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斌
「車中會談」破題 大平提出方案
9月28日，雙方商定的日程是遊覽長城。中方原定安排第一輛車由姬鵬飛外長陪同田中，第二輛車由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陪同大平，第三輛車由韓念龍副外長陪同二階堂。
大平知悉後，即向中方表示，遊覽長城固然令人嚮往，但今後隨時都可以去。現在，雙方在會談中出現嚴重分歧，而這次訪問留下的時間已經不多，所以他希望能與姬外長同坐一輛車，以便利用往返時間，與姬外長充份交換意見。
周總理聽說後表示，這是一個好建議，就應該這樣安排。
於是，在二號車內，我這個翻譯坐在姬鵬飛外長和大平外相中間，成了這次「車中會談」的唯一證人。說來也怪，我患有輕度暈車症，平時坐車大都坐在靠車窗的位置上，而那天往返近二個半小時，自己卻一直精神飽滿、頭腦清晰。
我記得，汽車一啟動，大平就十分坦誠地講了很長一段話：「姬部長，我和你同歲，這兩天都在為自己的政府不斷爭論。我們雙方首先看重的，就是維護自己國家和國民的利益，這兩天日思夜想，我覺得現在問題的焦點和要害，在於應該如何看待那場戰爭。坦率地說，我個人是同意貴方觀點的。我一橋大學畢業進大藏省工作後，曾奉命幾次到華北張家口及其附近地區，做過社會、經濟調查，時間長達一年十個月。那時，正是那場戰爭最慘烈的時期。我親眼所見的戰爭，明明白白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可以說不存在任何辯解的理由。但是，我現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務大臣的立場上說話、處事。考慮到當前日本面臨的世界形勢，加上又早與美國結成的同盟關係，這次我們兩國要在簽署的《聯合聲明》中，完全按照中方要求來表述，實在是太難了。這一點如果得不到貴方理解，那我們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戰爭末期也被徵兵，派到牡丹江服役，不久就患急病被送進了陸軍醫院治療。因此，他只穿過軍服，但沒打過一仗，更沒殺過一人，戰爭就結束了。他也深知那場戰爭的性質，觀點同我一樣。」
「雖然不能全部滿足中方要求，但我們願意作出最大限度的讓步。沒有這種思想準備，我們是不會來中國的。既然來了，我們就會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體生命來乾的。」
「如果這次談判達不成協議，田中和我都難以返回日本。右派會大吵大鬧、興風作浪，黨內也會出現反對呼聲，逼田中和我下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決心的。這些都請你如實報告周總理。」
「至於中國政治三原則中對『日蔣條約』的表述方式，也請周總理諒解我們的難處。我一定會想出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
大平外相在訴說這些內容時，眼睛裡似乎泛著淚花。
在車中，兩位外長還就一些細節問題交換了意見。
我一直認為，這次「車中會談」，特別是大平外相的上述表態，對後來的事態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當天晚上10時，兩國外長在田中首相住宿的國賓館18號樓底層會議室舉行最後一次會談，逐條敲定《聯合聲明》的具體內容，以供預定次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字、生效。外文印刷廠的負責人也在外面守候，以便用最快速度把日文版聲明印刷出來。
《聯合聲明》共九條，具體內容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只剩下前言中的一段話，即如何表述過去日本侵華歷史的部份空著，待這次會談最後商定，用什麼言語替代「添了麻煩」。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兩位外長依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著對方首先表態，而此時已過凌晨一時了。服務員幾次端來咖啡，幫大家提神。
這時，我看見大平外相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張紙條，並說道：「姬部長，這是我方所能給出的最大限度的底線了。」紙條上寫著這麼一句話：「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痛感責任，深刻反省。」
