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6期
內容提要
基於伊斯蘭教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制度性、結構性聯繫，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與資助國（本國）的關係十分緊密。伊斯蘭世界聯盟（伊盟）在資金、人事和意識形態等方面被沙特全面掌控，在戰略、形象、行動等層面全方位為沙特政權服務，是沙特的利益維護者、形象塑造者、輿論引導者、行動參與者和職能承擔者。伊盟與沙特的緊密關係給雙方都帶來了正負面雙重影響。一方面，沙特的全方位支持使伊盟擁有雄厚的資源和實力，但這種全面掌控導致伊盟的非政府屬性和獨立性弱化，使其難以形成相對中立與公正的立場，帶有明顯的政治和宗教偏向，影響組織公信力，還造成伊盟的相對封閉性和保守性，導致其改革困難。另一方面，憑藉非政府組織的身份優勢，伊盟在為沙特開拓外交空間、減輕道義壓力和提升國家軟實力等方面發揮著特殊作用，但強烈的宗教屬性、沙特偏向性及涉恐傳聞給沙特國家形象帶來困擾。未來，伊盟的發展取決於其能否處理好與沙特的關係，即在依託沙特資源的同時，增強自身主體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處理好沙特政權與教權、宗教保守性與世俗現代化以及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
關鍵詞
伊斯蘭世界聯盟；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沙烏地阿拉伯；衣索比亞
作者簡介
何思雨，博士，深圳大學中國海外利益研究院助理教授
正文
圖片來源：伊斯蘭世界聯盟
一、引言：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與國家關係
國際組織是基於特定目的、以一定形式設立的跨國政府間或非政府組織，它源於國家間合作的需求，最初是從屬於國家間權力政治的產物。隨著國際組織自主性及其能力的提升，以國際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機制開始對國家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但這種制約始終有限。國際組織「不是凌駕於主權國家之上的超國家組織或世界政府，而是各國政府單獨地或集體地實現其對外政策的工具」。大國在國際組織成立、運作及效用發揮上具有重要影響。首先，大國的承認與支持是國際組織合法性與權威性的重要來源。其次，大國的物質供給是國際組織生存、發展和正常運行的關鍵要素。最後，大國是國際組織有效作為和目標達成的主要保障。因此，國際組織在制度設計、決策方式、議程設置、行為偏好及具體操作中都需要不同程度地體現大國意志。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是國際社會在政府、市場等方面的「失靈」、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結果。它更多是基於普遍的價值觀念致力於解決某些特定或全球問題，強調自主性、民間性、靈活性以及對國家和權力政治的相對超脫性，服務於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但這種自主性和制約始終有限。「作為人類共同體的『社會』和『國家』關係複雜化使得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家的關係變得複雜，即國際非政府組織經常超越國家，但後者未必總能馴服前者。」國際非政府組織與資助國（本國、他國）以及對象國的關係均呈現不同特點，其與資助國（本國）主要存在合作與互補、對立與零和、依賴與制約和各行其道等關係模式。
宗教非政府組織是「建立在某一宗教信仰之上，宣稱其身份和使命是基於一種或多種宗教或精神傳統的非營利、獨立和志願組織，旨在國內和國際層面上促進和實現公共福利」。它的非政府性主要指「處於政府體制之外，不屬於政府的一部分，也不以取得政權或執政為目標」。在具有政教合一傳統的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教與國家、社會緊密聯繫，相當數量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實際上由個別國家發起並控制，是服務於後者國家利益的工具。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伊斯蘭教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制度性、結構性聯繫。歷史上，伊斯蘭教在阿拉伯人由分散的部落聯合為統一的民族和國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過程使「『伊斯蘭』既是宗教，也是社團、社會、民族和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因此，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很難與政府完全分割。二是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是新泛伊斯蘭主義思潮的產物。新泛伊斯蘭主義強調在民族國家基礎上的伊斯蘭團結，主要載體是以伊斯蘭國際組織為代表的各類伊斯蘭國際機制。因此，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重要抓手，伊斯蘭國家尤為強調對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的全面掌控。三是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的權威和資源主要來自主權國家。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強調在塑造伊斯蘭教良好形象、維護穆斯林合法權益等方面提供公共產品。但鑑於伊斯蘭世界的跨國公民社會還未發展成熟，其公信力、權威性及所依賴的物質資源仍主要來源於國家，因此在議程和活動上必須要反映國家意志。
