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某一天，在美國白宮的一個大會議室里，美國各大電視台的頭頭們濟濟一堂，他們都是應邀來與總統會晤的。
他們正在聆聽總統的講話。「毒品的災難已經象瘟疫一樣嚴重地危害了肯年一代，」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1913-1994)十分嚴肅地說：「假如我們的民族還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快於你們在座的各位，你們對培養和教育下一代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16年以後，也就是1986年，萬聖節前一夜，在貝弗利希爾頓飯店的一間大會客廳里，南希·里根Nancy Reagan(1921-2016)對三百多個電影藝術科學院的有關人士發表了演說。
她呼籲要堅決打擊吸毒和販毒，控制毒品的傳播，她警告說：「你們一定要有責任感，你們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她還指名批評了《神秘約會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1985)和《霹靂五號Short Circuit》(1986)這兩部影片，她對影片中渲染吸毒的鏡頭提出了異議。
與此同時，南希·里根親自出席了該學院主辦的一系列有關反毒品宣傳的研討會，出席這些討論會的有五百多人，他們大多數是從事影視業的人士。
據當時有關方面透露，南希·里根還準備以私人的名義，會見各大製片公司的頭頭，她反覆強調，從事影視業的人必須注意社會效果。
美國社會的「毒品問題」，歷來是國會選舉中反對黨攻擊現任政府的重磅炸彈。
但是，這次反毒禁毒的運動卻以前所未有的勢態，達到了高潮。這次反毒禁毒的聲勢浩大即使到了選舉結束後仍在進行。
原先想用「毒品問題」攻擊里根政府的反對黨，也承認這種攻擊已經無用的了。
社會各界都積極響應了政府的號召。「反毒公共服務社」宜布，他們堅決擁護第一夫人的號召。
一夜功夫，他們在全國的1300多家電影院內率先貼出了反毒標語。
山姆·金森的劇場喜劇《周末之夜的生活》，劇中原先有一句十分流行的台詞：「如果你還給我們大麻煙，我們就會忘記發牢騷！」
然而這個喜劇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錄製成電視劇後，這句台詞就沒有了。
當時這家廣播公司的負責人說，今後他們公司錄製的影視片，凡提到毒品的地方一律剔除。許多觀眾也不滿有些影片過分地渲染吸毒的場面。
有關方面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美國大約有20%的人認為「毒品的災難」已成為全民族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了。
這一系列的情況，使人們的目光轉向了好萊塢的影片，人們要問，現在毒品已經無人不懷疑它是個社會問題了，沒有入會吹捧吸毒者，也沒有人會希望它再蔓延，那麼好菜塢為什麼要幫助它？許多影片還要讚揚吸毒者呢？
反毒品運動使好萊塢的電影審查機構頗為難堪，因為他們所審查的影片中涉及毒品問題的地方太多了。
審查機構的一位權威人士說：「目前進行著的反毒宣傳勢必要影響到電影的生產。不管你是否承認，好萊塢的製片都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南希·里根的呼籲不僅只是說給吸毒者聽的，更重要的是說給全國影視界的人士聽的、說給所有的製片人和編劇聽的。」
毫無疑問，面對公眾的輿論和政府的壓力，審查機構必須要採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剛一實行，就受到了一些作家和製片人的強烈抗議。
劇作家吉米·克魯姆說，他最近得到華納兄弟影片公司的消息，他們在拍攝《跳舞的狗熊Dancing Bear》這部影片時，把他原作中主角偶然服用古柯鹼這一細節去掉了。
後來吉米·克魯姆辯解：「我寫的是一位莽撞的非英雄，劇中我寫他使用毒品並不是讚頌他，只不過是想表現他的一種想使自己鎮靜但叉鎮靜不了的那種不安的情緒罷了。」
