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問王火，他還有什麼心願時，他說，自己已經活了快100年了，沒有什麼心願了。但談及南京大屠殺，他又說，是不是應該把寫的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章集結成書，「想起過去在南京採訪的經歷，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歷史。」
文丨新京報記者 陳亞傑 李冰潔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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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歲的王火一直保留著一塊銘牌，上面鐫刻有8個大字：「以筆為槍，投身抗戰」。
23歲時，他與2000位旁觀者一起，見證了南京大屠殺戰犯谷壽夫的公審，那兩年，他奔波於南京的街巷，收集證據，重訪故地，在南京寒冷的冬天裡，他拜訪了親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發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裡逃生者》等重要報導，成為第一批報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記者之一。
202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距離大屠殺已經過去了85年，「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戰八年印象卻仍非常深刻。」王火說，那是一段永遠也無法磨滅的經歷。
鐵證
一群天皇的勇士們搜見了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便要強姦,結果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強硬抗拒,於是強姦未遂,而陳李秀英卻被那些「皇軍」們的槍尖,戳了三十三刀,奄奄一息地被鼓樓醫院的外國籍醫師抬入院內,經過診治,她的傷是好了,但我見到陳李秀英時,她已經是一位臉部比「夜半歌聲」上的「宋丹萍」好不了多少的女子。
——摘自王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裡逃生者》
98歲的王火耳朵已經沒有那麼靈光，在電話里，他一次又一次重複著，「我已經要100歲了，太老了，耳朵不是很好，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楚了，你能把你的問題再說一遍嗎？」
但講起當年採訪報導南京大屠殺的經歷，他的聲音又不自覺地提高了一些，「當時有一個叫李秀英的女性，她為了反抗日本人的欺辱，身上中了幾十刀，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王火是第一個採訪李秀英的中國記者，那些講述和報導成為日後證明南京大屠殺存在的重要證據。
寫出一系列南京大屠殺報導時，王火只有23歲，李秀英大王火六歲，1947年，李秀英在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案中出庭作證，王火先後多次採訪了她，對王火而言，「記錄下李秀英的故事，尋找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是為了捍衛人類的文明和尊嚴。」
在當時，大多倖存的受害者羞於出頭露面，「但李秀英不同，她為抵禦敵人，身中三十七刀而不屈，她是以一位抗日女戰士的身份屹立著的，她雖被敵人毀了容，但抗戰勝利了，她是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指控日軍暴行的女同胞。」
王火還記得，1947年初，天氣極寒，兩人的對話從南京小營國防部戰犯拘留所，到玄武區魚市街衛巷李秀英的家中，講到血腥恐怖處，「她落淚，我的心戰慄，眼眶也不覺濕潤起來。」
2005年，王火在得知李秀英逝世後，撰寫了悼念她的文章《寧死不屈的「聖女」》，其中還原了當年的經過。
「12月13 日下午，當時十九歲的李秀英婚後已懷有七個月身孕，躲在南京國際難民區內一個地下室里。12月19日上午9點，來了六個日本兵，他們抓了十多個年輕婦女來準備姦污，又要來抓李秀英。李秀英想：我寧死也不能受侮辱，她咬著牙一頭撞向牆壁，頓時頭破血流昏倒在地，日本兵只得丟下她走了。
「中午時分，突然又來了三個日本兵，趕走了躲在地下室里的男性，一個鬼子上來要強暴李秀英，她一把就奪住這鬼子兵的軍刀柄，同鬼子揪打起來，她咬鬼子的手，卡鬼子的脖子，扭成一團，同鬼子兵在地上翻滾，其他兩個鬼子兵跑過來幫忙，用刺刀亂戳她，她臉上、腿上、背上都刺傷了，最後，見她頑強，一個鬼子一刺刀狠狠戳在她肚子上，她終於鬆開雙手血淋淋地昏死了過去。」