作為沙烏地阿拉伯（以下簡稱「沙特」）倡議並建立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伊斯蘭世界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以下簡稱「伊盟」）是服務沙特政權和國家利益的工具。目前，學界對伊盟的研究仍處起步階段。諸多研究都注意到沙特與伊盟的密切關係，定義了伊盟的三種角色定位：一是擴展官方瓦哈比派影響力的宣教組織，二是擴大沙特在伊斯蘭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社群話語權的外交工具，三是與部分恐怖組織存在一定聯繫的宗教組織。總體上看，既有研究雖關注到沙特與伊盟的特殊關係，但尚未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沙特對伊盟的掌控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沙特對伊盟組織運行、政策制定和行為方式有何影響？伊盟在沙特內政外交中扮演何種角色？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二、全面掌控：沙特與伊盟關係的主要基調
憑藉宗教聖地優勢，沙特長期致力於成為伊斯蘭世界的盟主。1926年伊本·沙特就在麥加召開「世界穆斯林代表大會」，希望接手奧斯曼帝國後的哈里發制度，雖未能如願，但世界穆斯林大會後期發展為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冷戰時期，「東西方對抗在中東內部主要表現為親西方的君主制政教合一政權與親蘇聯的民族主義國家的對抗，並突出表現為埃及主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沙特主導的泛伊斯蘭主義對中東地區主導權的爭奪」。沙特大力推行泛伊斯蘭主義外交，創建一系列伊斯蘭國際機制，支持和掌控多個伊斯蘭國際組織。1962年成立的伊盟就是沙特以「『伊斯蘭團結』抗衡埃及『阿拉伯團結』的產物」。沙特對伊盟進行著全面掌控。
（一）物質供給
資金是國際組織正常運作的基礎，資金支持力度決定行為體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性質、議題和行為。沙特主要通過政府、個人和機構三個層面進行物質供給。在政府撥款層面，伊盟成立之初沙特就提供了約25萬美元，至1980年已達到1,300萬美元。1962年至1999年，伊盟共花費近16億美元，超過90%的資金由沙特提供。沙特每年投入2,133萬美元用於支付海外宣教者薪水、達瓦宣教活動和全球伊盟中心，每年還提供533萬美元用於清真寺建設。在個人捐贈層面，沙特王室成員和教界高層經常向伊盟繳納天課和捐贈瓦克夫，掌握國家絕大部分資源的高層精英的私人捐贈成為沙特官方資助的另一重要形式。在機構注資層面，伊斯蘭合作組織、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國際和地區組織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企業經常以項目方式向伊盟注資。這些機構的資金基本也由沙特提供，但來源較為複雜並缺乏透明度。如伊盟的重要資金來源巴拉克銀行（Al Baraka Bank）主要由費薩爾伊斯蘭銀行（Faisal Islamic Bank）支持，而費薩爾伊斯蘭銀行又是沙特資助推廣國際伊斯蘭主義的核心組織「伊斯蘭貨幣局」（Dar al-Maal al-Islami）的下屬機構。此外，沙特還會向伊盟捐贈土地、樓宇，伊盟總部大樓即由時任沙特國王法赫德（Fahd bin Abdulaziz Al Saud）捐贈。同時，伊盟在沙特國內設立了多個宗教基金和企業從事貿易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所賺取的利潤也是其資金補充。
（二）人事控制
人員構成和人事任命是國家在國際組織中權力的直接體現。伊盟內部所有高層職位均由具有深厚政府背景的沙特公民擔任。例如，伊盟最高決策機構「憲章委員會」（Constituent Council）由沙特最高宗教權威大穆夫提直接領導。伊盟憲章規定憲章委員會由來自不同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60名委員組成，並根據每個國家和地區不超過2名代表的原則進行任命。但實際上，憲章委員會62名委員來自41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沙特委員達9名，遠超這一限制，其餘國家和地區的委員均未超過3名。憲章委員會的運行機制是討論並審議秘書處或三位委員組成的提案小組所提交的議案，決策後交秘書處執行。這一機制有利於沙特制定滿足自身利益的政策。又如，伊盟歷任秘書長均出身沙特精英階層，都是沙特最高宗教機構「高級學者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Scholars）的成員。另外，伊盟各附屬組織基本也由沙特公民領導，附屬組織委員會的沙特委員數量也明顯多於其他國家。在海外機構，伊盟一般派遣沙特公民擔任負責人，確保其完全執行總部政策。本地雇員主要從事事務性工作，晉升較難。沙特使館也與伊盟海外機構深度交織，部分外交人員兼任一些機構的領導職務。此外，是否服從沙特官方立場也是伊盟人事的重要考量。1978年以來一直擔任伊盟下屬國際伊斯蘭救濟組織秘書長的法利德·庫拉什（Farid al-Qurashi），因對沙特與美國在海灣戰爭中的結盟持懷疑立場，於1993年被親政府人士阿德南·哈利勒·巴沙（Adnan Khalil Basha）所替換。
