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伯南克曾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擔任美聯儲主席，他對如今世界各國央行承受的壓力感同身受。經出版社授權，下文摘錄《21世紀貨幣政策》的前言，伯南克在文中解釋了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從面臨的各種挑戰中學到了什麼，以及它未來會如何演變。而理解美聯儲的目標以及它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使用的工具和策略，對於理解當代世界經濟是至關重要的。
《21世界貨幣政策》，[美]本·伯南克著，馮毅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1月。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生時的一段對話激發了我對貨幣政策的興趣。我向當時一位年輕的教授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Fischer）尋求論文開題的建議，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之星，之後擔任過以色列央行行長和美聯儲副主席，再後來成為我的顧問和導師。他遞給我一本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Schwartz）合著的860頁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1960）。斯坦利說：「讀讀這本書，它可能會讓你厭煩得要死。但如果它能讓你興奮起來，你就可以考慮研究貨幣經濟學。」
這本書令我深深著迷。它不僅讓我對貨幣經濟學產生了興趣，也讓我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GreatDepression）的原因產生了興趣，這是我在學術作品中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指出的那樣，央行行長們過時的理論以及對經濟的錯誤理解在那個災難性的十年中發揮了主要作用，這展示出思想塑造事件的力量。正是本著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主旨思想，這本書從歷史的角度解釋美聯儲政策的演變及其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由於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沒有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的歷史，所以緊隨其後的戰後時代似乎是開始這一敘事的合適起點。正如我在本書最後部分所做的那樣，學習美聯儲的歷史教訓也為我們預測未來做好了準備。
事實上，在許多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初標誌著現代央行的誕生。在那個時期，美聯儲不再受制於二三十年代的金本位制，也不再受制於「二戰」期間通過維持低利率來為戰時債務融資所承擔的責任。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也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的思想在美國越來越有影響力的時期。凱恩斯於1946年去世，但他的追隨者們在他關於大蕭條時期著作的基礎上，強調了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在抗擊衰退和控制通脹方面的潛力。所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現代化情境下，仍然是美聯儲和其他央行的中心範式。
20世紀60年代見證了美國戰後歷史上最慘痛的經濟事件之一，也是經濟決策的重大失誤之一，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大通脹」（GreatInflation）。大通脹一直威脅著美國的經濟甚至政治穩定，直到20世紀80年代，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領導的美聯儲以失業為代價才解決了這個難題。政策制定者從大通脹中學到的或者他們自認為學到的東西塑造了貨幣政策的演變過程，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本·伯南克，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宏觀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在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參與應對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因此當選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主要研究領域是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史。著有《行動的勇氣》《金融的本質》《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等作品。
美聯儲的發展歷程
為了打好基礎，我在這裡勾勒出美國央行的早期歷史，並提供美聯儲的發展背景——它的結構、治理方式以及如何實施貨幣政策。然後，我將簡要介紹一些本書將討論的關鍵因素，正是這些因素塑造了現代美聯儲，並推動近幾十年來美聯儲工具和政策的顯著變化。
早期
