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青年學者黃炎寧在交完博士論文，感覺忽然失去生活重心時，受邀翻譯了美國社會學家瑞秋·謝爾曼的《不安之街》。初看這本寫美國富人階層的焦慮的書時，黃炎寧第一感覺是有趣，書中很多內容都和以往他對富人的印象不一樣。全書翻譯完後才覺得，這些美國富人因擁有財富太多而產生的良心不安和焦慮，竟和他博士論文的研究頗有相似之處。
黃炎寧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中國網絡流行語裡的階層和性別維度，比如「屌絲」「高富帥」「白富美」「矮窮挫」「土豪」「霸道總裁」「經濟適用男」「敗家娘們」等一系列關於階層、社會地位又兼具性別意味的新詞，在年輕網友中的使用和理解。他印象很深的是，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都市白領和大學生都會用「屌絲」一詞進行自嘲。比如一個程式設計師說，一年夏天他背著電腦包、穿著短褲和T恤走入上海金茂大廈的高檔寫字樓時，看見周圍的人都西裝革履、妝容精緻，瞬間覺得自己「真是個屌絲」。
「這些中國社會的新中產把自己看成『屌絲』，與那些把自己視為中產的美國富人挺像，都覺得這樣的定位相對而言更舒適，或者說道德上是最OK的狀態。」如今已是西交利物浦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媒體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的黃炎寧說。他非常贊同謝爾曼在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當我們太習慣於從一個人的個體品質去判斷對方是否值得擁有財富和特權時，就會妨礙對社會不平等的總體把握。
被有錢男性內化的女性消費
第一財經：你研究性別問題，《不安之街》詳細講了有錢階層全職太太的不安和焦慮，這些女性和普通家庭女性一樣，因為家務勞動價值不受認可而處於弱勢地位。但是富裕階層掌握和可分配的家庭財富遠遠大於普通人，是否這些女性和普通女性相比，面臨的不平等更明顯，同時也更隱蔽呢？
黃炎寧：我同意你的講法，就是上層女性看起來光鮮亮麗，實際她們在家庭內部還是弱勢地位，只不過這種位置更不容易被社會看到。這個問題里還有一個角度也比較有意思，就是你提到的普通家庭女性。「普通」這個詞也要去反思它到底代表著什麼，是城市中產階層？還是農民工家庭，或者說農民家庭？裡面內涵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讀博士的時候，讀過一些關於農民工女性的研究，自己也做過這方面研究，發現農民工家庭的女性，哪怕她們工資不多，還是要跟丈夫一起分擔養家責任，很多人都很強調自己的經濟獨立，儘管她們不可能完全做到這一點。所以有學者講，打工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賦權了這個群體的女性，讓她們從更傳統的農村家庭結構中解脫出來。
而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女性，這幾年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回歸家庭，然後她們又很掙扎很矛盾。所以不同女性在家庭內部的地位，跟本身的經濟地位，或者說家庭所處的社會地位是很相關的，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就是學術圈講的，性別和階層之間的社會關係或者權力關係是交叉的，不能脫離了階層去講性別，也不能脫離性別講階層。
第一財經：那你怎麼看《不安之街》中展現的全職太太的不安呢？
黃炎寧：回到《不安之街》中這些上層女性，她們有個特權是可以僱人去做家務。但這又進一步加重了她們的道德不安感，會對自己在家庭內部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產生懷疑，她們的丈夫也是如此。所以作者提到了一個詞叫「消費勞動」，就是說這些妻子其實是花了大量精力在買東西，比如挑裝修材料等，這當然也是勞動，要花費大量的精力，而且一個人的生活中只有消費時，其實很累的。但是社會和媒體對消費的呈現往往是很歡樂的，讓人覺得整體消費是件樂事。於是她們的丈夫看到妻子說累的時候，很難理解她們，覺得你已經都在買買買了，還想怎麼樣？所以消費背後，依然可以看到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也是被有錢男性所內化的。
商業資本在有意介入女性話題
第一財經：但國內外很多展現富人生活的影視劇里，富太太出現的場景都與高檔消費有關，這也加深了對女性消費的偏見吧？
黃炎寧：是的，其實不光是影視劇里，網絡上也是這樣。比如每年「雙十一」都有關於「敗家娘們」的段子，還宣揚丈夫很愛妻子的方式就是不斷為她去消費。如果是女權主義者或者學者，就會對這種呈現做很多反思。比如為什麼是女性消費，男性在賺錢？二元刻畫背後也體現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不斷強調女性消費，把女性消費塑造得很有趣很美好，結果就是把女性在工作上的待遇是否相比男性在變差、女性能否跟男性賺一樣的錢、男女能否獲得一樣的機會等深層次問題遮蔽起來了，並把男女之間的經濟地位不平等浪漫化。幾年前，我就寫過這方面的文章，這個話題一直比較受關注，裡面也有商業資本在利用女性話題來吸引眼球的因素。