（三）意識形態塑造
瓦哈比教義是沙特官方意識形態。雖然諸多研究都認為伊盟致力於傳播保守瓦哈比教義，但實際上伊盟的意識形態更多是一種服務於沙特政權需求、混合部分其他派別思想、較為溫和現代的瓦哈比教義。首先，伊盟吸收了部分其他派別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更具包容性。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奉行世俗民族主義的埃及、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打壓以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為代表的宗教政治勢力。沙特則收容這些國家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抗衡。部分流亡的穆兄會成員參與了伊盟的籌建工作，埃及的賽義德·拉馬丹（Sayyid Ramadan）就是伊盟憲章的起草者之一。「沙特和穆兄會這一心照不宣的聯盟，通過提供一個更適合冷戰時代政治視野的教義兄弟網絡來支持瓦哈比教義傳播。這一聯盟的機制性表達即是伊盟。」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戰爭期間，伊盟在白沙瓦的工作人員很多也是穆兄會成員。其次，區別於民間「當代瓦哈比派」較為激進的思想，伊盟在嚴厲譴責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基礎上，通過出訪宣傳、召開會議、設立機構等方式積極傳播伊斯蘭教溫和、包容和中道的思想，塑造伊斯蘭教的正面形象。伊盟還特別注重開展跨宗教對話，加強不同信仰群體的理解與溝通。伊盟與羅馬教廷等不持基督教錫安主義思想的組織互動較為頻繁，2018年伊盟秘書長伊薩率團訪問梵蒂岡就產生了較大影響。最後，伊盟對廣播、電視和網絡等現代技術持包容和開放態度，提倡利用現代科技進行宣教，會根據沙特政權需求作出相應的教義闡釋，為沙特現代化進程提供教義支撐。
綜上，沙特在物質、人事、意識形態等層面對伊盟進行全面掌控，這使得伊盟與沙特政權體系各部門相互滲透、互相配合，在機制、理念上全面迎合沙特內政外交需求，全方位為沙特政權服務。
三、政權工具：伊盟與沙特的關係模式
自成立以來，伊盟的角色經歷從最初抗衡埃及的外交工具，到促進穆斯林團結的泛伊斯蘭組織，再到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的轉變。雖然伊盟強調自身「穆斯林社群組織」的非政府定位，但維護沙特利益的核心目標始終如一，在戰略、形象、行動等層面做了諸多工作。
（一）戰略層面的利益維護者
第一，在教派政治鬥爭中，堅定反對伊朗及其什葉派聯盟。沙特外交長期注重以宗教和教派劃線，「沙特王室積極利用瓦哈比主義的宗教教義，尤其是運用其中將什葉派定義為『異端』的教派話語，反對政治上表現活躍的什葉派少數群體。」自成立起什葉派勢力就一直被排除在伊盟核心之外，特別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沙特視伊朗為主要競爭對手，將遏制伊朗及其什葉派聯盟勢力作為戰略重點，伊盟對此予以積極配合。一方面，伊盟協助沙特當局宣傳並誇大伊朗威脅。伊盟官方雜誌曾發表題為《伊朗比以色列邪惡100倍嗎？》的文章，此文邏輯是伊朗主導的「什葉派之弧」面積比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的面積大100倍，而由伊朗支持的真主黨襲擊次數也比以色列多。文章認為，伊朗才是阿拉伯土地最大的占領者和威脅者，因此伊朗比以色列邪惡100倍。另一方面，伊盟將地區爭端和衝突的源頭指向伊朗。2016年1月，伊盟強烈譴責伊朗民眾衝擊沙特駐伊朗使館事件，指出「伊朗為了政治利益利用什葉派思想，希望睿智的什葉派人士能認識到這一危險」。2017年11月20日，伊盟支持阿盟外長特別會議譴責伊朗「干涉阿拉伯國家事務」的聲明，認為「伊朗這一邪惡軸心在其干預的國家部署軍事集團，通過實施一系列顛覆性罪惡活動和恐怖主義行徑擴大教派衝突，對整個地區構成威脅，是國際上令人不安的麻煩來源」。在葉門衝突問題上，伊盟直指葉門胡塞武裝向沙特發射飛彈是受伊朗支持，強調「這一絕望的侵略行徑暴露了伊朗政權企圖通過徒勞的教派主義行動干涉地區事務的程度」，表示「這一徒勞行動只會增強由沙特領導的阿拉伯聯盟的決心」。
