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維舟
責編 | 施楊
在廣州解封後，有年輕人告訴我，他多年來第一次決心逃離這座城市：「我來廣州十年了。雖然以前也難以紮根，但那時覺得生活有個奔頭，經歷了這一次，我沒信心了。三年來反反覆覆的封控，我吃光了老本，卻沒什麼進帳，別說買房，連租金都快付不起了。老家雖然是小地方，但好歹我能安逸一些，喘口氣。我也不年輕了，這一回去，也許就再也不回來了。」
像他這麼想的，現在恐怕相當不少。和幾年前那一波「逃離北上廣深」的浪潮有所不同的是，疫情防控動搖了年輕人在大城市紮根的信心，迫使他們放棄原來的心理預期，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活。就此而言，與其說是他們被「老家」所吸引，不如說是老家成了最後的避風港。
現在的問題是：這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嗎？
逃回去，然後呢？
選擇「逃離北上廣深」的，多是原本老家在小城市或縣城的，這樣回去，至少有個自己的窩，既不用交房租，生活成本也會低不少，如果欲望不高，那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確實相對簡單多了。
然而，一旦你真的想清楚要長期生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沒錯，回老家的開支可能是少一些，但你的收入很可能也會少。小地方的工資水平肯定不如大城市，除非你的收入來源不受本地工資狀況影響。在大部分小城市，最好的工作機會都在體制內，而現在考公務員的競爭有多激烈，不問可知。
公務員也不輕鬆，有朋友說：「在老家第一份工作，入職當天晚上陪著領導喝酒，就進了醫院。很多人以為小地方壓力小，那只是說消費成本，但小地方的生活極有可能更艱難，機會則更少，自由空間就更別提了。」總的來說，小地方的公務員系統更加靠關係和人脈，又因為很少有效益好的大企業，地方財政收入也就很難保障，有些地方事業單位有時候工資都能拖欠兩個月，在疫情之下更是雪上加霜。
這些年，也不乏有人懷著「報效家鄉」的意願回老家，但儘管他們帶著資金、技術回去開公司，但我聽到的成功案例並不多。有朋友兩年多前回縣城老家開了家廣告公司，自信憑本事能立足，然而現實卻是他很難在本地贏得客戶，因為當地要拿下生意，憑的更多是關係或低價。到頭來，他在歷經了失望之後，又回到了北京。
除此之外，在縣城裡為數不多的機會可能就是開店，但在當下，大城市賺錢都難，就更別提小地方了。要在本地站穩腳跟，甚至不光光是商業的問題，還得有關係、會做人，即便如此，現在很多人也都不敢消費了。B站上有個vlog，一個畢業後沒找到工作的年輕人回去陪老媽擺攤賣菜，一下午就只賺了幾塊錢。
要論物價，除了房子和菜，其它東西也真沒便宜到哪裡去。電商平台也不會因為你住在小地方就給你打折，甚至小地方的物流成本更高，不像長三角是「包郵區」。至於日常生活物品之外的文娛消費，且不說有多豐富（但凡好一點的文藝演出、展覽就別太奢望了），要看場電影也很貴，剩下的主要娛樂方式可能就是喝酒、打麻將和廣場舞了。
這還只是考慮個人基本生活的，如果拖家帶口，就更不一樣了。我一個老同事，一度曾想帶著妻兒回湖南老家，但老婆一句話就把他問住了：「你打算送兒子去哪裡上學？」小縣城當然也有不錯的公立小學，但孩子的成長並不只取決於在學校里讀的課本，還有許多課外的接觸機會，以及在大城市裡鍛鍊出來的視野和綜合能力。不止一個人跟我說，只是考慮到孩子的未來，他們才咬咬牙在大城市裡堅持下來。
也有一位「深二代」曾說：「外地同學來深圳打工，干不下去了還有個退路，但是我們是退無可退了。」這其中當然隱含著辛酸，因為他們似乎既在城市裡融入不進去，又沒了鄉土可以回去，不過，確切地說，外地來打工的也未必就有退路——這就跟說「農民還能回去種地，城裡人沒有退路」一樣，其實現在年輕一代，回到鄉下也是既不會、也不願種地，就算種地也養不活自己了。相比起那些老家在小城市或縣城的，這些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回去更難找到用武之地。
也就是說，所謂的「退路」可能只是一層心理保護機制，感覺自己似乎有個保底選項，但實際上不好說。尤其是90後的農二代，大多都沒有經歷過種地，最多就是小時候幫家裡放放牛、曬曬穀，讀完書就出去打工了，而他們在城市裡學到的技能，並不能有助於他們適應在老家的生活。當然，很多人打工存錢後的願望，也是在縣城買套房子，這就算是眾人眼裡的成功者了，但很多人還是繼續選擇在長三角、珠三角打工，因為退到縣城既沒有資源也沒有人脈，掙不到多少錢養家餬口，退到農村就更難了。