第一財經：你怎麼看待商業資本介入女性話題？
黃炎寧：這個現象有好有壞。好的一面當然是在讓更多女性發聲或者說體現女性的自主性，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顯，資本支撐的或者說跟資本有勾連的這樣一種女性主義，肯定只針對某些更有消費力的女性群體，不會去關注農民工、老年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另一方面，商業資本驅使下的女性主義，對男性的刻畫也是很精英的，男性有社會地位，同時又特別溫柔，總之各方面都很完美。這樣的男性在真實生活也是很難找到的，要一個男性達到這樣的標準，其實也是很累的。
富人的不安是否有代表性？
第一財經：謝爾曼也說，因為採訪對象太難接觸，學術界對富人的研究非常少。之前，國內翻譯出版了一本《富豪的心理：財富精英的隱秘知識》，也是少見的一個社會學訪談。受訪的45位德國富人中，2/3的受訪者淨資產在3000萬~10億歐元之間。書中有個章節是「金錢對你意味著什麼？」，除了3位受訪者擔心變窮，其餘42人對擁有巨額財富的體驗都非常正向，沒有「財富的焦慮」，富豪們身上那種自信也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相比而言，《不安之街》中的富人不是站在財富金字塔的頂層，作者也訪談了《富豪的心理》中沒有被納入的全職太太，兩本書的受訪者對待財富的心態差異也非常大。你覺得《不安之街》中展示的富人的「不安」是否有代表性？
黃炎寧：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問一下《富豪的心理》那本書的作者是男性嗎？
第一財經：是的，雷納· 齊特爾曼以前在柏林的著名報社負責房地產廣告和策劃，後來趕上了柏林房價上漲積累了第一筆財富，之後又開了諮詢公司等，成為億萬富豪。同時他又很有學術追求，寫了很多書。
黃炎寧：首先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富豪的心理》作者是男性，很有錢，《不安之街》的作者謝爾曼是女性，她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經濟地位肯定要低一點。這些區別就會影響他們怎麼看待有錢人，切入問題的角度肯定也有區別。
其次，訪談對象和訪談者之間的關係，絕對會影響訪談對象講的話。這是我們做人文社科研究，特別是我們講的定性研究，我們都會去反思的。比如我作為一個男性去訪談一個女性時，我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也會對對方的回答產生影響。
第三，兩群受訪的富人不一樣，《富豪的心理》中的富人是1%的群體，謝爾曼採訪的富人可以說是在5%~1%之間。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很有錢的男性，去採訪那些1%最有錢的人，某種程度上他們在做類似經濟頻道、財富頻道之類的商業對話，談的自然是自己怎麼成功。而謝爾曼也承認採訪的男性並不是那麼多，大多數是富裕女性，她們可能更多會偏向於去講自己的焦慮，兩者之間就會產生很有趣的差異。說到底就是，人的心境不一樣，面對不同人的時候，對自我理解、對自己成功的理解不一樣，講出來的東西也不一樣，所以兩本關於富人的訪談，呈現出對財富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
《富豪的心理：財富精英的隱秘知識》
[德] 雷納· 齊特爾曼 著 田亮 等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6月
不過，我覺得《富豪的心理》和《不安之街》的觀點不矛盾，而且謝爾曼的這本書更進了一步。她強調的是，富人之所以要把自己視為非常有道德感、非常有效率，是因為他們其實內心很焦慮，要告訴自己為什麼對得起這份財富，所以會跟自己，同時也跟別人強調財富的正當性和自己的能幹，這種能幹就體現在《富豪的心理》裡。
而《不安之街》裡最主要的內容是，作者希望我們去反思，為什麼有錢人一定要把自己塑造為有道德的人？還希望我們反思談論有錢人的時候，把富人分為好富人和壞富人的邏輯，是否會遮蔽對於社會結構的認知？謝爾曼認為，不管是好富人還是壞富人，他們財富的積累都到了跟普通人懸殊太大的地步，這就是貧富差距的體現，是客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而把富人簡單分為好和壞，就把財富分配中的結構性問題個人化了，變成如果一個人是好富人，有這麼多錢是沒有問題的，這樣的話就不能真正觸及財富分配中的結構性問題。
《不安之街：財富的焦慮》
[美]瑞秋·謝爾曼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