第二，在地緣政治衝突中，立場行動全面配合沙特。伊盟「遵循親沙特派處理對外政策問題的方針，並用關心全穆斯林利益的廣泛宣傳來掩飾這個方針」。這突出反映在伊盟與穆兄會的關係上，雙方關係隨沙特對穆兄會的態度變化而變化，呈現出「拒絕—支持—限制—打壓」的變化態勢。早期沙特對穆兄會持謹慎和抗拒態度，拒絕哈桑·班納關於設立分支機構的請求，不允許政治性政黨或組織進入。與埃及矛盾加劇使沙特選擇收容流亡的穆兄會成員，沙特與穆兄會關係開始變得緊密。但隨著穆兄會的分化、調整與改革，「沙特意識到穆兄會的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對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了嚴峻挑戰。從長遠來看，如果穆兄會力量探索的伊斯蘭民主獲得成功並在轉型阿拉伯國家推廣，無疑會對以世襲制、家族制、政教合一為特徵的海灣君主制國家構成挑戰」。因此，沙特對穆兄會的態度從支持轉向限制，特別在中東變局後極力遏制以穆兄會為代表的現代伊斯蘭主義勢力。伊盟的話語也隨即轉變，直指穆兄會是恐怖組織的「孵化器」，認為其通過所謂政治伊斯蘭將恐怖主義以宗教名義滲入伊斯蘭教溫和、和平的意識形態中。這一轉變體現在沙特與卡達關係變化上，2017年伊盟聲明支持沙特和卡達斷交，指責卡達通過包庇和資助恐怖組織來干涉他國內政和破壞別國安全與穩定，認為沙特的舉措符合伊斯蘭教法。同時，針對沙特、埃及、阿聯和巴林四國聲明中所列的受卡達支持和資助的12個實體和59名個人，伊盟宣布免去其中優素福·格爾達維（Yusuf Al-Qaradawi）在伊斯蘭教法學委員會和伊斯蘭教法學院（Islamic Fiqh Academy）的委員職務，並呼籲下屬機構領導和成員拒絕接受所有與這份名單相關人士的意識形態，確保不受這些人思想的影響。此外，伊盟還發表聲明譴責卡達媒體對宗教學者的煽動，稱卡達部分宗教學者是「信仰的偽君子」。
第三，在內政外交重大議題上，為沙特政權提供合法性支撐和教法解釋。維護沙美盟友關係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但兩國迥異的意識形態和美國「偏以壓巴」的政策導向使其遭到諸多非議，特別在麥加清真寺事件、美國軍隊進入沙特等敏感節點給沙特政府造成巨大壓力，伊盟為此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5月川普訪問沙特之際，伊盟秘書長專門撰文表示伊斯蘭世界已經成為美國的「天然盟友」，認為川普的訪問具有積極意義。憑藉自身在教界的獨特地位，伊盟還通過教義詮釋為沙特政權提供合法性支撐，以鞏固王室統治和維護國家穩定。2017年6月，在薩勒曼國王罷黜侄子穆罕默德·本·納伊夫（Mohammed bin Nayef）、任命兒子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為王儲之後，伊盟隨即讚揚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優先服務於宗教，再服務於國家、國王和民族的優秀品質，表示這一任命是成功和有希望的，有助於沙特王國的持久穩定。伊盟還讚揚穆罕默德王儲掛帥的反腐委員會（Saudi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Nazaha），秘書長伊薩引用先知語錄來強調腐敗的危害，認為腐敗是阻礙國家發展的「黑洞」。對於這場針對皇親國戚和達官貴人的大規模反腐行動，伊薩表示：「如果反腐只是從底層開始，那麼精英階層就會覺得他們是免疫的。」伊盟還援引《古蘭經》為沙特主導的「伊斯蘭國家反恐軍事聯盟」（Islamic Military Counter Terrorism Coalition, IMCTC）做教義解釋，增強其合法性和權威性，表示「反恐聯盟是安拉向穆斯林所命定的善行」。
（二）形象層面的輿論引導者
第一，對沙特進行多樣化的美化宣傳，以提高全球穆斯林對沙特領袖地位的認可和改善西方對沙特的負面印象。提升沙特「伊斯蘭世界精神盟主」的崇高地位並突出國王「兩聖地守護者」的特殊身份，是沙特外交的重要使命。伊盟尤為重視塑造沙特王室的良好形象，借用官方雜誌的平台進行大篇幅宣傳，報導慈善活動時也會感謝國王的慷慨捐贈，還會在救濟包裹上附上話語及圖片。針對外界對沙特封閉、保守和極端的固化印象，伊盟經常刊登長篇文章介紹沙特經濟改革、反恐、保護人權和去極端化的最新舉措，旨在塑造更加開放、包容、溫和的現代化國家形象。伊盟還會利用秘書長的頻繁出訪對出訪國高層和當地群眾開展定向遊說和有針對性宣傳，並受到當地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重視，如2017年3月伊盟秘書長在歐盟議會上的講話就被列為該領域的基本工作文件。
第二，打造龐大、系統、立體的宣教體系，宣傳符合沙特利益的官方瓦哈比派教義。在宣傳上，伊盟積極通過多樣化手段進行宣教，如發行雜誌、報告和書籍，開設電視宣教頻道，設立網站和社交媒體帳號，開發電子數據平台和應用軟體，成立國際伊斯蘭媒體組織（International Islamic Organization for Media）等。伊盟每年派遣大批伊瑪目和宗教教師赴海外宣教，選派伊瑪目到其他國家主持宗教儀式，以強調其宗教正統性。在教育領域，伊盟捐建、改造清真寺，建設並控制伊斯蘭協會、伊斯蘭文化中心、宗教學校等宗教教育機構，舉辦研討會、組織培訓班，全方位推動海外伊斯蘭教育。伊盟設有專門機構對《古蘭經》等宗教經典進行翻譯、印刷、分發，舉辦的《古蘭經》誦讀大賽在伊斯蘭世界具有一定影響力。伊盟還通過豐厚獎學金吸引外國穆斯林赴沙特留學，培養教職人員。此外，伊盟經常邀請各國教界精英參加會議，通過定期聚會與聯誼擴大影響力，增強在全球伊斯蘭教界的話語權。
