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是全科醫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推動行業發展、臨床實踐和全科醫學教育不斷發展的動力[1]。自我國內地引入全科醫學概念以來，國家高度重視全科醫學人才培養和服務模式建立，全科醫學學科得到快速發展。然而，全科醫學科學研究能力始終是全科醫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薄弱點。全科醫學在我國發展已有30餘年，對其研究能力、研究質量尚無系統性分析。文獻計量學是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書籍、文獻等出版物及其特徵進行定量分析，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更好地掌握領域內準確、客觀的研究信息[2,3]。通過對研究機構、研究作者及研究方法等期刊文獻外部信息特徵的分析，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該領域科學研究的狀況和能力，並幫助發現行業科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4,5,6]。本研究選取我國內地全科醫學領域4本代表性中文期刊（《中國全科醫學》《中華全科醫師雜誌》《中華全科醫學》《中國初級衛生保健》）作為反映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的"窗口"，對其2001—2020年刊發文獻的外部特徵進行分析，旨在解決以下問題：（1）我國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產出數量和發展趨勢如何？區域間、不同類型機構間是否存在差異？（2）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者的分布如何？形成了哪些研究合作網絡？（3）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的研究類型分布情況及發展趨勢如何？希望以此反映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研究能力的發展現狀，找出亟須解決的問題，從而為進一步提升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研究能力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於2021年12月，在中國知網上檢索《中國全科醫學》《中華全科醫師雜誌》《中華全科醫學》《中國初級衛生保健》4本期刊於2001—2020年刊發的論文。初檢獲得文獻58 446篇，排除重要信息缺失和非學術性論文3 720篇，最終納入文獻54 726篇。文獻檢索與篩選方法等見本課題組的同期報告[7]。

1.2　資料分析

提取納入文獻的作者、作者單位、研究方法等外部特徵信息，對研究機構區域分布、研究機構類型分布、研究者合作網絡、研究類型分布進行分析。將2001—2020年按每5年劃分出4個時間段，進一步對各時間段進行分析，以了解其隨時間的發展趨勢。

1.2.1　研究機構區域分布

根據第一作者所在機構的地理位置，將研究機構劃分為7個區域：華北（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河北省、內蒙古自治區）、華東（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山東省、福建省、台灣地區）、東北（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華中（湖北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華南（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西南（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西北（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8,9,10]。

1.2.2　研究機構類型分布

按照第一作者所在機構的性質，將其分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非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包括高校、研究院所、綜合性醫院等）兩類。

1.2.3　研究者合作網絡的共現分析

共現分析是將各種信息載體中的共現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可揭示信息的內容關聯和特徵項所隱含的寓意。文獻計量學研究中，共同出現的特徵項之間一定存在著某種關聯，關聯程度可用共現頻次來測度。例如，兩位作者共同出現在同一篇論文中，說明兩位作者存在合作關係，共同出現的頻次越高，說明兩位作者合作的強度越高，關聯程度越大[11,12,13]。本研究提取納入文獻的所有作者，採用VOSviewer 1.6.17[14]對合作強度排在前100位的作者進行共現網絡分析。同時將時間因素加入其中，即將時間疊加到作者共現網絡中，生成作者共現時區變化圖，以分析領域內作者合作強度的時間演變。

1.2.4　研究類型分布

按照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將其分為觀察類研究（包括現況調查、病例對照、隊列研究、文獻計量學研究、質性研究）、干預類研究（隨機對照研究、實驗研究、試驗研究）、理論研究（綜述、理論和管理學研究）。

2　結果

2.1　納入文獻的基本情況

納入的54 726篇文獻中，22 227篇（40.62%）發表在《中國全科醫學》，6 371篇（11.64%）發表在《中華全科醫師雜誌》，13 230篇（24.17%）發表在《中華全科醫學》，12 898篇（23.57%）發表在《中國初級衛生保健》；9 883篇（18.06%）發表於2001—2005年，15 542篇（28.40%）發表於2006—2010年，17 191篇（31.41%）發表於2011—2015年，12 110篇（22.13%）發表於2016—2020年。論文發表數量在2001—2010年呈快速增長趨勢，由2001年的1 147篇增長到2010年的3 913篇；2011年後，發文數量呈總體下降趨勢，2020年的發文量為2 164篇，較2010年下降了44.70%。