李秀英告訴王火，沒有人能想到她挨了37刀，昏迷7天後，還能活下來。
許多年過去，王火仍記得當時採訪李秀英時她的模樣：語氣堅強，神情嚴肅。但面部受損，日本兵用刀將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臉面都割損了。「當時天氣冷，她總是用一條長長的藍灰色圍巾包著頭遮著臉，我不忍心凝視她或多去看她的傷痕，我覺得那會是對她的一種不敬。」
再後來，王火見到了登在報紙上的李秀英的照片，她臉上的傷痕隨著歲月的消磨逐漸平復了，儘管這樣，仍能看見曾經的痕跡。王火還發現，幾十年來，他看到李秀英在報刊、電視上的形象，都是沒有笑容的。
以筆為戎
日本軍隊在難民區內屠殺百姓,看見了他（梁廷芳）就給了他一刺刀……同時他的傷口也被攝入電影,這次他隨秦德純次長去東京作證,放映給戰犯者的電影上就有他,這一位道道地地的證人,在東京法庭上,曾經慷慨激昂地發過言,據說日本的戰犯們曾經都顫顫地低下了頭。
——摘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裡逃生者》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出生於上海，原籍江蘇如東縣。六歲時，他隨父親遷往南京。在此地生活多年，年近百歲的王火仍然記得，童年時曾跑過的南京街巷，父親也曾經帶著他去過雨花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為了躲避戰火，王火跟隨家人輾轉安徽、湖北、香港，最終又回到上海。
在回憶錄《九十回眸》中，王火寫下，時為中學生的他，曾冒險游過蘇州河，進入四行倉庫慰問孤軍奮戰的八百勇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發過抗日傳單。
1942年7月初，18歲的王火由上海到南京轉道安徽去大後方，南京城的情景與抗戰爆發前他在南京居住時完全不同，「在南京停留時，只見人跡稀少，斷垣殘壁，下關江邊一帶本來熱鬧繁華的地方盡皆沒有了。」此後，他又步行至河南洛陽，經陝西入川，到達重慶，輾轉到江津投奔在縣城當律師的堂哥王洪江。
這年，王火考入了國立九中高一分校。一路上，因戰亂和饑荒，王火目睹了災民們飢餓漂流的可憐景象，在晚年的回憶錄里，王火將在這段顛沛旅程中看到的場景稱為「人間煉獄」。
王火的新聞生涯起源於一次意外的事故，1943年夏天，九中高一分校發生了一起學生中毒事件，王火參與了搶救同學的工作，親眼目睹了某些醫生不給窮學生好好搶救的行為，他撰寫了一封批評稿投給《江津日報》，很快被刊出，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我覺得為人民做口舌還是好，可以為老百姓講話。從那時起，我就埋下了學新聞當記者的心願。」
次年，王火北上投考復旦大學新聞系，鼎鼎有名的陳望道、蕭乾成為了他的老師。讀書時，王火參加過陳望道掌舵的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也上過蕭乾的「英文新聞寫作」課，他說，趙敏恆的「時事研究」課上得像新聞發布會，儲安平在「報刊評論寫作」課上強調「語不驚人死不休」。
在「大招牌教授很多」的復旦大學新聞繫念書時，王火就受聘同時擔任三家報刊雜誌的記者：上海《現實》雜誌記者、重慶《時事新報》和台灣省報《新生報》的駐上海、南京特派員。
1946年，復旦大學新聞系的王研石教授給了王火一份工作——以駐上海、南京特派員的名義，前往南京採訪日本戰犯的審判過程。自此，王火開始了對南京大屠殺持續兩年的追蹤報導，成為了當時第一批揭露報導南京大屠殺的記者之一。
1946年，王火在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小營戰犯拘留所見到谷壽夫，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資料，「谷壽夫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在谷壽夫部隊駐南京之期間內，縱兵肆虐，以剖腹、梟首、輪姦、活焚等殘酷行為，加諸徒手民眾迂夫無辜婦孺。窮凶極惡，無與倫比。」
次年2月，王火以記者身份參加了谷壽夫的公審，「樓上樓下，座無虛席，據統計，旁聽人數約2000人左右」，王火在為《時事新報》撰寫的報導中這樣寫道，公審中，檢察官起立宣讀了長達4000餘字的起訴書，並補充道，「略謂京市大屠殺，歷時數月，區域包括城郊城內，被害者數十萬人」，儘管有倖存者和紀錄片為證，谷壽夫仍然強調他不應為南京大屠殺負責。王火見證了公審時的群情激憤，「四周嚷嚷憤慨之聲不絕」。