第三，通過多種手段進行輿論造勢，為沙特提供輿論引導和輿情減壓。宗教色彩濃厚的沙特外交經常面臨內外壓力，2016年4月以來，伊朗與沙特就當年朝覲所涉及的航班線路、辦理第三國簽證和安全措施等進行了多輪協商，但始終未能達成一致。伊盟秘書長圖爾基譴責伊朗沒有與朝覲組織簽署相關文件，認為伊朗旨在將朝覲政治化。伊盟還駁斥部分媒體有關沙特阻撓敘利亞公民朝覲的報導，表示沙特平等地、無任何歧視地對待所有朝覲者，當年已安排18,000名敘利亞公民赴麥加朝覲。在2017年9月2日的朝覲招待會，伊盟秘書長表示將在宗教聖地建設一套高級集成系統以增加朝覲的便利性和安全性，同時直指部分別有用心的人試圖對兩聖寺發動襲擊。
（三）行動層面的職能承擔者
第一，外交活動參與方。雖然伊盟一直強調其非政府屬性，但並不避諱自身沙特官方代表的身份。伊盟秘書長經常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會見各國來訪高層、駐沙特大使和國際組織負責人，會議背景始終懸掛著沙特國旗和伊盟旗幟，伊盟秘書長也經常作為主要成員參與國家外事活動。伊盟對外活動得到沙特政府的全面支持與配合，沙特駐外使館全程參與伊盟秘書長的出訪行動，雙方還共同舉辦對外宣傳活動。憑藉龐大的海外機構系統和特殊的宗教溝通渠道，「在沙特沒有開設使館的一些國家，伊盟部分海外機構扮演了領事館的角色，有時甚至取代了官方外交角色」。部分沙特外交官兼任伊盟海外機構的相關職務。例如，隸屬伊盟的日內瓦伊斯蘭文化基金會（Islamic Cultural Foundation in Geneva）均由沙特人負責，伊盟巴黎辦事處由沙特大使館負責宗教事務的專員領導。沙特駐比利時大使一直和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土耳其、塞內加爾等伊斯蘭國家的使團領導共同負責比利時伊斯蘭文化中心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Islamic and Cultural Centre of Belgium）的工作。
第二，官方行動組織方。沙特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漸參與國際發展援助，成為世界主要援助國之一。沙特在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三個層面通過雙多邊渠道藉助各類組織實施發展援助，不同組織各有分工與側重。伊盟下屬的國際伊斯蘭救濟組織是沙特在非官方層面進行發展援助的主要依託機構。沙特近年來著力加強在反恐、去極端化、跨宗教對話等方面的活動力度，伊盟是這些活動的重要實施方。伊盟是沙特主導的「伊斯蘭國家反恐軍事聯盟」的重要參與方，伊盟秘書長不僅參與聯盟的歷次會議，還積極就反恐、資金等問題提出建議，強調「軍事對抗很重要，但不能根除恐怖主義，最重要的是學者之間的對抗」。2018年沙特新建思想戰中心（Intellectual Warfare Center, IWC）服務於聯盟，旨在揭露關於伊斯蘭教的錯誤和負面觀念，向公眾展示真實的伊斯蘭教。該中心由沙特穆罕默德王儲領導，伊盟秘書長負責管理。此外，沙特近年來在海外成立了薩勒曼國王國際和平中心（King Salm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阿卜杜拉國王國際跨宗教與跨文化對話中心（King Abdullah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rreligious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KAICIID）等機構，伊盟是這些機構的主要組織者和運營方。
第三，朝覲運作方。作為全球最大的跨國宗教運動，伊盟在朝覲組織、服務與保障工作中承擔了諸多職責。朝覲前，伊盟海外機構與沙特朝覲部及駐外使館合作，承擔人員報名、名額分配、簽證辦理、路線協調等組織工作。朝覲期間，伊盟在提供免費餐飲、供水、住宿、交通等後勤服務基礎上，還與阿拉伯新聞網（Arab News）共同設計了一款手機應用「朝覲應用」（Haji App），為朝覲者提供新聞推送、直播頻道、緊急電話、使館信息和實時位置共享等現代技術服務。伊盟每年會資助一些貧困穆斯林朝覲，並廣泛開展慈善活動，展現自身樂善好施的形象。伊盟每年都盛情招待各國朝覲代表團，以高規格接待和特殊禮遇擴大在各國高層精英中的影響力。如伊盟會邀請各國高層和宗教領袖參加洗天房等代表宗教最高禮遇的活動，還會邀請各國貴賓參加沙特國王舉行的朝覲招待會，以彰顯其在全球伊斯蘭事業和朝覲服務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此外，伊盟在朝覲期間還會召開各類會議來擴大自身話語權和影響力。如每年的「麥加峰會」（Makkah International Islamic Conference）是沙特與前來朝覲的各國高層深入溝通的良好機會。
綜上，伊盟全方面為沙特內政外交服務，是戰略層面的利益維護者、形象層面的輿論引導者、行動層面的職能承擔者。除宗教動因外，伊盟有更多政治考量，即藉助教緣聯繫增強沙特特別是瓦哈比教派在伊斯蘭世界和全球穆斯林社群的威望和影響，提升全球穆斯林對沙特的宗教認同與親近感，全面服務沙特國家利益。
四、案例分析：沙烏地阿拉伯與衣索比亞雙邊關係中的伊盟角色
沙特與衣索比亞（簡稱「埃塞」）同為地區大國，雙邊關係對地區形勢具有一定影響。埃塞國內有約40～45%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在兩國關係發展中扮演獨特角色。