由於他拒絕修改劇本，導致這部電影最後停拍。
這樣做的結果還會帶來比否決劇本、刪改影片更為嚴重的問題。
一般說來，劇作或影片開始的修改還不至於損害原作或使作家抗議，因為他們對一些修改往往持寬容態度。但是現在，這種搞法卻使劇作家們不安了。
多年來，好菜塢的大多數影片是以客觀和思考的態度面對美國現實的，然而現在許多編劇和導演開始懷疑，好菜塢是否還拿得出一些較為嚴肅的影片來？會不會因為題材受到限制而迫使許多影片都改編成喜劇？
許多電影藝術家、評論家都認為好萊塢在20世紀70年代拍攝的幾部最佳影片都是因為這些片子只針對美國社會的環境。
特別是對居住在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生活作較為真實的描寫，以及對城市各階層居民生活的全面反映一一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甚至是犯罪，這中間自然包括城市中毒品的傳播。
製片人米吉·桑福德Midge Sanford和莎拉·皮爾斯伯里Sarah Pillsbury完成電影《大河邊緣River's Edge》(1986)後，他們希望審查機構能寬容一些，並希望南希·里根也看看這部影片。
米吉·桑福德說：「這部影片是反映青年人學校生活的影片。影片中充滿了黑暗和暴力。這些青年人大多數都會吸毒，許多人經常把毒丸放在身邊。這些毒品幾乎完全控制了小伙子們的感情，他們使用毒品是因為他們想麻痹自己，希望忘掉周圍的一切。這些小伙子象許多來美國尋夢的人一樣，因為不能享受美國的財富而感茫然，他們沒有努力方向，不知未來會如何。影片並非鼓勵、促使毒品的使用，它只是面對現實，試圖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奧利佛·斯通Oliver Stone的《野戰排Platoon》(1986)，獲得1987年第59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故事片獎，但是在這之前，這部影片，一上映卻受到過不少人的抨擊。
許多人說這部影片為了追求票房價值而在許多地方加進了吸毒的鏡頭。
奧利佛·斯通則反擊到：「這部影片中許多吸毒品的場景是因為吸毒是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場上的現實，電影必須在這上面有所表現。假如你按照里根政府的說法要剪掉這些鏡頭，那你等於是自己在濫用審查權，而且你製造了一個荒唐而又不真實的環境。」
奧利佛·斯通在談到他編劇的《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和《疤面煞星Scarface》(1983)這兩部影片中吸食古柯鹼的鏡頭時說，「這完全是情節上的需要！」
他說：「《疤面煞星）中，男主角東尼在洗澡時，聽到電視機中有這樣的話：『在毒品上不斷耗費錢財的是竭力禁毒的政治家和銀行家。與其硬性禁止，還不如使之公開化，然後再追查出販毒的元兇。』」奧利佛·斯通說這段話就是他自己的觀點。
奧利佛·斯通還說：「在影片《薩爾瓦多Salvador》(1986)里，男主角里查德和毒品幾乎不能分離，一分離這個故事就不能成立了。影片中除了開始部分以外，毒品一開始出現我不得不追求一些戲劇效果，但爾後的戲就完全出於故事情節的需要了。里查德去薩爾瓦多就是因為那兒的毒品便宜，因為販毒是這個小伙子的生存方式。」
「在我的影片裡，我並沒有頌揚毒品，它只是我所表現的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因為我要追求真實，在影片中我就必須要這樣表現。我認為毒品是反社會的，它們會割斷你和周圍人的交往，我並不贊成這種自絕於人的做法，但是我卻沒有理由迴避現實。」
《強盜爸爸At Close Range》(1986)的編劇尼古拉斯·卡贊Nicholas Kazan說，「藝術確有道德尺度，但是假如將藝術作為一種神話式的布道或說教那就是冒犯藝術。」
尼古拉斯·卡贊還說：「把有關毒品的情節從任何一部影片中去掉是可笑的，這樣做只能適得其反。假如南希·里根想這樣審查影片，她和她的丈夫就應該移居到蘇聯去，他們在極權社會裡也許更好。」