就此而言，「回去躺平」其實是個偽命題，如果不是家裡原本就在當地有一定的人脈和社會資源，回老家也不容易生存，遑論出人頭地了。不是說「回老家」不可行，而是說這也得有個前提，就是老家已經有相對完善的接納條件，至少能在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保障人們的權利，最好是讓人能有機會自我實現——一句話，「回老家」本不應該是「進不了大城市」之後退而求其次的被動選擇，而應當是一種可欲的主動追求。
現在的現實是：國內各地不要說城鄉差別，就連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的差別也都相當之大，中心城市在就業、醫療、教育、治理水平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務水平無疑是要高出一籌的，而越是小地方還越是需要耗費更多精力在「搞關係」上。可以說，越是無權無勢的，越是適合在大城市生存，因為至少那還有一個相對健全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僅僅是機會多，而且你可以不用那麼依靠關係，就能憑自己的本事吃飯。
讓更多人進城
當然，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原本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至少在當下，很多人之所以「逃離大城市」，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留下，而是因為留不下來，是被「推回」了老家。要達成健康的流動，在縮小城鄉差距的同時，也得從外來人口的切身實際出發，在大城市營造更友好的生存環境。
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一書著重指出：城市活力的來源之一，就是要讓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消費者能在此落腳，這種包容性和社會階層彈性的有機統一，既為務工群體創造了流動的可能性，也讓城市的勞動力有了保障。可以說，任何大城市都像是一個不斷吐故納新的巨大機器，「落腳城市具有篩選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餘的人最終只能返回鄉村。」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殘酷的淘汰賽：亮閃閃的大城市是有準入門檻的，必須奮力一躍才能跳過龍門，並不斷努力來確保自己不被淘汰。不僅如此，為了避免出現貧民窟，國內的大城市在改造升級的過程中其實一向不太注重創造更友好的環境來吸納人口，倒是不時出台政策來疏解人口，諸如北京的封牆堵洞、上海嚴控農民工子弟小學、廣州治理城中村，都降低了城市包容性。
至於深圳，教育和醫療資源都出了名的差，以至於給很多人的印象是它只歡迎年輕勞動力，但不希望他們留下來。經濟學者陸銘前些年曾被深圳市政府請去為城市發展獻策，他的建議是：趕緊多修高中。為什麼？因為他發現，深圳人口普遍很年輕，但當這些人才紮根下來，結婚生子，過了十多年，可能就會發現高中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到時再建高中可能就來不及了，拆遷、建造成本都會高得嚇人，教育資源內卷之下，可能會迫使一部分人就此舉家遷徙，傷害城市發展的後勁。
很多人都抱怨，國內大城市已經太擁擠了，不需要那麼多人。真的嗎？其實和國外相比，中國城市的集中度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在美國，僅21個大都市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就占了全國一半，中國是多少呢？2021年，全國24個萬億GDP城市的經濟總量，加起來只占38%，而這還包含了這些城市下轄的所有郊縣，如果像美國那樣只計算城市建成區，那還要再打個折扣。
