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電影，人們總會聯想到豪華的婚禮、誇張的舞蹈和俗麗的色彩，寶萊塢（Bollywood）常被視為印度電影的唯一代表。實際上，除去宏大的布景和音樂中的浪漫姿態，近些年印度電影發展也呈現出不少新特點。
從獲得奧斯卡關注的《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到批判社會的《廁所英雄》，再到被稱為「印度版《辯護人》」的《傑伊·比姆》《印度女孩》，印度電影的取材視角深刻滲進平民生活，以至於政客選舉都要藉助電影來宣傳造勢。
新冠肺炎疫情中，陷入生存危機的印度電影人咬牙堅持——印度電影正帶著種種社會現實之鏡像，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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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武器」
近年來，印度媒體娛樂市場增長迅速，媒體娛樂（M&E）行業現估值為12.6萬億盧比（約合153億美元，下略），雖然只占該國GDP的1%，份額仍大於耐用消費品與在線零售業產值之和。
2022年1月28日，印度新德里重新開放的一家電影院，觀眾觀看電影。圖｜澎湃影像
作為媒體娛樂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電影市場規模目前已達150億盧比，預計到2024年將達212億盧比；年生產影片數量居世界首位，堪稱「電影帝國」。這一體量同中美兩大電影市場相比仍存差距，但不可否認的是，印度電影正迅猛增長，甚至躋身全球電影市場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圍繞電影產業，印度制定了較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這是其穩步發展的前提。
印度獨立後沒多久，中央政府就修訂《印度電影法》並成立印度電影審查委員會（CBFC）。21世紀初，印政府對電影全產業鏈開放投資，近年更是繼續加大支持力度，允許100%的外國直接投資用於電影和電視製作。
在審批政策上，2013年，印度信息與廣播部（MIB）設置電影拍攝單一窗口審批機制，各邦可通過標準操作程序，單獨審批國內外電影在當地拍攝。這極大地簡化了電影審批流程，為電影製作方在印拍攝電影提供便利。
在激勵政策上，各邦和地區政府每年會獲得促進當地電影產業發展的中央財政援助（CFA）。旅遊部門和電影協會也積極合作，在各種國際電影節和海外市場上推廣印度電影，在國際舞台上樹立印度電影品牌。
此外，印度電影節總局（DFF）還在國內組織電影活動、參加國外國際電影節，以促進印度電影和文化交流。該機構下設國家電影獎和印度國際電影節 （IFFI），每年還致力於在海外電影節上推廣印度電影。
2021年，印度影片《無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斬獲坎城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2022年的坎城電影節上，印度榮獲坎城第一個「榮譽國家」（Country of Honour）稱號。印度總理莫迪在致辭中表示，印度擁有成為世界內容中心的巨大潛力。
產業集群模式，也是印度電影的一大支撐點。
提起印度電影，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寶萊塢。寶萊塢電影是孟買製作的印地語電影，憑藉其強大的營銷推廣力度，不僅囊括了印度國內市場四成票房，甚至風靡全球，這才讓人們將其與印度電影畫上等號。
實際上，寶萊塢電影僅占印度電影總產量的25%左右。除了寶萊塢，印度還有托萊塢（Tollywood）、考萊塢（Kollywood）、莫萊塢（Mollywood）和桑達塢（Sandalwood）四大影視基地，形成各具特色的電影產業集群。
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系、拍攝風格、商業運作模式，共同構築起印度電影帝國。這種多集群、多元發展模式，推動電影文化成為印度大眾文化的重要內核，也成為其文化輸出的核心競爭力。
印度電影產業同音樂產業、旅遊產業深度綁定，產業協同發展是其壯大的主要推力。
在印度，最受歡迎的音樂形式是電影音樂，在印度音樂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許多印度電影之所以成為經典，恰恰是因為影片主題曲長期廣為傳唱。據統計，僅寶萊塢電影配樂就占到印度音樂總消費的50%。電影產業和音樂產業彼此助推，實現總體增長。