時任奧里Orion製片廠的副總裁邁克·門德衛說，他贊成影片應當努力制止無緣無故地使用毒品的鏡頭，但他認為這種探討應當實事求是，而不是輕易地剪掉或否定。
「我至今還未看到過有那部影片裡，有用吸毒來開玩笑或無緣無故地插入吸毒的鏡頭。我不希望審查者在這上面刁難人。誰都應當承認這樣的事實，在迄今為止的影片中，對毒品的描寫，畢竟還沒有造成我們社會必須要付出的直接的、激烈的或災難性的代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自詡是反毒禁毒的力作，然而影片放映後卻收到事與願違的效果，反而遭致更多人的抨擊。
如，根據戴爾·勞納爾Dale Launer的小說《無情的人Ruthless People》改編的影片《相親Blind Date》(1987)中，影片開始是男主角布魯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和女主角金·貝辛格Kim Basinger的電話對白，布魯斯·威利斯要求金·貝辛格來見他，然而她不願意。
布魯斯·威利斯的朋友告訴他，要經常帶女朋友去喝酒感情就會增長。布魯斯·威利斯聽了這個「忠告」，就常常主動地去邀請金·貝辛格到外面喝酒。
後來金·貝辛格脾氣變得十分粗暴，有時還十分淫蕩，她對布魯斯·威利斯的每一個朋友的婚姻都要進行無理的干涉，布魯斯·威利斯發怒了。她則繼續狂飲，然後開始吸古柯鹼和服迷幻藥，他們終於分手了。
戴爾·勞納爾說：這個故事無非是告訴人們，不能酗酒，金·貝辛格接受布魯斯·威利斯飲酒的要求是錯誤的，這一錯誤導致了災難性的惡果。要吸毒金·貝辛格就不得不濫花錢，而這種惡劣的習慣終於使他們離異。」
影片一出籠立即招致許多婦女組織的激烈反對，她們說，影片中對金·貝辛格使用古柯鹼的描寫是荒唐的，這是對女性的侮辱。
這樣影片就不得不刪改，去掉古柯鹼的情節，保留飲酒的戲。
事後，戴爾·勞納爾頗有微詞，他說，「一定要區分出服用哪些毒品是有罪的，服哪些毒品是無罪的；或說明服用酒精和服用古柯鹼的區別在哪裡，這似乎有些愚蠢。我的小說主題就是反毒，而製片廠看到描寫的是毒品就不讓通過，這簡直不可思議。」
他還說，「假如南希·里根真正憂慮公眾的健康，那她首先應擔憂酒精中毒，酗酒的人可太多了！」
其實，上述這些觀點並不能代表影視界的全部人士，一些人提出了一些比較折衷的觀點。
時任派拉蒙影業公司的副總裁大衛·馬登說：「南希·里根的講話還是有道理的。一些製片廠製作的影片確實有美化吸毒的地方，有些影片甚至把違法者當作英雄來歌頌，這不能不引人憂慮。」
「許多電影觀眾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很難理解一些影片劇中人的叛逆傾向，他們自己的思想觀念還不穩定，隨時會改變，一旦模仿了這些吸毒的行為，對他們對社會都是不利的。更何況影片中出現的吸毒鏡頭確實太多了，畢竟現在不同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那時反叛是一種時髦，而今天的影片則應更注重道德趨勢。」
大多數影視界的人士是這樣認為的：反毒品運動毫無凝問是正確的，但文藝作品卻沒必要去趕這樣的浪頭。現在在影視界的反毒努力也許有些過分了。
毒品的表現可以減少，但作為一個細節，或戲中的一個道具，或是對故事中即將降臨在主人公身上的災難的一種暗示，這有什麼不可以呢？
很長時期以來，教條主義式的討論毒品往往產生事與願違的惡果，光靠硬性規定並不能提高反毒意識。
一些知名作家和編劇斷言，好菜塢的反毒品浪潮不久就會衰退，現在畢竟不是麥卡錫時代了，製片廠的製片方針最終還是取決於電影市場，有關毒品的劇本是否能通過得由預測的票房收入來決定。
但是，「我們既要提供給觀眾在道德和美學上有意義的內容，又要滿足觀眾想了解一切怪誕的思想、行為或事件的要求。假如我們所有的影片都追求這一宗旨，那麼，這就是一場新的球賽！」
就這樣，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一場在好萊塢的反毒品運動不了了之，說到底，不論之後的禁槍運動也好還是斷斷續續的禁毒運動也好，到最後都成了美國政黨爭權奪利的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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