3月10日，谷壽夫宣判，被處死刑，判決書中認定，「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家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19萬人以上，在中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庵、斬龍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15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三十餘萬人。」
妙手著文章
抗日戰爭中，僅僅一場日本侵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中國軍民就被殺了三十萬，大大超過了兩顆原子彈給日本人帶來的災難。我們能不如實地寫出當年的實情使中日現代的青年和將來的人民了解真相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正確了解歷史才有利於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摘自《戰爭和人》創作手記
1949年，王火獲得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深造的全額獎學金，但他主動放棄了這次機會，他原本想要向自己的老師蕭乾一樣，成為一名戰地記者。但「當時新中國即將成立，我想要留下來與大家一起見證、一起建設新中國，我不願錯過這麼一個機會」。
1949年後，王火在上海總工會籌委會文教部工作，任編審幹事。後來又調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參與了《中國工人》籌辦，任主編助理兼編委。1961年被調往山東支援老區，在山東做過十幾年中學校長等工作。
1944年起，王火就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小說，「很多素材在我頭腦里，想要噴薄而出地爆發一樣。」王火下決心要寫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才有了後來的《戰爭和人》。
20世紀60年代初，王火利用業餘時間，創作了《一去不復返的時代》，這是《戰爭和人》的前身。不料，所有書稿在「文革」期間付之一炬。70年代末，王火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來信，在出版社的鼓勵下，他決定重新把這部小說寫出來。
「她下了決心，一咬牙，自己用右手的食指猛地插入右眼，她哼了一聲，立刻將右眼珠血淋淋地挖了出來，頓時血流滿面了。絕不能忍受日本鬼子的侮辱！她寧可瞎！寧可死！她那滿面是血的右眼眶變成一個血窟窿，樣子一定是非常怕人的。」
由於印象深刻，王火在《戰爭和人》三部曲中寫到莊嫂在南京大屠殺中驚心動魄的遭遇，基本是通過當年對李秀英採訪獲得的印象寫成的。王火曾說自己的寫作標準：「寫一個真的、我親身經歷過的故事。不是我見過的、不了解的我不寫。如果我用真名字寫的人和事，那都是真的。我寫南京、上海，人家就說我寫得真像，因為我在這些地方生活過。」
重寫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1985年，在完成第一部的稿件後，為了救一個掉進深溝里的小女孩，王火的頭部撞到一根鋼管，左眼視網膜受了傷。後來又因編輯工作和寫作過度勞累，左眼傷疤破裂，視網膜脫落，終至失明。
王火只能憑藉一隻眼睛寫作、生活。看東西不準確，有時倒開水容易倒手上，夾菜容易夾到碗外面去。寫稿的時候，他需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鏡再用放大鏡。一隻手拿筆，另外一隻手拿著個放大鏡，然後用手壓住紙寫，字跡有的時候就像「畫符」一樣，「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寫了，因為抗日戰爭對我來說是一段永遠也無法磨滅的經歷。」
1993年，這部共167萬字，時間的跨度由西安事變寫到抗日戰爭勝利的長篇巨作終於完成，該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7年，《戰爭和人》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願我全力以赴寫出的書里的希望、信念、理想、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歷史必由之路……能可信地給人以感染，使人看到苦難中國過去了的一段長長的悲慘歷史，懂得現在，知道未來，明白自己的責任！」王火在《戰爭和人》的後記中寫道。
南京大屠殺與我