沙特建國後主要奉行維護自身利益的中立外交政策，視埃塞為「異教國」，兩國交往有限。20世紀30年代，義大利法西斯對埃塞發動侵略，受綏靖政策影響和墨索里尼利誘，沙特冷淡對待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的求助。埃塞被吞併後，義大利扶持伊斯蘭教以打壓埃塞正教，資助穆斯林赴麥加朝覲，兩地民間交流有了一定增加。埃塞復國後，於1948年與沙特建交，但受冷戰地緣政治格局的制約，雙方關係依然較為疏離，費薩爾更多將埃塞視為對抗埃及的合作夥伴。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改變了中東地區格局，親蘇的納賽爾主義難以為繼，蘇聯加強了在中東和非洲的滲透與擴張。蘇聯與南葉門、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的結盟使沙特面臨較大壓力，而蘇聯支持索馬利亞和厄利垂亞分離主義勢力也給親美的海爾·塞拉西一世政權帶來很大挑戰。埃塞開始向沙特尋求支持，沙特支持埃塞的意圖也更加明顯，兩國戰略目標日益趨近，雙方互動得到一定程度增強，但互信依然有限。1974年親蘇的門格斯圖（Mangistu Haile Mariam）上台，使埃沙關係再次陷入低谷。沙特加強了在非洲之角的擴張力度，增加對厄利垂亞分離主義勢力的援助並介入索馬利亞局勢，希望藉此壓制門格斯圖政權以削弱蘇聯勢力。隨著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戰略收縮，失去蘇聯支持的門格斯圖政權希望修補與沙特關係，雙方關係開始緩和。冷戰後，提格雷族的梅萊斯（Meles Zenawi）政權在1991年取代阿姆哈拉族成為埃塞掌權者。埃塞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重要的地緣位置和顯著的地區地位使沙特愈加重視其作用，開始讚揚埃塞實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異的「民族聯邦制」以及多元包容的宗教信仰政策，而埃塞也希望獲得沙特的經濟支持。此後兩國關係日漸升溫，1994年埃塞與沙特外交關係由代辦級升為大使級。總體上，沙特與埃塞關係受國際和地區形勢影響而變化，伊盟在其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一）開拓：促進雙邊關係轉折
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進攻態勢給沙特和埃塞都帶來了巨大壓力，雙方戰略目標日益趨近。1973年5月，沙特派伊盟秘書長訪問埃塞，在巡訪埃塞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後暗示沙特將在經濟和戰略上支持埃塞。訪問後，伊盟向沙特政府提供了詳細報告，雙邊互動開始增加，官方交流正式啟動。時任沙特外交大臣烏瑪爾·薩迪夫（Umar al-Saqqaf）訪問埃塞，承諾繼續加大援助，同時會規制索馬利亞和不支持厄利垂亞。1973年9月，費薩爾和海爾·塞拉西一世在不結盟會議期間舉行會談，承諾價值2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作為埃塞與以色列斷絕關係的回報。20世紀80年代，伊盟成為門格斯圖政權修復與沙特關係的重要渠道。1986年埃塞允許伊盟在阿迪斯阿貝巴設立辦事處以援助饑荒。1987年伊盟與埃塞救濟和重建委員會（Ethiopia’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Committee）簽署協議，擬在戈賈姆地區（Gojjam）建設學校、孤兒院和診所。1989年8月伊盟資助了一項旨在提升全國宗教和阿拉伯語教師教學能力的課程，並聘請利雅得伊瑪目穆罕默德大學（Imam Muhammad University）的學者進行教學。由於門格斯圖在海灣戰爭中譴責伊拉克，沙特與埃塞關係進一步升溫。1990年11月，伊盟秘書長納西夫訪問埃塞，表示將繼續完善教育、社會、人道主義等方面的援助。門格斯圖則承諾將在人道主義領域與伊盟繼續合作，表示「埃塞珍視與阿拉伯世界長久以來建立的歷史聯繫，堅定地希望與沙特在未來加強合作」。
（二）減壓：維護沙特宗教道義形象
伊盟曾長期將埃塞視為非伊斯蘭的他者，積極向埃塞進行伊斯蘭教宣傳動員，話語較為激進。伊盟官方雜誌曾寫道：「埃塞有潛力成為伊斯蘭國家，如果該國穆斯林被伊斯蘭原則教育並訓練，這需要來自伊斯蘭世界艱辛的行動、奉獻、規劃和援助，以使穆斯林依靠他們自己立足並獲得他們已被否認很長時間的正確位置。」20世紀五六十年代，沙特開始將埃塞視為抗衡埃及的合作夥伴。但伊盟依然從宗教視角嚴厲批評埃塞的穆斯林政策，與沙特政府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錯位。「利雅得政權允許伊盟去控訴，它自己也給予困境中的埃塞穆斯林口頭服務，但實際上它將海爾·塞拉西王國視為穩定因素。在納賽爾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利雅得甚至準備接受埃塞與以色列合作。基督教徒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聯繫，一段時間被視為更少的害處，甚至是抵抗共同敵人的有效聯盟。」在此期間，沙特沒有對埃塞進行施壓制裁，也避免直接援助埃塞在非洲之角的反對勢力。如伊盟內部主張厄利垂亞獨立的奧斯曼·薩利赫·賽比（Uthman Salih Sabbe）獲得的支持較為有限，他也不是厄利垂亞分離勢力的核心力量。「費薩爾需要一個穩定的埃塞，一個有能力抑制地區不穩定勢力的王權政府。然而，作為虔誠的瓦哈比主義者，費薩爾允許伊盟繼續攻擊基督教王國羞辱伊斯蘭的行為。」
（三）塑造：強化埃塞「伊斯蘭屬性」