美國有著濃厚的民粹主義傳統，從安德魯·傑克遜（AndrewJackson）總統到21世紀「茶黨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成員，民粹主義者一直對人們眼中的金融和政府權力集中抱有敵意。民粹主義的影響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美國直到1913年美聯儲成立之前都沒有一個成熟的央行，這比許多其他發達經濟體都晚（英格蘭銀行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94年，瑞典的央行甚至建立得更早）。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也是一位認為美國有朝一日將成為工業和金融強國的現代主義者。他於1791年創立了「央行」，但這曾遭到托馬斯·傑斐遜（ThomasJefferson）和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的強烈反對，他們對美國經濟的憧憬有著更多的田園色彩。1811年，漢密爾頓創立的美國第一銀行在國會投票中以微弱劣勢喪失了特許經營權。另一個創立「央行」——美國第二銀行的嘗試也在1832年以失敗告終。當時傑克遜總統總體上並不信任銀行，而且與第二銀行的領導人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Biddle）爭執不下，他否決了國會對該銀行特許經營權的續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傑克遜的頭像仍然印在20美元的紙幣上，對此他應該會反對吧。）
大約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進步時代的政治環境更加有利於建立央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總統就去這樣做了，他在1913年12月23日簽署了《聯邦儲備法》（FederalReserveAct）。與當時倡導以科學、合理的政策改善經濟的進步觀點一致，新成立的美聯儲（FederalReserveSystem）旨在幫助監督和穩定政府監管鬆懈、經常出現功能失調的銀行體系。19世紀的美國銀行體系一直受到頻繁的擠兌潮和恐慌潮的困擾，這幾乎總是與經濟衰退聯繫在一起，而某些時期的衰退甚至相當嚴重。1907年的恐慌事件是在著名金融家J.皮爾龐特·摩根（J.PierpontMorgan）及其盟友的干預下結束的，政府並不是最後一根稻草。國會決定重新考慮建立央行。
當時全球最重要的央行——英格蘭銀行提供了範例，它有兩個主要職責。第一，它按照金本位制管理英國的貨幣供應。和其他主要貨幣一樣，英鎊與黃金的兌換比率是固定的，英格蘭銀行調整了短期利率，以確保英鎊的黃金價值保持穩定。第二，它在擠兌潮和恐慌潮期間充當了最後貸款人，這一點與美國尤為相關。如果儲戶對英國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失去信心，開始排隊取錢，那麼英格蘭銀行將以銀行的貸款和其他資產作為抵押品，隨時準備借給銀行所需的現金來償還儲戶。只要一家銀行有基本的償付能力，英格蘭銀行的貸款就能允許它繼續營業，並避免以極低的價格出售資產。因此，英國避免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困擾美國的難題，即金融危機和經濟不穩定反覆出現。
和英格蘭銀行一樣，新成立的美聯儲被賦予了管理貨幣供應的關鍵角色（這一點是由金本位制決定的），並為選擇加入聯邦儲備系統的銀行（即所謂的成員銀行a）充當最後貸款人。由於只有具備償付能力的銀行才有資格向美聯儲借款，新的央行還被授權審查成員銀行的帳簿，與貨幣監理署b和州銀行監管機構（監管州特許銀行）共掌這一權限。時至今日，貨幣政策、銀行監管以及應對金融穩定所面臨的威脅是對美聯儲主要職責的一個很好的描述。
人們一直在爭論，新的央行是由華盛頓管理（正如大多數銀行家所主張的那樣），還是以一種更分散的方式給予央行地區分支機構更大的權力（中西部農民和其他擔心東部金融利益集中的人更青睞這種模式）。威爾遜支持了一項折中的方案：美聯儲將包括一個在華盛頓擁有一般監督權力的理事會，以及12個位於全國主要城市、擁有相當自主權的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美國的各大城市紛紛爭取成為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所在地，最終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克利夫蘭、里奇蒙、亞特蘭大、芝加哥、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堪薩斯城、達拉斯和舊金山設立了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儘管自美聯儲成立以來，經濟活動向西轉移，但這些城市至今仍是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所在地。（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所在的地區囊括了目前美國1/5以上的經濟活動。）
紀錄片《金錢無用：深入美聯儲》劇照。
大蕭條
總體而言，美國經濟在美聯儲成立後的頭15年裡是繁榮的，但在1929年，世界進入了一場全球性的大蕭條。大蕭條的起源是複雜的，國際金本位制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大多數國家中止後又重新被確立。戰爭帶來嚴重的通脹，交戰國家的財政出現崩潰，關鍵商品的短缺狀況不斷加劇。隨著各國戰後回歸金本位制，需要重新建立貨幣供應與可用黃金數量之間的聯繫，但是顯而易見的是，戰後世界沒有足夠的黃金，各國之間的黃金分配也不夠均衡，無法將商品和服務的價格維持在更高水平。
一種解決辦法是降低貨幣相對於黃金的官方價格，讓可用的黃金支撐更高的貨幣供應和價格水平，但在許多國家，貨幣貶值被視為與金本位制不一致。（購買政府債券的人尤其反對貨幣貶值，因為貶值會降低他們所購債券的實際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應急性措施以彌補黃金短缺的問題。例如，一些國家同意持有黃金支持的貨幣（如英鎊），而不是實際的黃金。與長期以來的做法一樣，英格蘭銀行本身持有的黃金庫存與未償還紙幣數量相比微不足道，這取決於投資者對於英格蘭銀行對金本位制承諾的信心，而不是支持英鎊的實際黃金。