2.2　研究機構區域分布

2001—2020年，華東地區研究機構的發文量最多（24 015篇，43.88%），其次為華北地區（11 288篇，20.63%）、華南地區（5 437篇，9.93%）。東北地區在2006—2020年發文量總體上呈下降趨勢，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在2010年後的發文量較前有所增加，見表1、圖1。

2.3　研究機構類型分布

2001—2020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從2001年的15篇（占當前總發文量的1.31%）上升至2020年的203篇（占當前總發文量的9.38%），見圖2。2001—2005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為122篇，占該時間段總發文量的1.23%；2006—2010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為459篇，占該時間段總發文量的2.95%；2011—2015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為940篇，占該時間段總發文量的5.47%；2016—2020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為929篇，占該時間段總發文量的7.67%。

2.4　研究者合作網絡分析

發文量排在前5位的作者分別為：周淑新（497篇）、楊輝（187篇）、鮑勇（183篇）、祝墡珠（155篇）、王家驥（124篇）。對合作強度排在前100位的作者進行共現網絡分析，共出現8個合作網絡，分別為：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全科醫學科祝墡珠研究團隊，《中國全科醫學》雜誌楊輝研究團隊，首都醫科大學杜雪平研究團隊，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鮑勇研究團隊，廣州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王家驥研究團隊，清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梁萬年團隊，同濟大學附屬楊浦醫院於德華團隊，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呂軍、郝模、王穎等研究團隊。其中，中山醫院全科醫學科祝墡珠研究團隊、同濟大學附屬楊浦醫院於德華團隊是2015年後逐漸發展起來的研究團隊，近5年具有較活躍的產出。發文量排在首位的周淑新與其他作者尚未形成明顯的合作共現網絡，見圖3。

2.5　研究類型分布情況

54 726篇文獻中，觀察類研究、干預類研究、理論研究分別有35 695篇（65.23%）、7 739篇（14.14%）、11 292篇（20.63%）。在3類研究中，理論類研究的占比從2001年的28.68%（329/1 147）下降至2020年的17.93%（388/2 164）；干預類研究的占比從2001年的10.11%（116/1 147）逐漸增多至2020年的17.28%（374/2 164），但其在整體研究中的占比仍較低；觀察類研究的占比最高，2020年達64.79%（1 402/2 164），見圖4。

按照4個時間段進行分析：2001—2005年，觀察類研究、干預類研究、理論研究分別有6 013篇（60.84%）、1 057篇（10.70%）、2 813篇（28.46%）；2006—2010年，觀察類研究、干預類研究、理論研究分別有10 186篇（65.54%）、1 963篇（12.63%）、3 393篇（21.83%）；2011—2015年，觀察類研究、干預類研究、理論研究分別有11 775篇（68.49%）、2 439篇（14.19%）、2 977篇（17.32%）；2016—2020年，觀察類研究、干預類研究、理論研究分別有7 721篇（63.76%）、2 280篇（18.83%）、2 109篇（17.41%）。

3　討論

3.1　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能力發展不均衡

論文發表數量一定程度上反映科研能力。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能力的不均衡，不僅表現在區域間研究能力的差異，還表現在不同研究機構間研究能力的差異。在區域分布上，華東、華北、華南等經濟發展較好地區的發文量較多，而西部地區相對較少，但近10年來西部地區的發文量占比較之前增大。提示隨著全科醫生制度的建立，以及國家對西部地區全科人才培養的支持[15]，西部地區的全科醫學已得到進一步發展[16]。在機構類型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文量占比低於醫學院校、研究院所及綜合醫院等，但總體上呈穩步增長趨勢。2001—2005年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發文量占總發文量的1.23%，2006—2010年該占比增至2.95%，2016—2020年該占比達7.67%。WENG等[17]的研究結果顯示，2018年《中國全科醫學》刊發的文獻中，作者為全科醫生的數量低於非全科醫生。分析原因為：（1）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的研究基礎相對薄弱；（2）我國全科醫生中有部分由專科醫生轉崗而來，對全科研究範疇、方法和路徑不甚了解；（3）我國社區全科醫生的研究能力尚需進一步提高[18]。