擁有諸多穆斯林人口的埃塞是沙特擴大瓦哈比教派在非伊斯蘭地區影響力的重要目標，伊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伊盟強調埃塞伊斯蘭教的悠久歷史及其與中東的緊密聯繫。例如，先知穆罕默德與埃塞的傳說成為伊盟塑造埃塞「伊斯蘭屬性」的著力點和歷史依據。另一方面，伊盟宣傳埃塞穆斯林的悲慘遭遇，批評埃塞民族宗教政策，強化自身穆斯林保護者的形象。20世紀90年代，梅萊斯政權的上台使伊盟有了更多自由空間去介入、影響埃塞的伊斯蘭教。伊盟開始讚揚其多元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埃塞伊斯蘭教復興特別是瓦哈比教義傳播的舉措。第一，廣泛開展慈善救濟，下屬國際伊斯蘭救濟組織和哈拉曼基金會成為在埃塞活動的最大外國非政府組織之一。第二，積極捐建、改造清真寺，建設並控制了多個伊斯蘭協會、宗教學校等宗教教育機構，成為在埃塞傳播伊斯蘭教的重要力量。如1991年伊盟秘書長納西夫在訪問埃塞時就簽署協議，將阿迪斯阿貝巴的阿維利亞學校（Al-Awliya）作為伊盟直屬機構運作，並在1993年獲埃塞教育部批准。1994年伊盟副秘書長阿德楠·巴沙（Adnan Basha）還在該校召開會議，研究制定埃塞所有伊斯蘭學校的伊斯蘭研究和阿拉伯語課程的統一標準。第三，組織進口、出版及翻譯《古蘭經》等宗教書籍，派遣伊瑪目、宗教教師等赴埃塞宣教，舉辦面向本地宗教教師的研討會和培訓班。伊盟雜誌還會刊登有關埃塞基督徒改宗的故事，甚至有指控稱沙特付錢使埃塞正教徒改宗。第四，通過傳播阿拉伯語加強埃塞的「伊斯蘭屬性」。伊盟力圖塑造埃塞最大人口群體奧羅莫人（Oromo）起源於阿拉伯人的話語，將奧羅莫人作為語言傳播的主要對象，促使其接受阿拉伯語並放棄奧羅莫語。伊盟還向許多奧羅莫年輕人提供獎學金，鼓勵他們赴沙特留學並返回埃塞傳播瓦哈比主義，這些人否認埃塞伊斯蘭教傳統的蘇菲派習俗，破壞老式樣的奧羅莫墓穴，瓦哈比成了信教者嚴格遵循伊斯蘭傳統的形容詞。
（四）介入：增強沙特地區影響力
隨著沙特海外利益的逐漸擴展，它在介入地區局勢和增強地區影響力的需求日益顯著。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進攻態勢給沙特帶來巨大壓力，而親蘇的門格斯圖政權則進一步刺激沙特介入非洲之角局勢，伊盟成為沙特影響地區局勢的重要工具。這集中體現在歐加登（Ogaden War）戰爭中，沙特通過伊盟等非政府組織向索馬利亞提供援助，希望通過支持索馬利亞來打壓門格斯圖政權並藉此清除蘇聯勢力。伊盟下屬的國際伊斯蘭救濟組織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沙特通過伊盟介入地區局勢的行為招致非議，破壞了伊盟和沙特形象。有指控稱伊盟通過傳播激進瓦哈比主義來介入非洲之角局勢，「成千上萬的人被提供了獎學金，他們中大多前往麥地那伊斯蘭大學（Islamic University of Medina），其他人則去麥加的烏姆·庫拉大學（Umm Al-Qura University）和利雅得的伊瑪目沙特大學（Imam Sa』ud University），索馬利亞的伊斯蘭教緩慢地瓦哈比化並種下了宗教差別和仇恨的種子」。宗教原教旨主義因素的混入導致索馬利亞後期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危險之中，並演變為某種程度的內部宗教衝突，還有指控稱索馬利亞「伊斯蘭聯盟」（Al-Ittihad al-Islami）一直受到伊盟旗下哈拉曼基金會的資助。「9·11」事件後，隨著伊盟戰略重點轉向文明對話，伊盟的宣傳開始更多提到埃塞正教與伊斯蘭教的和諧共存。伊盟成為沙特發展援助的主要依託平台。2017/2018年度它向埃塞提供約25,671,009美元的援助，惠及3,174,786人。
綜上，沙特與埃塞關係總體較為疏離、交往有限。伊盟在兩國關係發展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成為兩國官方互動的先遣隊，在雙邊關係轉折的特殊時刻發揮了獨特作用。伊盟在埃塞廣泛開展公共外交、宗教外交和發展援助，成為沙特增強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工具。伊盟的行動更多從宗教角度出發，有時還與沙特政府呈現一定程度錯位，這種錯位是沙特外交雙重維度的表現，伊盟的話語並不代表沙特政府的全部意願和真實意圖，也不代表伊盟對沙特政策的偏離，伊盟依然服從於沙特整體戰略，其行動更多是為了減輕沙特宗教道義壓力、維護伊斯蘭教形象。此外，伊盟與部分宗教激進勢力的曖昧關聯也給沙特國家形象造成了困擾。
五、餘論：伊盟與沙特關係評析
伊盟在國際體系中是極為特殊的國際行為體。一方面，伊盟是宗教行為體，但並不是專門從事宗教信仰崇拜與傳播的組織；另一方面，它是國際非政府組織，但又是服務於沙特政權的工具。通過研究伊盟與沙特的關係，不僅可以透過現象考察伊盟的組織特質與行為邏輯，把握以伊盟為代表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與國家的關係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發揮的具體作用，還有助於從新的角度深層理解沙特外交的多重面向。「國際宗教非政府組織功能的發揮以及發揮的功能是正向還是負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取決於它自身的組織運作，而在於它所持的宗教意識形態與其對象宗教或政治意識形態的關係，同時也取決於該組織與其主體所在國的關係。」因此，伊盟未來的發展需要置於其與沙特關係的框架下去討論。
