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05: 走向現代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日方稱日清戰爭）是東亞現代史的重大分水嶺之一。經此一役，清朝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打造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戰後簽署的馬關條約更是讓清朝背負了沉重的賠款責任。如果說甲午戰爭前的中日兩國仍然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並駕齊驅，戰後的一系列發展卻讓兩國的歷史進程顯得有雲泥之別。
1899年，剛經歷過百日維新的清朝面臨著愈發肆虐的義和團之亂，而同一年的日本則完成了其幾十年的目標，成功修訂或廢除了1850年代前後簽署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1902年，清朝尚在處理庚子拳亂的後續，在一系列艱難談判後終於收回了京津等地的管轄權，而日本則在同年和英國結成日英同盟，在外交和國際地位上成為和英美德法平起平坐的大國。
這一系列轉折並非毫無聯繫：甲午戰爭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暴露了中日兩國在之前幾十餘年各方面改革中的落差，並進一步激發了清朝內部的其他危機。雖然如之前的推送所言，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年間完成的一系列制度改革相比顯得十分局限，就甲午戰爭而言，最為關鍵的是軍隊現代化的差距。
日本在1873年引入全國徵兵後，廢棄了江戶時代各自為戰的武士階層，以國家統一管理、訓練、指揮的義務兵取而代之；甲午戰爭的清軍則幾乎與散兵游勇無異，既有湘軍、淮軍等地方軍，也有清廷指揮的邊防部隊，缺乏一體協調的訓練、補給與規劃。因軍隊素質差距的戰敗，繼而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1897年，德國以巨野教案為由，強占膠州灣；德國控制膠州灣後，促進了山東省的傳教壓力，進而引發了魯西北等地的義和拳運動，最終演變成禍國殃民的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侵華。
歷史不會開倒車。雖然甲午戰爭與庚子拳亂後的清朝與同時期的日本相比顯得極為積貧積弱，不論是步履蹣跚還是大步向前，中日兩國都在1895年後向一個新的世紀邁進。這個新世紀是一個工業的時代、城市化的時代、優勝劣汰的時代、和公論高於門閥的時代。在清末的中國，推進舊帝國走向現代的，正是上篇推送末尾提及的以嚴復、袁世凱、孫中山為代表的新一代領袖。
對於整個東亞來說，不論是清朝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還是日本明治初年的「殖產興業」，與1890年代的工業化進程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19世紀中葉的中日兩國所缺乏的資本積累在1895年後得以解決。馬關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和貿易優惠政策給日本提供了資本和市場；以創辦於1901年的八幡制鐵所為首，日本工業在1895年後的十餘年間蓬勃發展。雖然馬關條約為清廷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其允許外國人在華設廠的條款無形間也促進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在實業救國的口號下，由張之洞興辦的漢陽鐵廠在1896年轉型為現代企業，張謇等實業家也開始在上海、南通等地興辦紡紗廠。
（八幡制鐵所1901年投入使用的第一座高爐。八幡制鐵所的部分設施作為「明治工業革命遺蹟」在2015年被收錄入世界遺產名錄。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農村勞動力逐漸湧入城市成為勞工，而日漸臃腫複雜的都市社會也需要更為多樣的城市治理手段。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和同期歐洲反勞工運動政策的影響，日本和中國在20世紀初的城市治理都著重發展了現代警察和監獄。1900年，日本通過了治安警察法，賦予警察更多權力以防止工會集會和勞工運動。受日本影響，在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之亂期間嶄露頭角的袁世凱在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率先在天津建立了中國首個現代警察。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中也仿照日本1895年建成的巢鴨監獄，聘請日本法學專家在北京設立了京師模範監獄，以替代更為「原始」的斬首、流放等刑罰。
（位於美國紐約州的新新懲教所建於1828年，是新型「模範監獄」的代表之一，至今仍在使用中。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其代表作《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所言，監獄象徵了現代權力從展示型權威（公開處刑，例如中世紀的火刑或是清代的菜市口斬首）到規訓型權威（改造、訓誡、懲教）的演變。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世紀交替之際，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全世界風行。社會學、人類學、優生學等研究都聲稱，人種與國家會像自然生物一樣優勝劣汰。如福澤諭吉在其1885年所作《脫亞論》中所言，「今の文明東漸の風潮に際し、迚も其獨立を維持するの道ある可らず。」（在此西洋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固步自封的）中國與朝鮮實無法維持其獨立。）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思想引入中國的正是思想家嚴復。
留學歸國後的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官十餘年，到了甲午戰爭後無法坐視時局，開始在報刊上撰文並翻譯西方思想。這其中最為知名的便是翻譯自赫胥黎的進化論講座的《天演論》。嚴復在該書中寫道：
「天惟賦物以孳乳而貪生，則其種自以日上。萬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進者存而傳焉，不進者病而亡焉…人慾圖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斗。負者日退，而勝者日昌。勝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故欲郅治之隆，必於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夫而後其國乃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也。」
此言一出，舉世譁然，一時間人必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少年時的胡適雖然並不全懂《天演論》的內容，還是將自己的名字基於「適者生存」改為「胡適」、「胡適之」。
（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與19世紀末「文明與野蠻」、「白人的負擔」等新帝國主義思想有密切關聯。美國《生活周刊》1900年十月刊的封面辛辣地諷刺了帝國主義的虛偽。圖右手持聖經的美國紳士問道「你變成文明人多久了？」圖左衣衫襤褸的被殖民者回答道「自從我家被燒平、我妻兒被射殺之後。」來源：MIT Visualizing Cultures）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嚴復還是包括胡適在內的大部分讀者，都並非政府官員。1895年後的東亞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公論的誕生。自此以後，政策與時局不再是官員與統治階層獨占的領域，公眾輿論與政治參與成為了主流。1900年，日本政壇元老伊藤博文組織形成了立憲政友會，日本政治進入了政黨時代。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因不滿最終條約結果，數千名群眾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抗議集會，並最終演變成暴亂。日比谷縱火事件是日本民眾第一次作為政治力量在現代日本發聲。
雖然戊戌變法後中國的公論影響暫時遭到鎮壓，1900年後朝野之外的聲音卻是越來越響亮。1904年，《時報》由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變法派在上海創辦，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刊之一。在中國以外，多次發動起義失敗而不得不旅居海外的孫中山在1905年與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宣布成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致力於建立新的共和政體。對於20世紀初的中國與日本青年來說，他們效忠的對象將不再僅僅是「君」或是「官」，而是「公」與「民」。
（日比野騷動後出版的畫報。上圖描繪了眾議院議員、自由民權運動領袖河野廣中對集會的演講，下圖是民眾與警察在公園附近發生衝突的場景。來源：MIT Visualizing Cul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