然而，戰後國際政治和金融狀況仍然高度不穩定。在德國，應該支付多少賠款以及美國要求英國和法國全額償還戰時貸款的問題上的分歧加劇了這種不穩定。這些衝突反過來又動搖了人們對重建全球貨幣體系的信心，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相互信任與合作。隨著恐慌和不確定性的加劇，各國政府和投資者停止持有英鎊和其他黃金替代品，轉而試圖獲得實物黃金，這導致了一場全球性「黃金爭奪戰」，包括對各國央行持有的黃金的擠兌。隨著全球黃金短缺的狀況再次出現，金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供應和價格出現暴跌。例如，從1931年到1933年，美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下降了30%。物價水平的下跌使許多債務人破產，想像一下，當農作物價格暴跌時，農民們努力支付抵押貸款，這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崩潰，經濟也隨之崩潰。驚恐的儲戶擠兌導致美國銀行倒閉潮愈演愈烈，數以千計的小銀行關門停業，這加劇了金融危機，進一步減少了貨幣供應，反過來收緊了面向企業和農民的信貸。除了少數經濟體，大蕭條給全球大部分地區帶來了衝擊。與金本位制是經濟衰退主要原因的觀點一致，選擇或被迫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經濟恢復得也更快。
1933年，新當選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Roosevelt）總統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試圖結束大蕭條。其中兩點尤為重要：首先，羅斯福打破了美元與黃金之間的聯繫，結束了美國的通縮，使經濟得以初步復甦，直到1937年，過早的貨幣和財政緊縮導致了新的經濟衰退；a其次，羅斯福宣布了一個銀行業「假日」，關閉了所有銀行，並發誓只有那些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才會重新開業。再加上國會建立的聯邦存款保險制度可以保護小儲戶免受銀行倒閉的損失，這個「假日」有力地結束了銀行業的恐慌浪潮。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強調了貨幣體系和價格崩潰在大蕭條中的作用。在我以理事會成員的身份加入美聯儲後不久，我在弗里德曼的90歲生日聚會上致辭。我在結束講話時，為美聯儲在這場災難中扮演的角色道歉：「我想對米爾頓和安娜說：『關於大蕭條，你們說得對，我們確實那樣做了，我們非常抱歉。但多虧了你們，我們不會再犯那樣的錯誤了。』」
將大蕭條完全歸咎於美聯儲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作為相對較新且經驗不足的央行，美聯儲的確表現不佳。它在20世紀20年代的加息旨在為股市投機降溫，這導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最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它對金本位制的承諾使其無法對20世紀30年代早期破壞性的通縮做出充分的反應。而且它在遏制銀行業恐慌浪潮方面做得太少了，儘管結束恐慌一直是其創立動機之一。美聯儲未能保持貨幣或金融穩定，這使大蕭條比原本可能發生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一個有缺陷的思想框架——在金本位制不可行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金本位制——是美聯儲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未能避免大蕭條的關鍵原因。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強調，美聯儲在20世紀30年代危機期間相對被動的另一個解釋是結構分散以及缺乏有力的領導。［班傑明·斯特朗（BenjaminStrong）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頗具影響力的行長，也是美聯儲體系的實際領導人，他於1928年死於肺結核。］國會通過改革央行的組織結構來解決這一問題。作為1935年《銀行法》的一部分，它增加了美聯儲理事會的權力，減少了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自主權，形成了今天美聯儲的基本決策結構。
這些改革還增加了美聯儲相對於行政部門的獨立性，將財政部長和貨幣監理署（聯邦特許銀行的監管者）從美聯儲理事會中移除，這是一個重要的象徵性步驟，將美聯儲理事會從以前設立於財政部的辦公地點，搬到了位於華盛頓憲法大道上的一個宏偉的新總部，那裡是公共事業振興署的一個項目，對面就是一個購物中心。這座建築後來以1934—1948年擔任美聯儲理事會主席的馬里納·埃克爾斯（MarrinerEccles）的名字命名。埃克爾斯在起草1935年的《銀行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最終填補了斯特朗去世後留下的領導層空缺。與他在美聯儲的許多前任不同，埃克爾斯認識到有必要採取強有力的政府行動來對抗大蕭條，他的一些想法與凱恩斯的理論不謀而合，助力形成了羅斯福新政的基礎。
大蕭條一直持續到「二戰」時期，1941—1945年的大規模戰爭將美國經濟推向了充分就業甚至更高水平。在戰爭期間和戰爭剛剛結束之後，應財政部的要求，美聯儲將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以降低政府為戰爭提供資金的成本。戰後面對朝鮮半島新的敵對行動，杜魯門總統迫使美聯儲保持低利率。但美聯儲領導人擔心極低的利率會刺激通脹，而戰時配給制度的結束刺激了民眾對消費品的需求，通脹已經開始飆升。正如我們將在第一章中看到的那樣，美聯儲開始做出反應。1951年3月，財政部和美聯儲達成一致意見，同意美聯儲逐步取消盯住利率的政策，使其可以自由地使用貨幣政策來推進宏觀經濟目標，包括穩定通脹。這個被稱為1951年《財政部-美聯儲協議》的歷史性協議為現代貨幣政策奠定了基礎。