此外，熱映影片的拍攝地通常會為當地帶來就業機會和基建投資。有報告指出，到2022年末，印度電影旅遊業有望創造30億美元收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其年度收益雖有所下降，但從中仍可看出電影業對旅遊業的深度影響。
印度電影產業數位化，是其發展的突破點。
近年來，網際網路流媒體和 OTT（over-the-top，通過網際網路直接向用戶提供應用）已然成為印度電影放映的新平台。智慧型手機的快速擴張加之數字融合，為印度OTT平台發展鋪平道路，進而影響全印電影產業格局。近年來，亞馬遜（Amazon）、網飛（Netflix） 、迪士尼（Disney）等國際影視巨頭大量在印投資。預計到2023年，印度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OTT市場。
同時，部分線下表現不佳的電影紛紛也把OTT作為避風港。2021年，有近40部印度電影繞過院線，直接在OTT平台上放映。例如體育電影《板球好女將》（Shabaash Mithu），成本為3億盧比，影院放映票房僅2000萬盧比。然而該片在網飛上映後獲廣泛好評，連續2個月在網飛印度榜單上排名前十。
儘管流媒體平台發展勢頭明顯，但行業專家並不認為傳統影院會被完全替代，因為「印度電影經常是在3個多小時的影片中伴隨著說話、鼓掌和笑聲，這種觀影經驗不可能在手機或電視上複製」。
這些都是助力印度電影飛速成長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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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國門
印度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電影出口國，電影出口國家達70多個。
2016年，印度海外票房占到總票房收入40%左右。也正是從那時起，印度電影大舉進軍中國市場。2017年和2018年，印度電影在中國市場的票房增長率高達110.6%和87.68%。繼《摔跤吧！爸爸》在中國拿下12.91億元人民幣票房後，《神秘巨星》等系列印度電影也在中國市場異軍突起，票房表現遠超印度本土。如今，印度電影正以新的創作理念在國際電影圈攻城略地。
*國際化的電影製作，保證印度電影的海外影響力。
一方面，印度電影在製作環節保持和國際電影機構緊密合作。例如，《摔跤吧！爸爸》由印本土電影製作方阿米爾·汗影視公司（Aamir Khan Productions）和國際電影公司迪士尼影業聯合出品；《風箏》（Kites）的製作團隊來自印度、美國和墨西哥多國，還推出多個版本，在60個國家和地區同時放映。
另一方面，國際發行商也助力印度電影在海外放映。印度各大電影公司相繼和迪士尼、索尼等大型公司合作，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印度影片。例如，在全球收穫13.5 億盧比票房的《地球上的星星》（Taare Zameen Par），其國際版就由迪士尼公司發行，大大拓寬了印度電影海外傳播渠道。
*在國際化進程中降低「文化折扣」，努力平衡文化獨特性和價值觀普適性。
所謂「文化折扣」，是指囿於不同地域文化結構差異，某些影視作品在國內市場很具吸引力，但在其他地區的受歡迎程度卻大打折扣。放眼近年來國際上廣受好評的印度電影，往往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弱化文化差異、尋求共同價值觀，以求獲得更多海外觀眾。
例如電影《起跑線》（Hindi Medium），不僅體現了印度教育中利好低種姓群體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影片主題也迎合了其他國家同樣存在的中產階級焦慮等社會問題，繼而引發海外觀眾共鳴。
【註：保留政策，一般指為少數族群在升學、就業、政府職位等方面保留一定名額，並在經濟上給予特殊照顧。】
近年來，在海外取得良好成績的印度電影大多取自現實題材，用真實的鏡頭展現生活矛盾，再以人文情懷彌合分歧。這種超脫出信仰、性別和階級的獨特視角，讓國內外觀眾願意為影片中的真情實感埋單。
不過，也有人對印度電影中展現的種種現實問題表示擔憂。
有德媒評價，《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雖讓印度獲得了奧斯卡的關注，代價卻很高昂。棕調濾鏡下擁擠髒亂的街道、瘦骨嶙峋的孩童，大銀幕對印度人生活的獵奇描繪，被視為「為迎合西方觀眾」而對貧困的浪漫化表達。《百萬金臂》（Million Dollar Arm）等電影中融入的「西方人幫助貧窮的印度人民克服命運的願望」，只是滿足了「西方的助人者綜合徵」，而對改善現實問題並無用處。
*改變自身傳統，在印度特色和國際化上尋求最大公約數。
影片時間長、歌舞成分居多，是印度電影的最突出特點。然而，從近些年在國際市場上聲譽良好的印度電影中可以看出，創作者不僅有意避免出現純歌舞片段，還越來越多地選擇將歌舞與敘事銜接融合，以歌舞推動劇情發展。