署身於古老而又現代化的南京，看著龍蟠虎踞的日下形勝，這種錐心泣血的感受總是隨著血淋淋的記憶，不斷強烈侵襲著我。我不能不想起1937 年 12 月日軍攻占南京時發生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場大屠殺的高潮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後晝夜不停地持續了六周之久。當時全市被燒毀的房屋約三分之一，無辜同胞慘遭殺害達 30 萬人以上。只要想起這些，我心情總是變得非常壓抑、非常憤激。旅遊的歡愉興致也就受到了挫傷。於是，從我下榻的金都大酒店九樓的窗口，外眺南京四下里雲霞斑斕、茫茫無邊的景色時，我常默默凝思，悵然不悅，沉浸在苦澀複雜的心情中。
——摘自王火隨筆《血色回憶》
晚年的王火，深居簡出。他住在一間並不大的屋子裡，書籍散落各處。女兒王凌說，父親已經不大寫作，但幾乎每時每刻都「拿著那柄加了小燈的放大鏡」讀書。前年，王火經歷了一場重病，做了心臟支架手術，雖然已經年近百歲，但王火還腿腳利落，能一個人爬樓梯到二樓的家中。
他不能吃豬肉，每天要吃蔬菜，吃蘿蔔、冬瓜，白水煮，不放油。大部分時候，清晨八點起床，晚間，他在音樂聲中入眠。
晚年的事情王火已經不大能記得清了，前些年，王火在接受採訪時說，「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印象很快淡薄了，抗戰八年印象卻仍非常深刻。聽到許多事，親身經歷了那個時代，我就感到不能不寫了，因為抗日戰爭對我來說是一段永遠也無法磨滅的經歷。」
田聞一在上世紀80年代曾與王火共事過，他還記得，多年前，兩人聊起過對《戰爭和人》的看法，「王老特別謙和儒雅，即便面對的是我這樣的晚輩，他也會用徵詢意見的口吻問我，你看了嗎？你覺得怎麼樣？」
王火希望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我的書不是寫給老頭子看的」。王凌還記得王火有次看到一部「抗戰神劇」，非常惱火。他嘀咕說，打仗真有這麼容易嗎？怎麼可能兩個飛鏢就把日本人打死？太不靠譜了！要是年輕人光看這些，根本無法了解真實歷史。
王火謝絕了大部分的訪客，但如果要談起過去的那段歷史，即使年事已高，聽力衰退，他也仍然能夠侃侃而談。2022年夏季，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幾經周折，聯繫到王火，在電話中，即使很多問題要大聲地說上三四遍，但王火思路清晰，將他當年在南京採訪的經歷、後來寫作抗戰類小說的經歷娓娓道來。
2022年，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5周年，紀念館推出「南京大屠殺與我有什麼關係」系列人物訪談，王火作為第一批報導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記者，被選入內，系列中的其他人，或祖輩親歷過南京大屠殺歷史，或創作過南京大屠殺歷史題材的作品，或為南京大屠殺歷史國際傳播作出積極貢獻。
「他們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但又是極不普通的一群『有故事的人』。我們想聽他們講述他們與南京大屠殺的關係，想從細節中找到那個我們需要一代代傳承、銘記的理由，那個內心不能被抹去的點，那個一觸碰可能就會瞬間流淚的最柔軟的情感，也是最堅韌不催、不容被侵犯的地方。」 紀念館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紀念館在國家公祭前夕派出採訪組，到街頭巷尾採訪普通市民，問他們，「南京大屠殺與我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關係。」許多人都給出了同樣的答案。
紀念館工作人員說，這已經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它是對侵略與主權的思考，是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對普通人來說，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它讓我們直視歷史，讓我們不敢忘、不能忘，讓我們每個人思考，如何做，讓我們的國家更強大，不讓歷史重演，讓我們過上國泰民安的好日子。」
當問王火，他還有什麼心願時，他說，自己已經活了快100年了，沒有什麼心願了。但談及南京大屠殺，他又說，是不是應該把寫的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章集結成書，「想起過去在南京採訪的經歷，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歷史。」
參考資料：
《王火文集第八卷：失去了的黃金時代風雲花絮 啟示錄》
《王火文集第十卷：九十回眸》
《王火散文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