紀錄片《金錢無用：深入美聯儲》劇照。
美聯儲的結構
美聯儲今天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會在其1913年成立時和1935年改革時所做出的選擇。在成立之初，美聯儲由理事會和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組成。理事會的7名成員由總統提名，由參議院確認，任期為14年，實行交錯任期制。自2010年實行監管改革以來，理事會主席、副主席以及負責監督銀行監管的第二副主席也由總統提名，並由參議院確認，任期為4年。與內閣部長不同，根據法律規定，理事會成員不能因政策分歧而被總統解職，只能以瀆職或被國會彈劾為由解職，這反映出美聯儲成立時做出的妥協。從技術層面上看，這12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儘管都有公共目標，但它們是私營機構，而且每家銀行都有董事會，成員包括當地銀行家、商界人士和社區領袖。這些董事會幫助監督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運作，更加重要的是，董事們（2010年以後不再包括銀行家）選擇行長要經過美聯儲理事會的批准。
這反映了1935年的改革以及美聯儲理事會成員（與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不同）由總統任命的事實，如今理事會掌握著美聯儲大部分政策的制定權。更重要的是美聯儲負責最後貸款人政策，它設定貼現率——美聯儲向銀行放貸的利率，並決定是否啟動美聯儲的緊急貸款權。該理事會還為美聯儲監管和監督的銀行和銀行控股公司（擁有銀行甚至其他金融公司的公司）制定規則，例如資本要求a。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工作人員對銀行進行實際監管，確保所在地區的銀行遵守理事會制定的規則。
在美聯儲制定的規則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外：貨幣政策，包括設定短期利率和其他措施，旨在影響整體金融狀況，並通過這些措施來影響經濟發展。根據相關法律，貨幣政策是由一個更大的組織制定的，這個組織被稱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參加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的有19位（滿額人數）政策制定者，包括7名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12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以及美聯儲理事會和每家地區聯邦儲備銀行的工作人員。按照傳統，每年該委員會都要選舉美聯儲理事會主席作為其主席。在華盛頓的埃克爾斯大樓的理事會會議室里，委員會成員每年都會圍坐在一張巨大且鑲紅木的黑色花崗岩會議桌旁召開8次會議。主席還可以召集臨時會議，以前是電話會議，如今是視頻會議。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投票規則令人費解。在出席會議的19位委員和行長中，只有12位可以在任何一場特定的會議上投票。7位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通常也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副主席）行長可以在每次會議上投票。剩下的4票每年在其他11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之間輪換。這種複雜的設計允許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有發言權，但將多數投票權（取決於美聯儲理事會空缺）交給了由總統任命的美聯儲理事會成員。用美聯儲的行話來說，參加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的19位政策制定者被稱為參與者，而投票者被稱為成員。
美聯儲主席以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貨幣政策上只有一票投票權，但是他還有制定議程和建議政策行動的權力，再加上委員會協商一致決策的傳統，美聯儲主席在同等地位成員中成為具有高度影響力的第一人。美聯儲副主席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通常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與主席的合作十分密切。
當然，最終政府和國會通過立法確定了美聯儲的目標、結構和權力。1977年出台的《美聯儲改革法案》（FederalReserveReformAct）正式規定，國會監督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基石是履行所謂的雙重使命：國會要求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追求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的經濟目標。雖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已被寫入法律，但美聯儲的政策制定者有責任管理利率和其他政策工具，從而實現這些目標。根據斯坦利·費希爾力推的不同的觀點，美聯儲並沒有目標獨立性，它的目標是由總統和國會通過立法設定的。但它確實有，至少在原則上是有的，我稱之為「政策獨立性」，即有能力在它認為合適的時候使用它的政策工具，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美聯儲內部結構的各個方面，包括長期且交錯的理事會成員任期，總統不能因為政策分歧而將理事會成員解職的規定，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行長不通過行政任命的事實，以及美聯儲有能力從其持有的證券回報中支付運營費用，而不是依賴國會撥款等，都有助於使其免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從而能夠比內閣部門更獨立地行事，並更加關注長期結果。