例如在中國影院上映的《嗝嗝老師》（Hichki）和《小蘿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jaan），純歌舞成分大幅縮減，音樂和舞蹈成為推進劇情的重要手段。另有諷刺印度基層選舉制度的電影《倔強的牛頓》（Newton），在未脫離印度特色的情況下甚至完全放棄純歌舞表達，深受海外市場歡迎。
這不僅降低了海外觀眾對印度電影「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也將影片更多放在故事結構的完整性上，成為印度電影國際化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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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前行
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各國電影產業發展，印度亦難倖免。
過去，印度影院票房通常占到電影收入的一半以上。疫情之下，印度電影產業承受巨大壓力，2020年收入暴跌至 3.77 億美元，相較2019年下降80%，與此同時，影院觀眾人數縮減73%。受此影響，電影生產商、廣告商和影視從業者陷入生存危機。電影和電視藝術家協會（CINTAA）甚至呼籲寶萊塢一線明星捐款，幫助影視基地的日薪勞工渡過難關。
2021年5月11日，印度塞康德拉巴德的一家電影院，工作人員在懸掛電影海報。
有行業報告預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後，印度電影、電視和音樂產業仍需1至2年才能恢復。
除了疫情變數，因寶萊塢深陷經營困境，印度電影產業開啟「向南轉移」。
寶萊塢之所以長期享有印度「國家電影院」特權，不僅是因為印地語母語者人口較多，其中也有印地語邦政治影響力因素。然而，最新印度票房統計數據顯示，疫情暴發後，寶萊塢的受歡迎程度每況愈下，2022年上映的寶萊塢電影票房均不理想。
與此同時，考萊塢、托萊塢出品電影卻在影院和流媒體上大放異彩。在第47屆土星獎（Saturn Awards）中斬獲最佳國際電影的《RRR》就出自托萊塢，該片上映後打破多個票房紀錄，位列印度影史前三。
國際電影公司和媒體平台的投資重點也在向南流動，以達摩影視製作公司（Dharma Productions）為首的頂級寶萊塢製作公司也在積極同南方印度電影製作人合作、生產多語種電影，越來越多寶萊塢明星參演泰盧固語和泰米爾語電影。印度電影貿易分析師蘇米特·卡德爾（Sumit Kadel）表示，「寶萊塢正經歷2-3年來最糟糕的時刻」。
此外，印度電影產業發展頻頻遭遇阻力。
縱觀寶萊塢熱門電影，並不乏揭批政府的內容題材。哥倫比亞大學學者德巴什里·穆克吉 （Debashree Mukherjee）認為，寶萊塢從來都是印度多元化和國際化的符號：電影資金來自古吉拉特邦、電影配樂作詞用烏爾都語，電影產業勞動力信仰不同宗教。
可如今，印度電影愈發淪為政治工具。
2022年3月，《克什米爾檔案》（The Kashmir Files）在印上映，影片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印度教徒從克什米爾地區撤離的故事。該片一經上映，立即受到印國內右翼群體強烈追捧，短短一個月就成了疫情暴發後印度國內票房最高的印地語電影，甚至得到了執政黨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為印人黨）高層的大力支持。有批評者指出，該片歪曲史實，誇大了被害印度教徒人數，迴避了伊斯蘭教徒傷亡慘狀。
無獨有偶，寶萊塢影星阿米爾·汗（Aamir Khan）籌拍多年的新片《阿辛正傳》（Laal Singh Chaddha）前不久上映，僅收穫5.6億盧比票房，這一數字不及成本的四分之一，主演阿米爾·汗遭受印右翼勢力抵制，寶萊塢生存空間日趨逼仄。
提升工業化製作水平，搭建與完善技術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培育電影產業生態圈，在電影主題上挖掘世界價值內核……這些都是印度電影在迅速成長、邁向國際歷程中的寶貴經驗。與此同時，其國內電影產業發展不均、意識形態問題依舊棘手，背後原因值得深思。
但值得肯定的是，漸漸褪去「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後，印度電影愈發滲入現實。社會變遷下的難耐痛症、足以彌合分歧的情懷大愛，歷史之滄海桑田、日常之酸甜苦辣，這些都映射在影院的灰色幕布上，見證著印度電影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