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亞洲各國都有他們的電影事業。日本有五大公司：東寶、松竹、大映、東映和日活；中國以香港的邵氏最雄厚；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各有電影製作。另一支大勢力，是南韓的申相玉的申氏公司。
幾位大老闆一齊吃飯時說，不如來一個「亞洲影展」，可以互相交流，主要還是買賣，當成一個電影市場，一拍即合。
影展從此在東南亞的各大都市舉行。日本人最為熱心，出錢出力地辦了多屆，他們的製作水平當年最高，要真正競選的話，獎狀一定全部給他們包辦，但五大公司志在賣版權，誰得獎都行。
各國派出一至二名評審員。有一年，六先生忽向我說：「新加坡的評審，今年由你擔任。」
「甚麼？我有什麼資格？」我問。
「你在學校時寫過影評在報紙上發表，憑這一點，你就能夠。我說行，你就行。」他說。
其實，六先生要我當評審，主要的還有一個重大任務，那就是暗中和各國評審聯絡感情，影響他們在給分數時的決定。
「要怎麼做才好呢？」我問。
「到時鄒文懷會教你的。」他回答。
「我會替你準備些禮物。」鄒先生說。
甚麼禮物呢？就是黃金的勞力士手錶，就是香港人所謂的金勞了。當年價值不菲，每個男人都想擁有，事前鄒先生買了一批給我，我就把金勞一個個送給各國評審。
也不是每一位都貪心，有些很正直，不受引誘，金勞要送誰？那就要看人了。怎麼看？從吃自助餐時就可以觀察，吃不完也要儘量多拿的，即可收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