紀錄片《金錢無用：深入美聯儲》劇照。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和貨幣政策
與任何銀行一樣，美聯儲也有一張包含資產和負債的資產負債表。a它有兩項主要負債：貨幣（現金，也就是眾所周知的聯邦儲備券）和銀行準備金。流通中的美元數量非常大，2021年約為2.15萬億美元，相當於每個美國人持有超過6000美元。（當然，很少有美國人持有這麼多現金。大部分為海外持有，通常是為了對沖通脹或當地貨幣不穩定的風險。）
銀行準備金是商業銀行在美聯儲持有的存款。（銀行在美聯儲金庫中持有的現金也算作準備金。）銀行不再像過去那樣必須持有準備金來滿足監管要求，但它們發現這些準備金仍然是有用的。例如，如果舊金山的一家銀行需要將資金轉移到紐約的一家銀行，它可以通過指示美聯儲將準備金從它的帳戶轉移到紐約銀行的帳戶來輕鬆做到這一點。銀行準備金還具有安全性和流動性，可以迅速轉換成現金，以滿足儲戶的需求。想要額外準備金的銀行可以從另一家銀行借入，通常是隔夜拆借。銀行間相互收取的拆借利率被稱為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FundsRate）。儘管名為聯邦基金利率，但它是由市場決定的利率。簡而言之，聯邦基金利率是貨幣政策制定者使用的一個關鍵利率。在其現代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通過實施貨幣政策來影響聯邦基金利率，儘管有時貼現率也被用來表示貨幣政策的變化。
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美聯儲主要持有的是不同期限的美國國債（聯邦政府債券）以及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將大量個人抵押貸款捆綁在一起的證券）。美聯儲持有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是由政府資助的企業（也稱GSEs）發行的。政府資助企業，如房利美（FannieMae）、房地美（FreddieMac）和吉利美（GinnieMae）是由聯邦政府創建的，目的在於促進信貸流入房地產市場。目前，政府資助企業發行的所有證券都是由政府擔保的，美聯儲可以購買並持有這些證券。此外，美聯儲發放的任何貸款，比如以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向銀行發放的貸款都算作資產。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通常會提供可觀的收入。在資產端，美聯儲從其持有的證券中收取利息。在負債端，它支付的是銀行準備金的利息，而不是貨幣現金的利息。它用部分收入來支付自身的運營費用，但將大部分匯給了財政部，從而減少了政府的預算赤字。
非常重要的是，美聯儲利用其資產負債表來執行貨幣政策決定。假設需要更高的利率來實現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經濟目標，在做出這一決定後，委員會將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水平（或是最近的目標區間）。
近年來，美聯儲通過改變兩種可管理的利率來影響聯邦基金利率，包括它為銀行在美聯儲持有的準備金所支付的利率。然而，在其現代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美聯儲通過造成銀行準備金短缺來提高聯邦基金利率，這反過來又導致銀行抬高了聯邦基金利率。為了減少銀行準備金的供應，美聯儲通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公開市場部門，使用一組被稱為一級交易商的指定私人金融公司作為代理人，將國債出售給私人投資者。隨著投資者為這些證券買單，銀行體系的準備金也出現了同等程度的下降。（可以把購買這些證券想像成給美聯儲開支票，為了支付這些支票，購買者所在的銀行必須動用它們的準備金。）隨著可用準備金的減少，銀行之間相互拆借的利率（價格）自然會上升，這正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希望的。同樣，為了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借入準備金的價格），公開市場部門在公開市場上購買美國國債，增加了銀行系統的準備金供應。其他形式的貨幣政策，包括構成量化寬鬆的大規模證券購買，也會改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
由於金融市場緊密相關，美聯儲改變聯邦基金利率的能力使其能夠更廣泛地影響金融狀況。寬鬆的金融環境會促進借貸和消費，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為了緩解金融狀況，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降低了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從而影響其他金融變量。例如，較低的聯邦基金利率通常與較低的抵押貸款和公司債券利率（支持住房和資本投資支出）、較高的股票價格（通過增加財富來增加支出）和較弱的美元（通過降低美國商品的價格來鼓勵出口）有關。為了收緊金融環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以達到扭轉寬鬆政策的效果。
今年10月10日，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公布，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菲利普·戴布維格（Philip H. Dybvig）因「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而獲獎。
三大經濟發展因素
