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預計：2039年前，中國在自然科學做出的發現，將有多個達到值得獲諾貝爾獎的水平。
國家支持科學，當然不是為了得獎；個人做研究，也不能唯獎是論。
但是，正確估計和理解中國科學的發展趨勢，將影響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科學工作者的選擇。
以估計值得獲諾貝爾獎工作出現的時間，可以比較方便地討論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方面。
這個預計是依據於過去發展的速度和對前景的信心。
這是對中國基礎科學發展的估計。而相應地，中國也應該在非常有意義的發明、在應用性成果方面有同等的成就。
做出這樣的工作，不僅是榮譽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有關國家科學進步，有關科學經費產出效果。
這個預計不能算很樂觀：日本於50年前就有科學家以在日本國內的工作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迄今日本已經獲得十幾項諾貝爾獎。中國如果在30年內有多個工作出現，也並沒有在80年內追上日本，只是使差別小於80年。所以，如果不是保守的估計，也是悲觀的估計。
但是，這個估計，從另一個側面看，特別是迄今為止中國在基礎科學的水平來看，好像又比較樂觀。不過，1979年，國內和國際也沒有多少人想到中國的2009年中國經濟可以達到的程度。所以，預計2039的科學狀況，允許一些樂觀的餘地也不算很過分。
技術細節上，不是說30年內一定得多個獎，而是說值得獲獎的工作將出現，因為做出研究和得獎之間有時間間隔。
我也聲明，值得得獎和真得獎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有時獎給錯了。既有質量不到的給了，也有 質量到的沒給。所以，我反對以得獎為標準，只是用值得得獎來做一個便利的說法。如果某個工作水平不行，即使得獎了，也不能算在我預計的值得得獎的範圍內。
如果多數中國科學界人士同意中國科學的這個方面不會落後於日本80年，那麼，很多事情就應該有相應的改變。
說出這個預計可以有多重意義：
國家在科學政策的大局上，要創造環境和條件，使科學工作者集中精力。如果國家的環境，對中國本土將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支持，遠不如給那些打著科學旗號的過江之卿，那麼30年後，這些科學政策就可能要被嚴肅檢討。
經費管理機構，要發掘和支持做優秀研究的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年輕有潛力的人，而不要讓他們成為假科學玩權力者搞的奴隸。只有這樣，30年後審視這30年的經費分配，才不會成為歷史批判的對象。
各單位要以國家大局為重，不僅支持自己部門的優秀人才和工作，也支持其他單位的人才和工作。如果一個單位為了局部利益而惡性競爭，常常打壓其他單位，損害其他單位的人員（包括現在有潛力的年輕人、以後得獎的優秀科學家），那麼30年後，這樣單位的不良作風，可能處於眾目睽睽之下。
科學和教育界行政人員，需要想方設法吸引和發現追求高水平原始創新的科研人員。那些把科研單位的工作集中於追求單位和個人利益、而不以學術為最高追求和常規追求的領導，將為歷史所問責。不努力識別人才、容不得優秀人才的領導，將被歷史所嘲笑。
單位和領導要鼓勵和支持做重要工作的科研人員。如果用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指標壓前沿的科研人員，一時好像領先，其實浪費時間和精力。如果招聘有名但是到位後不能做研究的人，最後推動有限。
留戀國外不回國的華裔科學家們可以看到，在國外的華裔科學家能有優異成就早已不稀缺，而回國促進國內環境和中國科學，將有更大的意義。真正能在各方面，無論大小為國內的科學和教育做一些工作者，30年後可以欣慰自己也有貢獻。在國外待遇很好在國內工作起來蜻蜓點水而追求個人利益卻非常積極者，更是愧對國人。
國內有信心和才能的科學工作者，要能自持，不為目前的浮光掠影所動，敢於冒險和做有長遠意義的工作。如果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地發表文章，要麼是沒有能力，要麼是對自己能力的否定，30年後，也許後悔。
現在的年輕人和學生，應該努力深刻理解科學、欣賞好的科學，而不只簡單地為有文章發表所興奮和激動。如果那樣，30年後將發現自己看錯了。
教育機構和教師，不能以上重點大學率、出國率為唯一標準。早期發現有特色的學生，為他們創造一小塊天空，為他們今後茁壯成長打下基礎，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2002年，我寫《中國科學：顯著的發展和嚴峻的挑戰》時，討論了中國科學的論文情況，最後一段說:「希望這樣的時間會比較快地到來，那時將無法用歷數幾個雜誌的論文發表情況來觀測中國科學的進步：或者因為論文數量多得難以計算、或者因為研究水平用雜誌名稱或論文篇數來計算就如海水用斗量一般」。這樣的時間確實很快到來，比我當時想像的要快。
本文結尾時，我希望本文受批判的時代儘快到來，因為那時中國科學發展很好，以諾貝爾獎說事的本文起到的負面作用將大於正面作用。
在那個時代到來以前，本文的作用可能還是以良性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