日方翻譯隨即將它譯成中文。姬外長要求大平外相將紙條遞過來看看，並命令我一字一句正確無誤地再給他翻譯一遍。我照樣做了，並說日方翻譯沒有差錯。
姬外長聽完後，陷入長時間沉思。這時我想起了周總理平時說過的一句話,即「一個好的翻譯，除了當好翻譯外，還要起到參謀作用。在關鍵時刻能提出建議，幫助領導正確決策」。於是，我便以最低的聲音向他建議：「姬部長，我個人認為，可以接受這個方案了。」
姬外長極其生氣但又非常小聲地訓斥我「少廢話!」，還在我大腿上狠狠地捏了一把。我嚇了一跳，隨即意識到，不管姬外長這個人多麼和藹可親，對我也很器重，但此時此刻，這句話絕不是一個翻譯應該說出來的。
又過了一會兒 姬外長終於開口了。他建議休息十分鐘後，中方再作回答。大平外相表示同意，並說自己也得把內容告訴田中一下。由此可見，紙條上那句話，並非是他與田中共同商定的，而是大平個人深思熟慮的結果。事後，日本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曾告訴我，起草《聯合聲明》，田中是授予大平全權的。
兩位外長，一個快步走出了18號樓，一個慢步上了二樓田中的臥室。後來知道，周總理那天晚上也在國賓館休息，姬外長是去向他匯報的。
大約15分鐘後，會談繼續進行。姬外長表示，就採用大平外相的建議吧，並說這是中國政府的最後態度。問題終於得以解決，《聯合聲明》也正是這樣擬就的。
後來，外交部內個別同志對此還不大滿意，認為在「戰爭」前該加上「侵略」二字。周總理知悉後強調，就文字表達的思路而言，誰都可以想到《聯合聲明》中的「戰爭」，就是「侵略戰爭」。因為，如果不是侵略戰爭，怎麼會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如果不是侵略戰爭，今天的日本政府又怎麼會要痛感責任，深刻反省！
我認為，這正表明周總理既堅持原則，又寬容大度，不想過於為難田中、大平。更重要的，這是為了促成中日關係正常化，實現當時中國整個世界戰略的重要一環。
當天早晨見到姬外長時，我向他檢討，說幾小時前自己的舉動太草率、太過分了，以後一定不犯類似錯。他說，外交授權有限，連他這個外交部長都無權決定的大事。一個翻譯竟敢說三道四，認為可以拍板定案，這不能不說太荒唐、太出格了。
我一直點頭稱是。向姬外長告別時，他又說，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不能由你來說。這一點，你應該永遠引以為訓。
另一個懸案就是如何把「日蔣條約」寫進《聯合聲明》，雙方最後決定《聯合聲明》中不提此事，而以日本外務大臣談話的形式，正式表明「日蔣條約」從中日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之日起失效。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時，《聯合聲明》由兩國政府共同簽署並生效。簽字儀式一結束，大平就去民族文化宮會見眾多記者。他一開始就大聲宣布：「雖然兩國《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但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關係正常化的結果，『日華和平條約』已經失掉存在意義而結束了。」
1972年9月29日上午，周恩來總理、田中首相、姬鵬飛外長、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
「機上會談」換主 上海之行難忘
北京日程結束後，按照原定日程，田中首相一行當天下午2時，就要前往上海參觀、訪問，但這時日方內部又出現一起紛爭。起因是田中表示自己十分勞累，不想再去上海了。其實，勞累只是一個託詞，他的真實想法是，自己是為日中關係正常化而來中國的，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成，也就無需再去上海了。
那時，他滿腦子想的，全是下一步如何應對國內政局。
八年前就當過池田內閣外務大臣的大平，懂得國際交往的規矩，覺得這樣做全然不顧主人的臉面，十分不妥，不斷地勸說田中改變主意。在兩人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時，周總理親自對田中說：「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大使命，呆一會兒我陪你去上海參觀、訪問。」這件喜事完全出乎田中意料，他一再表示感謝。接著，他又說希望乘坐周總理的專機飛往上海，讓自己的專機先飛上海等著。
