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機制解釋：戰爭能引發官僚化變革嗎？
摘要：
為什麼部分官僚化的行政系統在秦國的發展要比歐洲國家早兩千年？在本文中，關於戰爭和國家建立的比較歷史論證與代理理論相結合來回答這個問題。秦國統一中國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通過削弱貴族階層，創造官僚模式，促進道路的發展，提供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人員，為官僚化創造了必要條件。比較分析表明，將秦國與其他國家和帝國區分開來的主要因素是異常漫長的嚴酷戰爭所產生的貴族階層的極端虛弱。儘管秦國在十七世紀之前比任何其他國家或帝國都更具有官僚主義，但它遠非完全的官僚主義。監督問題的持續存在阻礙了它的全面發展，因此必須採取一些偏差，如使用嚴厲的負面制裁，設立多餘的職位，以及將官僚化限制在行政系統的頂端。還討論了漢代官僚行政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簡介：
Edgar Kiser，
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歷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
蔡勇，現任北開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比較歷史社會學、社會人口學、社會健康和社會方法等。這篇文章發表時，他正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文獻來源：
Kiser, Edgar, and Yong Cai. 「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no. 4, 2003, pp. 511–39. JSTOR, https://doi.org/10.2307/1519737. Accessed 30 Nov. 2022.
本文作者：Edgar Kiser、蔡勇
這篇文章想探究的問題是：秦國為什麼能如此早地完成官僚化過程？因為大多數國家直到18、19世紀才開始在行政制度上發生官僚化變革，在這之前它們大多還處於世襲制中，而秦國（Qin State）在公元前221年不僅實現了統一成為秦朝（Qin Empire），而且還在行政制度上完成了官僚化的轉變。
一、對官僚化發生機制的模型解釋
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通過以下四個途徑：封建貴族制的削弱、軍隊中的官僚制雛形的出現、道路的修建和交通的便利化、和訓練有素的官員，促使官僚制改革發生。首先，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對貴族的軍隊造成了大量傷亡，防止這些貴族勢力再進行聯合行動。第二，這一時期軍隊從以車隊和騎兵為主變成了以農民為主的步兵部隊。而步兵更需要良好的組織和大量訓練，因此軍隊必須採用更加官僚化的方法，控制和監督士兵的行為。第三，而且軍隊嚴格的紀律要求和對士兵在戰鬥力、領導力方面的訓練，也為官僚制儲備了大量官員人才。最後，戰爭促進了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等建設，使各地之間的連通更加緊密，便於提升國家對地方的監督能力（monitoring capacity）。
二、對比自變量和因變量
文章採用採用了比較分析的方法，首先說明中國的戰爭更殘酷使得貴族的封建統治被削弱得更嚴重。作者採用持續時長、戰爭頻率、軍事化程度和傷亡水平四個指標衡量了戰爭的殘酷程度。
持續時長指發生戰爭的時段是從哪年到哪年；戰爭頻率指這段時間內，有多少比例的年份有戰爭發生；軍事化程度指士兵數量占總人口的比例；傷亡人數指一次戰爭中的最大傷亡人數。
通過與前現代國家（premodern states）：亞述（Assyria，美索不達米亞古國，今伊拉克境內）；波斯帝國；希臘提洛同盟（希臘城邦組成的一個聯盟）；羅馬帝國/共和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大英帝國和法國的對比，發現春秋戰國到秦朝時期，中國在戰爭持續時長、戰役發生頻率、軍事化程度和傷亡人數上都高於其他國家。儘管這些數字的統計方式並非完全統一，有些數字也比較模糊，但我們仍然可以得出結論：當時中國的戰爭更加嚴重。
接下來，作者應用了韋伯理想類型中的任命原因、行政體系是否私有、組織結構與央地關係和官員工資的支付方式四個指標，來測度官僚化水平。具體來說，任命原因指這些官員的任命是因為功績，還是其他標準：比如家族地位、是不是花錢買官、是否為政府提供了贊助、選舉還是抽籤？第二，行政體系是公共的還是私有的？比如包稅制（tax farming），就是指國家將某一種捐稅按一定數額包給私人或團體徵收的制度，這就是行政體系私有的一個例子。第三，組織結構和央地關係上，科層制的政權應該是有統一的中央權力（非聯邦）並且官員是分層級的（不是所有官員都向唯一的統治者匯報）。第四，官員工資的支付方式。官員是拿到固定工資、根據所有的土地或取得的利潤（比如稅收包收人）來決定的，還是根本沒有？
可以看到這個表格里，秦朝是官僚化水平最高的。其他國家，比如羅馬帝國，從奧古斯都（Augustus）開始，也有一些官僚化的跡象，如行政上出現了一定層級區分，且一部分官員的選拔標準是業績，但很多官員沒有工資，使用奴隸也很常見。也存在包稅制。因此官僚化水平仍然比不上當時的中國。