3.2　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團隊間的合作與交流不足

本研究對研究合作者共現網絡進行分析，結果共出現8個合作網絡，但各研究團隊間的合作網絡相對較少，這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19]。國外的全科醫學合作網絡較我國數量更多，研究機構和研究者間的交流和合作相對更充分，而交流和合作可以促進研究的不斷拓展。北美初級保健醫學研究網絡（Practice-based Research Networks，PBRNs）是北美地區以初級保健醫生和研究者為主要參與者構建的全科醫學科研網絡，由美國各地的全科醫學研究團隊共同建立，並組織有年度會議，研究者們可以在會議上進行學術交流[20]。歐洲全科醫學網絡（European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Network，EGPRN）由歐洲各國的全科醫學研究者建立聯盟和章程，以引導和推動歐洲的全科醫學發展[21]。目前，我國尚缺乏相應的組織或體系，各地區、各機構間的研究團隊相對孤立，部分地區或機構嘗試通過科研聯盟、多中心研究等方式建立科研合作網絡，但可持續性和發展機制仍在探索過程中。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全科醫學在不同地區的發展也呈現出多樣性和區域差異性。因此，我國可參考北美和歐洲的經驗，通過建立可持續的科研網絡體系來促進研究培訓和交流，通過學者間的交流，推動不同研究基礎的區域、機構開展學術交流和發展[22]。科研網絡體系將有助於匯聚不同層次、不同機構的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者，使其共同參與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的研究實踐，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全科醫學學科發展道路。

3.3　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的研究方法亟須優化

我國的全科醫學起步較專科晚，研究基礎較薄弱，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仍停留在以觀察性研究為主的階段，雖然干預研究數量逐漸增加，但高質量的隨機對照研究、前瞻性隊列研究仍較少，提示全科醫學研究方法亟待優化和完善。這一研究結果與既往研究一致，可能原因為：觀察性研究在開展時間、研究設計等方面的難度低於干預類研究[23,24]。研究方法作為科學研究實施的載體和路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科學研究的質量和水平。在開展研究時，應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內容，科學、合理地選擇研究方法，同時在方法學上不斷創新。在今後的學科建設中，可通過開展相關培訓，加強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者對研究方法的掌握和應用，進而提高研究質量。此外，近年來，除傳統的定量研究外，定性研究、混合性研究方法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中[25,26]。多種方法在全科醫學領域的應用和拓展，有助於促進對全科醫學、基本醫療、公共衛生、健康促進等研究問題的探索，定性與定量研究的整合有助於發現新變量，提升研究信效度，並尋找到研究創新點，進而促進研究質量的提升。

本研究採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我國全科醫學期刊文獻的特徵信息進行分析，旨在通過研究結果了解我國全科醫學研究能力的發展情況及存在問題，促進全科醫學研究者間的合作和發展，並非側重結果"評價"。考慮到目前我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領域研究者，尤其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全科醫生，仍以中文發表學術論文為主，故本研究僅選取了國內全科醫學領域具有代表性的4本期刊進行分析，未涵蓋其他語種的相關研究。在研究類型的統計上，由於目前缺乏對研究方法分類的共識，且許多文獻未在摘要中明確提出研究設計與研究類型，故本研究無法對其進行細化分類，僅將其分為觀察性研究、干預類研究和理論研究3類。因此，對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服務領域研究類型的統計，尚有待今後的進一步研究。

本文無利益衝突。

參考文獻略

本文來源：付強強,金花,於德華. 2001—2020年中國全科醫學與社區衛生研究能力發展狀況與策略[J]. 中國全科醫學, 2022, 25(34): 4252-4258.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705.（點擊文題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