周總理笑著回答，他的專機是蘇制伊爾十八，比較陳舊，舒適度也遠不及田中的美制專機，就算了吧。
田中表示，他不在乎什麼型號的專機。鑑於大平和姬外長的「車中會談」非常成功，他自己也迫切希望能與周總理舉行一次「機上會談」。
話講到這裡，周總理也就不便說什麼了。就這樣，田中、大平、二階堂三人乘上了周總理的專機。
周總理原先估計，田中這樣執著地要求與自己同機飛往上海，肯定有他的理由，很可能想就下一步雙方要進行的貿易協議、航空協議等談判交換意見，做些準備。然而，飛機起飛不到5分鐘，田中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著了。
見此情景，富有外交經驗的大平，可能覺得田中太荒唐、太失禮了，便欲伸出手去推醒他。周總理馬上按住大平的手說：「這幾天他太累了，就讓他多休息一會兒。下面就由我們兩人進行『機上會談』吧。」說著，還把一條薄薄的毛巾被蓋在田中身上。
大平對此非常感激。因為他完全懂得，外交場合是非常講究對等的，而周總理和只是外相的自己，顯然不在同一檔次上。
為了緩和大平的心情，周總理首先對大平說：「聽說你不但擅長外交，對中國的歷史、文學也很熟悉呀。」
大平回答，他這個人別無其他愛好，一輩子只喜歡讀書，喜歡「新書飄逸的馨香和拿在手中的柔感」，尤其愛讀孔子、孟子、李白、杜甫的作品。因為「中國這些古典里，全無鸚鵡學舌式的模仿，而充滿逼真的魅力。」
說著說著，大平從自己口袋裡掏出一張白紙交給周總理，紙上寫著一首七言漢詩。大平說，這是他前兩天晚上在北京寫下的，煩請周總理不吝指正。可惜我已記不清這首詩的全文了，內容好像是北京的秋色讓他賞心悅目，完成歷史使命更加令他心情舒暢。
關於讀書，大平還告訴周總理一件趣事，令周總理感慨不已，並表示一定要向大平學習。
大平說，為了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像自己一樣喜愛讀書，幾十年前他們夫婦就商定，平時給年輕人送禮，包括參加他們的婚禮，只送符合對方職業特點的有關書籍。最多的一次，他送出了一百多本。至於對方職業特點，都是夫人事前調查的。
我記得，在「機上會談」中，大平主要談了兩件事情。
一是請周總理放心，田中和他在北京許下的幾項承諾，只要他們兩人能夠繼續執政，就一定會件件落實、履行到底的。就像周總理在簽字儀式後所寫的「言必行、行必果」六個大字一樣。這六個字是總理作為紀念送給田中的。當時，田中不明白這六個字的含意，大平就告訴他，這是孔子在《論語》第十三章子路的一句名言。
二是著重介紹了他與田中的深厚友情。大平指著昏睡中的田中說：「我與他相識、相交十六七年了。他是一位真誠待人、信守承諾、值得信賴的朋友。至於他的缺點、毛病，正是您所看到的那樣，可以說是一個『野人』。此外，他非常聰明、反應極快，但具有獨裁者的性格，喜歡自己高談闊論，而不大願意傾聽別人的想法、意見，甚至經常以『明白啦』打斷別人的講話，對他的上司佐藤榮作也不例外。
為此，這次離開東京前，我特別提醒他，這次我們去北京，面對的是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是一位世界級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說起話來，思路清晰，論述周全，往往一講就是個把小時。到時，你可千萬不要叫嚷『明白啦』來打斷他的講話，否則就太失禮了。我的提醒剛說到一半，他就很不耐煩地喊著『明白啦』走開了。這幾天，我一直擔心他是否真的明白啦。結果也許他同樣非常敬重您，幾天前您一開口就講了一個小時，他沒有顯露出一點『明白啦』的表情，可以說他一直在洗耳恭聽，可見這次他是真的明白啦。」
周總理專機下午3時半降落在上海虹橋機場。這時，田中才睡醒過來。為了節省時間，中方安排田中一行去不遠的馬陸人民公社參觀、訪問。周總理向田中等人說，這是各位訪華期間唯一一次參觀工農業項目，希望多提寶貴意見。
參觀過程中，田中心情很好，多次說他自己也是農民的兒子，從政後一直十分關注農村和農民問題。當公社主人陪他去參觀社辦企業——一家小造船廠時，田中見到小船全是水泥船，便吿訴主人，根據他的經驗，水泥船不僅船身份量重、不大好用，而且一旦碰撞很容易出事故，建議以後多造既好用，又安全的小木船。
後來我問主人，這位日本貴賓說的是否有道理。主人不加思索地答道，當然有道理啦。可他哪裡知道，那些年我們國家木材奇缺呀。
當時，我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當好翻譯上，沒有注意到周總理在哪裡，做什麼？直到幾年後看到田中寫的訪華回憶錄，才從中找到了答案。田中是這樣記述的：
