讀時，在場的男性聽眾們竟然發出了咯咯笑聲，很明顯，對他們來說，相比於作者本人遭受的痛苦，這些段落所描述的過程才更讓他們感到新奇。那天，埃爾諾本人也坐在觀眾席上，她感覺，這個時代和之前的時代相比並沒有發生什麼足夠的進步，人們依舊帶著仿佛觀察女性衛生巾一樣的角度在對女性的經歷進行獵奇。
電影《正發生》劇照。
第二個讓埃爾諾感到自己的身體完全不受掌控的時刻，是她無法墮胎的那段日子。這段經歷不僅讓她感受到女性身體所受到的禁錮，還讓她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又被拉回到了那個位於諾曼第的村莊裡。因為在法國無法墮胎，所以很多有錢人會選擇前往瑞士做墮胎手術。然而，家庭條件不好的埃爾諾並沒有足夠的錢支持自己去瑞士，因此，階層所帶來的束縛又一次降臨在埃爾諾的身上。
「你無法想像當墮胎是非法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境況。沒有人幫助你——無論是醫生、朋友還是你的家人。他們都看向了另一個方向。那是一種巨大的孤獨感。就像在我面前豎起了一堵法律的磚牆，它在對我說：『停在那裡，你不要再往前走了』。畢竟，我沒有錢去瑞士，就像當時比較富裕的女孩那樣。」
最後，埃爾諾只能選擇在法國的一條街道上，找私人醫生偷偷墮胎。這種診所的條件全世界都一樣，非常差勁，埃爾諾甚至感覺自己距離死亡只有咫尺之遙。這段經歷讓她更加清醒地意識到，女權主義是必要的，這個社會如果想要進步的話，必須要將女性的身體從父權制的禁錮中解救出來。這個主題瀰漫在埃爾諾日後的作品裡，這也是為什麼她的自傳體小說通常被稱為「社會性自傳」的原因。
從個人性自傳走向社會性自傳
雖然在埃爾諾的作品裡，父親與她的距離越來越遠，但埃爾諾似乎一直試圖抓緊自己與母親之間的距離。埃爾諾的作品幾乎每一本都有著相對清晰獨立的主題，在《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中，她回憶了母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的階段。對她來說，失去記憶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情。
「坦率地說，我寧願現在死也不願失去我所見所聞的一切。記憶，對我來說，是取之不盡的。」
而在她的成長過程中，如果說埃爾諾的父親是一個試圖從外部將女兒推向高等階層的角色的話，那麼，埃爾諾的母親就是一個真正從內心給予埃爾諾支持的人。或者可以說，母親是促進埃爾諾自我意識覺醒的第一個人。那是在一次鎮子的舞會上，在大家跳完舞之後，一個鄰居對埃爾諾的母親說，剛才和你女兒跳舞的那個男孩子看起來特別好，不過太優秀了（這個男孩的家裡在市中心開了個高檔咖啡館），對我們這些人來說簡直就是奢望。結果埃爾諾的母親聽後非常生氣，直接回應說自己的女兒已經高中畢業了，已經獲得了所有的文憑，她相信自己的女兒配得上所有人。
《一個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訂版）》，[法]安妮·埃爾諾著，郭玉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將出版）。
在一個被農工階層籠罩的鎮子上，一個不斷激勵著女兒，告訴女兒「你值得」「你配得上這些」的母親是相當罕見的。這也一直激勵著埃爾諾在思想中不斷發掘獨立真實的自我。
埃爾諾提到過，給自己帶來影響最大的是兩本並非文學作品的書，一本是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幫助她意識到了女性自我的身體；另一本書是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區分》，幫助她更深刻地意識到了各階層內部的差異。在日益沉澱之後，埃爾諾的作品開始從個人自傳走入了更為非個體的社會性自傳。在入圍了布克獎的作品《悠悠歲月》（Les années）一書中，埃爾諾只使用了「我們」「她」之類的人稱（英譯本為one/we/she/they），而一次都沒有使用「我」。
《悠悠歲月》，[法]安妮·埃爾諾著，吳岳添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
埃爾諾本人也對這一點給出了解釋。「我書中的事件屬於每個人，屬於歷史，屬於社會學。」
這就是埃爾諾的小說為什麼在歐洲如此受歡迎的原因。因為基本每個歐洲人都經歷過埃爾諾書中所描述的年代——無論是上世紀還是本世紀，人們可以在不同作品對應的時代中尋找到自己的回憶，同時能夠在埃爾諾的敘述中，看到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抑或身邊的事情並非孤立，而是與整個社會聯繫在一起，從而激發起更大的共鳴。無論是社會階層的差異，還是對性侵的回憶，對「黃馬甲事件」的支持，以及戰後法國與馬克龍時期遭遇的困境，都能在埃爾諾的書中找到對應的記述。
埃爾諾本人也不斷追逐著自己所嚮往的自由，可以說，她已經將所有束縛儘可能地甩在了身後。她曾經激烈地抨擊過法國文壇，認為法國文學界完全是被一群老男人所控制，在自己成名後，面對龔古爾文學獎發出的當評委的邀請，她也斷然拒絕，她不願意和文學界產生什麼過於緊密的聯繫。還有那位曾經讓她父親非常滿意的女婿，在埃爾諾出版了第一本書之後，他們就離婚了。埃爾諾的第一本書是在工作之餘偷偷擠時間寫出來的，事前沒有告訴任何人。結果她的丈夫看到書出版後竟然相
當痛苦，和埃爾諾說，既然你能背著我偷偷寫出一本書來，那麼你也能偷偷背著我做出其他任何事。
電影《正發生》劇照。
在繼續忍受了11年後，1985年，埃爾諾與丈夫選擇了離婚。此後她再也沒有結婚。在2020年《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中，因為疫情被隔離在家的埃爾諾再次對這個選擇表示出了慶幸，「想像一下假如現在我和某個人一起被封鎖在家裡——那可真是一場噩夢」。
作者/宮子
編輯/青青子
校對/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