三、結論
秦國早期官僚制的異常發展及其在漢朝的延續和擴張，說明了戰爭在國家建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Downing 1992; Ertman 1997; Kiser and Linton 2001; Tilly 1985; 1990）。雖然關於戰爭與國家發展之間關係的論點幾乎都是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歐洲的背景下提出的（Centeno 1997, 2002），但我們已經證明這些觀點也適用於中國早期歷史。秦國在恰如其分的戰國時代開始官僚化，而當秦帝國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時，這一進程進一步發展。
我們對戰爭和國家建立的主要理論貢獻是更精確地識別了這兩者之間的因果機制。Ertman（1997）關於戰爭產生官僚制而非世襲制行政形式的必要結構條件的論點非常有用。他強調了官僚模式、訓練有素的人員和統治者規避貴族權力的能力，對我們的論證至關重要。
由於中國在1450年之前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與歐洲不同（在軍隊中有官僚模式，有來自同一來源的訓練有素和紀律嚴明的人員，以及弱得多的貴族），早期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是促進官僚制的發展，而不是在歐洲背景下產生的許多種類的封建戰爭。Ertman（1997）的因果機制可以在他最初的歐洲範圍之外得到有益的應用。
然而，這些從比較歷史社會學文獻中獲得的關於戰爭和國家建立之間關係的論點，只是為我們的論點提供了部分理論基礎。使用代理理論作為國家管理的模型（Kiser 1994; Kiser and Kane 2001）也同樣重要。代理理論提供了一個組織結構的一般模型和一套關於統治者在不同結構條件下如何選擇不同類型的行政策略的預測。
代理理論認為，只有在監督能力充足的情況下，官僚機構才會出現，因此它指出充足的道路、郵政系統的發展以及秦國在最初的官僚化時期相對較小的規模都是重要的因果因素。
此外，代理理論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官僚化為何以及以何種方式不完全，較低的行政級別和遠離首都的地區往往官僚化程度最低，因為它們最難監督，而且一個職位會僱傭多個官員來幫助緩解監督問題。
而我們試圖展示將比較歷史社會學和代理理論的綜合使用的效用。這種綜合是可能的，因為研究戰爭和國家建立的歷史社會學家幾乎總是隱含地使用理性選擇的微觀基礎，而代理理論的社會學版本總是注意到代理關系所處的結構背景（Adams 1996; Kiser and Schreider 1994）。
代理理論得益於歷史社會學中對結構條件更為發達的描述，而歷史社會學也因代理理論中明確的微觀基礎和組織結構模型而得到加強。像往常一樣，這種方法的實用性證明在於它能夠提供獨特的解釋和解決重要的反常現象，我們希望對中國國家早期官僚化的討論能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一小步。
秦朝是長期嚴重戰爭產生官僚化的唯一案例嗎？秦國位於這個戰事頻繁的國家西部邊緣，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區域，當時面臨著競爭性的國家體系。另一個完全符合這一描述的案例是近代早期的英格蘭。與秦國一樣，英格蘭也進行了官僚化，部分原因是它能夠提取足夠的資源來擊敗更大、更多的敵人（Brewer 1989）。也許在秦國和英國的案例中，成功的官僚化是因為存在一個競爭性的國家體系，且它們在地理位置上在這些體系的邊緣地區。中心性在有積極意義的網絡中帶來的是優勢，但在有消極意義的網絡中，當沒有退出渠道時，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未來的研究還可以從更多的文化角度進一步進行這種比較，探討法律主義和新教特定流派之間的相似性。Gorski（1993）認為，某些形式的新教在北歐和西歐（包括英國）的部分地區產生了一種推動官僚化發生的 "紀律革命"——中國在戰國時期的法制化是否也可以認為是這種情況？我們試圖通過這個細緻的比較研究，說明這兩個案例之間的明顯相似性，實際上是由類似的基本因果機製造成的。
編者按：在2003年ASR發表這篇文章後不久，針對這篇文章的評論與回應也發表在了ASR上，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趙鼎新在評論文章《歷史進程中的虛假因果關係：早期中國的戰爭和官僚化》中，首先批評了原文對戰爭與官僚化之間單向因果關係的判斷，然後引入具體的歷史事件，說明了國家制度和戰爭是相關的、動態的，而非無向的和靜止的。他認為戰爭並非促成國家官僚化的唯一機制。一些小規模的戰爭促進了第一次官僚化進程，而隨著官僚化的管理，國家統治更強大，國家擴張領土的需求增加，進而引發大規模戰爭。
編譯｜紀雨佳
審核｜林陌生
終審 | 李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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