當然，這倒也不是說越集中越好。在英國，僅倫敦首都圈的國民產出占全國的比重，就從1998年的18%提升到了2018年的23%，對此是好是壞，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熟練勞動者向倫敦的集中，有利於提升效率，如果想要做到更好的空間均衡、社會均衡，那也不應當是通過強制疏散倫敦人口，而應當是把政治和經濟的決定權從首都向各地、城市和鄉鎮下放，使生產效率得到良好分布，最終讓更多人意識到，不必要「到倫敦去」，也能獲得自己想要的高質量生活。
當下中國還遠沒有到那一步，國內城市無論是人口還是經濟，其實是集中度不足的，這本身就阻礙了經濟資源的更好配置。也因此，陸銘在《向心城市：邁向未來的活力、宜居與和諧》一書中強調，當下存在三個「向心城市」趨勢：人從農村集聚到城市，從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從城市的外圍集聚到中心城區。因為城市在本質上是「方便人和人見面的地方」，只有高密度的人口，才能催生更多機會，催生高質量、多樣化的服務，因為規模經濟才能產生集聚效應，但在當下，「中國人口的跨地區流動遠遠跟不上市場力量主導的產業集聚」——換句話說，中國人進城的速度其實是滯後的。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長久以來將城市視為一個增長引擎和生產中心，由此吸引勞動力過來找工作機會，但卻沒有想好真正歡迎他們留下來成為市民。社會學家費孝通早就曾指出一點：鄉土社會是「內外有別」的，許多人哪怕在村里住了幾代人，還是融入不進去，被稱為「新客」，「這些寄居於社區邊緣上的人物並不能說已插入了這村落社群中，因為他們常常得不到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他們不被視作自己人，不被人信託」。就此而言，當下中國的城市仍未擺脫親密社會的陰影，沒能做到一視同仁地向所有人開放。
社會學者田豐在對深圳社會底層勞動力「三和青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這些難以融入大城市的外來人口，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離去，有三種可能：個人覺醒、底層社會生態鏈斷裂、城市社區改造。當某一天他們不想再過這樣的生活，又或在深圳難以生存下去，尤其是接納他們的城中村面臨大規模拆遷改造時，他們就只能放棄夢想。
這三年來的防疫，可能比任何變動都更有效地做到了上述三點，沉重地打擊了許多人原有的設想。與此同時，他們又陷入進退兩難，正所謂「大城安放不下肉身，小城安放不下靈魂」，被迫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將自己的人生規劃推倒重來，而這種時候，弱者的選擇總是有限的。
在疫情過後，城市發展將何去何從？美國記者彼得·莫斯科維茨曾發現，卡特琳娜颶風雖然曾在短期內給紐奧良帶來巨大的破壞和混亂，但它也創造了一次機會，以「城市重建」為名，以往難以通過的法律和政策都大開方便之門，只要有人願意投資，就給予免稅等優惠政策，幾乎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將城市打造得更適於資本流入。像這樣的「縉紳化」進程在美國很多城市都出現了，它的確重振了舊城區，帶來了更多白人中產階級，但很多在災難中被驅逐的窮人卻難以回來了——這雖然讓城市看起來更富有了，但卻犧牲了多樣性和社會公平性，無異於「殺死一座城市」。
讓年輕人「回老家去」，其實意味著他們承擔了城市危機的代價——需要勞動力的時候就把人招來，不需要的時候就把人趕走，但「老家」不是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人也都有自己的選擇和想法。即便從優化經濟效率的角度來說，完善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吸引更多人才也是當務之急。
專欄作家劉遠舉在上海解封之後曾大聲疾呼：「最好的重振措施，是上海新增500萬年輕人！」實際上，這道理可能適用於任何一座城市：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改善營商環境和生活質量，給人更多選擇，這才是後疫情時代良性的城市競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