自成立以來，伊盟在近60年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諸多積極作用和影響。第一，藉助非政府組織身份和官方背景，在很多沙特政府不宜介入或是能力不及的領域，伊盟可以更為方便地穿梭其中，在沙特對外關係的開拓與轉折中扮演先遣隊和溝通者的角色，為政府間接觸提前鋪路，成為官方活動的有益補充，一定程度拓展了沙特外交範圍和國際空間。第二，有時沙特維護自身利益的政策行動會損害其「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形象，伊盟的激烈言辭和相對錯位行動可以減輕其宗教道義壓力，促進宗教理念與國家利益的有效平衡。第三，沙特的支持使伊盟具備其他組織不具有的資源優勢，是它發展為世界最大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的主要依託。藉助自身的非政府組織身份，伊盟推廣的瓦哈比教義已深入許多穆斯林聚居區，改變了當地宗教生態和地區力量對比。伊盟成為沙特介入地區局勢、塑造輿論議題的代理機構，有利於在多層面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第四，基於伊斯蘭信仰的認同資源、網絡資源及其所派生的物質與政治資源，伊盟在宗教和非政府等層面通過各種手段服務於沙特整體對外戰略，成為沙特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豐富了沙特外交的手段、方式和領域，有效提升了沙特的整體外交能力和國家影響力。
與此同時，伊盟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消極影響使其受到外界詬病。第一，強烈的宗教屬性使伊盟必須強化自身「穆斯林保護者」的形象，採取了一些旨在刺激「伊斯蘭教復興」特別是瓦哈比教義傳播的舉措，這使得相關國家出於對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的考慮對伊盟進行限制，制約了其行動能力和範圍。此外，宗教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伊盟的世俗性和現代性不足及相對封閉性和保守性，使其在當前日趨全球化的世俗國際體系中顯得格格不入。而伊盟少數機構和個別人員的涉恐行為，也給伊盟和沙特形象造成了一定困擾。第二，伊盟行動帶有較強政治目的性，在諸多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與沙特保持高度一致，在目標選擇、行動實施等方面以沙特整體對外戰略為導向，特別在教派競爭、地緣政治博弈等事務中表現突出。沙特的決定性話語權在事實上削弱了伊盟的非政府屬性和獨立性，使其難以形成較為中立與公正的立場，而帶有明顯的政治宗教偏向。很多國家將伊盟視為沙特政權系統的一部分，影響其作為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的公信力，造成伊盟政策局限性較為明顯，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也有所欠缺。
未來，伊盟的發展仍取決於其能否處理好自身與沙特的關係，即在依託沙特資源的同時，增強自身的主體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處理好以下幾組關係：
一是沙特內部政權與教權的關係。作為沙特家族與瓦哈比教派結盟的政教聯盟國家。伊盟早期在意識形態、人員構成等方面更多傾向於沙特宗教保守派，在理念、政策和行動上與沙特政權呈現一定程度的錯位，表現得更為保守和激進。但隨著沙特政權與教權在相互合作、制約與抗衡中逐漸從政教聯盟走向政主教從，伊盟政策行動與沙特國家戰略走向和政權需求的差異性日漸縮小，並逐步走向高度一致。
二是宗教保守性與世俗現代化的關係。堅持宗教傳統是沙特的立國之本，但在當前世界世俗化、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壓力和衝擊下，沙特需要在堅持國教傳統和國家現代化中保持平衡。伊盟逐步降低了自身的宗教性、保守性和激進性，致力於成為溫和伊斯蘭的代表，表現得更具包容性和現代性。
三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美沙關係是沙特外交的主線，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複雜矛盾一直給沙特外交帶來困擾，而西方世界對伊盟等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更是持負面印象，給伊盟海外活動設置了諸多障礙。伊盟必須在切斷與涉恐組織及個人關聯的基礎上，更加致力於傳播溫和伊斯蘭和促進文明對話，意圖重塑伊斯蘭教、沙特和伊盟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隨著全球化日趨深入，國際組織的作用正日益上升，但國家作為國際關係的核心行為體，其資源、權威和行動力具有絕對優勢，國際組織依然需要依靠主權國家才能有效開展行動。以伊盟為代表的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與國家之間應形成協調互補的關係，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通過與政府的良性互動可以獲得更多資源，政府也可以藉助國際伊斯蘭非政府組織服務於自身戰略，這種良性互動關係取決於國家政府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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