「周恩來陪我去參觀上海郊區人民公社時……在離我們不到一百米的田間小道上行走，進了一間小作坊。一群女工紛紛擁到他身邊，爭著與他握手，打招呼，其中一個人更是大聲哭喊著，激動地向他訴說……我聽不懂中文，也看不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只見周與幾十個身著破舊工作服的女工一一握手，並從口袋裡掏出手帕，為那個哭喊者擦淨眼淚，耐心勸慰……十五年前親眼目睹的周恩來的這個形象，一直鮮明地刻印在自己的腦海里。周恩來向我們走來時，小路兩旁也是一片掌聲。」
在當晚上海市舉行的宴會上，日本代表團興高采烈，田中多次強調這次訪華能夠圓滿成功，應歸功於周恩來總理，他將永世不忘周總理為此作出的非凡努力。席間，田中多次與中方人員乾杯，估計至少喝了十五六杯茅台酒。周總理同樣心情很好，也陪他喝了十幾杯。我早就知道，周總理酒量很大，十幾杯酒根本難不倒他，所以沒有勸阻他少喝一些。回北京後，我才聽禮賓司司長韓敘說，從當年5月18日起，周總理在外事活動中喝的酒其實全是涼白開。因為那一天他被確診患了膀胱癌，醫療小組採取的第一條救治措施，便是讓他不能再喝一滴酒。
敬愛的周總理患了癌症！這個消息著實令我頓感意外與悲痛。細細回想這四個多月來，周總理不僅以年近75歲的高齡，竟然還以癌症之軀為實現中日復交親手布局、直接指揮！這真是太了不起、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韓司長還告訴我，這次周總理決定陪同田中訪問上海前，他和外交部幾位領導同志曾極力勸阻他改變計劃，放棄上海之行，結果不但建議未被採納，反而挨了一通批評。總理說，你這個禮賓司長不是不知道，田中來訪前我曾托人向其承諾，中國接待他的規格、禮賓待遇，都不會低於尼克森總統。而尼克森訪問上海、杭州，我都陪同去了。這次田中訪問上海，我怎麼能失信於他呢？
第二天，即9月30日上午9時，周總理又親自陪同田中前往上海機場，為他送行。田中一下車，看見成千上萬的上海市民和少先隊員敲鑼打鼓向他鼓掌致意，感到非常不解，就問周總理，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這裡又唱又跳呀？
周總理知道他從未經歷過這種場面，便笑著回答說：「這麼多人聚在這裡，既歡迎閣下，又歡送閣下，是因為他們都知道你這次來中國，做了一件大好事，實現了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為今後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田中十分激動地又問周總理：「這幾天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受到了七億多中國國民的歡迎和肯定？」周總理更加響亮地回答道：「當然啦!今後我們雙方都要更努力地工作，不辜負兩國人民對我們的殷切期望。」田中點頭稱是，繞場一周後向專機走去。
登機前，他再次緊握周總理的雙手再三致謝，並表示歡迎周總理儘快訪問日本，屆時他一定陪同周總理去京都遊覽美麗的琵琶湖。
田中特別提及琵琶湖，是因為他知道，周總理19歲那年,曾去東京留學一年半，21歲回國前專門去遊覽過琵琶湖，那裡給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就在田中登機走上舷梯時，周總理又大聲喊了一句話：
「請轉達我對天皇陛下的問候！」
眾所周知，在政治上，天皇在中日兩國都是一個非常敏感、微妙的人物。田中訪華前、訪華期間，雙方都從未提到過這個名字。因為天皇該不該對那場侵略戰爭負責，兩國內部都存在明顯分歧。
正因如此，周總理的這一句話在日本反響極大。許多人認為，在當時那種特殊背景下，只有周恩來這樣傑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做到這一點！
周斌
原外交部高級翻譯
1959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外交部，在中日外交的一線從事翻譯長達25年，曾擔任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翻譯，親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後過程。
編輯：沈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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