正如鮑威爾領導的美聯儲對疫情的反應所顯示的那樣，自1951年《財政部-美聯儲協議》使美聯儲得以追求宏觀經濟目標以來，美聯儲的工具、政策框架和溝通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本書的統一觀點是，這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經濟理論或美聯儲正式權力變化的結果，而是三大經濟發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三種發展因素結合在一起塑造了美聯儲如何看待自己的目標和它所受到的約束。
首先是通脹行為的持續變化，特別是通脹與就業的關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一直深受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看待通脹和勞動力市場之間關係的嚴重影響。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策制定者既錯誤地判斷了這種關係，也沒有考慮到經濟學家所謂的「通脹心理」造成的不穩定影響，這兩個失誤導致了長達15年物價的快速上漲——「大通脹」。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沃爾克和格林斯潘的領導下恢復美聯儲對抗通脹的信譽帶來了重要利好，在此期間，控制通脹成為美聯儲政策策略的核心。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在隨後的幾年裡，通脹行為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通脹和失業之間的關係明顯減弱。2000年以後，貨幣政策制定者認識到通脹既可能過低，也可能過高。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的政策策略，比如鮑威爾主席領導的美聯儲在2020年
8月提出的新框架。2021年，儘管就業人數仍遠低於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但新冠肺炎大流行後，與經濟重新開放相關的短缺和瓶頸引發了通脹急劇上升。為什麼通脹行為（包括它與就業的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這對貨幣政策和經濟都會有哪些影響？
其次是正常利率水平長期下行。部分原因是由於較低的通脹，即使在貨幣政策沒有對經濟實施進一步刺激的情況下，總體利率水平也比過去低得多。更加重要的是，這縮小了美聯儲和其他央行在經濟低迷時期通過降息來刺激經濟的範圍。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是這樣，在2020年又是如此。隨著一場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經濟停擺，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但經濟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在短期利率仍相對接近於零的情況下，美聯儲和其他央行如何支撐經濟？它們已經使用了哪些工具，實施效果如何，將來會使用哪些新工具？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和稅收在穩經濟中應該發揮什麼作用？
最後一個長期發展因素是系統性金融不穩定風險的增加。美聯儲的成立是為了幫助保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性，避免出現危及經濟的恐慌潮和崩潰。在大蕭條期間，它未能做到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金融穩定面臨著周期性但最終有限的威脅。然而，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嚴重的金融不穩定並不是歷史上的罕見現象，也不是只有新興市場才會發生的事情。即使是在最發達的經濟體和最複雜的金融體系中也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並造成可怕的破壞。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當時我擔任美聯儲主席）迫使美聯儲開發了防範金融不穩定的新工具，而在2020年3月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美聯儲進一步擴大了應對危機的工具箱。更多的不穩定性也推動了重大的改革和對金融體系更加深入的監管。這些措施夠了嗎？還能做些什麼呢？如果有的話，貨幣政策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考慮金融穩定風險？
這三個因素主要是經濟上的，但是理解美聯儲的政策選擇還需要關注政治因素和社會環境。決定美聯儲政策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該機構保持的獨立性。正如我們看到的，美聯儲結構中的一些方面，如長期理事會成員任期和預算自主權等，促進了政策的獨立性。而另一方面，國會可以在任何時候改變美聯儲的結構和權力，美聯儲的民主合法性要求它回應通過立法和行政部門所表達的民意。體現央行獨立性的現代案例是什麼？央行應該在什麼時候與財政部或政府的其他部門合作？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該更加協調嗎？美聯儲是否應該在追求更廣泛的社會目標方面發揮作用，比如減少經濟不平等或減緩氣候變化？
這裡提出的關鍵問題不能進行抽象回答，只能通過理解這些問題的源頭和美聯儲制定政策的歷史背景來回答。這本書從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著眼於美聯儲政策的演變，從戰後早期到現在，美聯儲需要應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第四部分具有前瞻性，通過借鑑美聯儲以往的經驗教訓，來思考當前的爭議以及美國貨幣政策和維護金融穩定政策的未來前景。
文/本·伯南克
整理/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