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紀錄片獎由《6號女人：音樂把我拯救》獲得。片子的主人公是已經109歲高齡的音樂家愛麗絲·索莫。那些唯美的音符從一雙蒼老的手指間流水般滑過，透過舒緩的音樂，似乎可以融化掉世界上所有的恩怨、離散、苦痛，僅用七個音符就把整個世界聯繫在一起。
014年2月23日，110歲的愛麗絲在倫敦逝世，是活得最久的二戰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做為一個死裡逃生的女人，在多年的牢獄生涯中，她堅持每天彈奏鋼琴，甚至多次舉辦監獄音樂會，用十根手指點燃整個民族的希望。
在集中營里，她住在6號牢房。那是1943年，一起被送進了特萊西恩施塔持集中營的還有她6歲的兒子、母親以及丈夫。所有的侵略者都要展現仁慈博愛的一面，為了展示「集中營是猶太人生活的新家園」，納粹允許在入獄之前就已經名聲在外的索莫在監獄裡舉辦演奏會，而「除了鋼琴，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讓那時的我對生命和自由的期待成為我和難兄難弟們樂觀堅持的理由。集中營里到處充斥著死亡的味道，但我覺得，只要還讓我們演奏音樂，一切就不會很糟糕。」
兩年的時間裡，索莫一共演奏了150場音樂會，平均五天一場，其餘的時間除了在納粹的淫威下幹活工作之外她就排練，每天都要和她的鋼琴單獨呆上很久。「音樂是唯一能幫助我們保持希望的東西，它讓我快樂，也給孩子們安全感」，而她的獄友說：「她的音樂讓我們回憶起過去的美好，也對未來可能重新回歸的生活有了一絲希望，整座集中營每天最期盼的就是6號牢房裡的音樂響起，無論多苦多累，音樂一響，世界就變得安靜和美好。」
很多納粹軍官人也厭倦了那種一成不變且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戰爭，每當索莫彈琴的時候，甚至連那些原來兇殘的納粹軍人也變得開朗慈善起來，他們「甚至偶爾會對那些低頭幹活的猶太人說，歇歇手，聽，索莫又彈錯了一個音符。」漸漸的，監獄裡驅趕打罵的事件越來越少，兩個原來勢不兩立的群甚至有一點點和諧的味道。演奏會上，納粹軍人們會坐在前排，那時候他們不穿軍裝，也常常會興致高漲的時候把手裡的零食推給後面站著的猶太犯人們吃。雖然兩個人群之間著不同的信仰和使命，但是音樂讓他們有了共通的語言，「他們不再總是揮著皮鞭，太陽很好的時候他們就站在一邊和我們說起家鄉的故事，雖然我們還是出去幹活。」
音樂的偉大就在於拯救心靈，甚至給予希望。索莫和她的獄友們在音樂的陪伴下樂觀地堅持到了走出集中營的一天，雖然曾經遭受到公的待遇甚至是隨時可能摸得到死亡的手，但是索莫從不怨恨，音樂教會了她寬恕，《洛杉磯時報》說：「她的偉大不僅僅因為坐在6號監獄房間的長凳上彈出了美妙的音樂，更因為她從不帶著慍怒回首往事。」
在拍這部紀錄片的時候，那些德國記者攝製組去採訪索莫的時候原以為她會暴跳如雷歷數當年德國的罪行，他們小心翼翼地敲門，「我們可以進來嗎？哦你看，很不湊巧，我們是德國人。」，索莫帶著那種鄉下老婦人慣有的慈愛的笑請他們進來，熱情地招待他們喝茶：「恨有什麼用呢？我從來不恨，念念不忘的仇恨只能帶來更多的仇恨而上帝教會我們寬恕。對，貝多芬就是我的上帝和宗教。」
攝製組的人都說，「索莫的樂觀就像一種病毒，『傳染性』極強。當你走出她的公寓，就好像剛從心理諮詢室出來一樣，她會讓你感覺非常棒， 她相處幾個小時可能成為這一天發生在你身上最美好的一件事。」
是的，沒有什麼可以摧毀她的快樂，甚至當2001年6月，當年和她一起被關進集中營里的唯一的兒子（受到母親的薰陶，兒子也是位極富盛名的音樂家，和母親不同的是兒子熱衷於大提琴）死於場巡迴演出回來的路上後，索莫也並沒有太多的悲傷，她說，「這也不錯，我還是要感謝貝多芬，我的上帝，讓我的兒子不必承受太多的年老體衰之苦。」
每當有人請她演講，索莫都會重複一段話：「生活的好與壞，並不是取決於生活，而是取決於我自己，取決於我；任何事情的好與壞，我知道壞的一面，但是我選擇去看好的那一面。這裡面其實是我的音樂在一直支撐著我。」的確是這樣，其實早在1986年，83歲 索莫就已經被診斷為乳腺癌，但是她直到99歲才中斷了每天一千米的游泳。忘了說，她並不富有，家裡除了一架保養得極其精細的鋼琴就只有一個大游泳池讓她鍾意；106歲時她還每周兩次去老年大學上課，在她最後一次因為發病不得不住進醫院的前兩在，鄰居們還是每天早上十點準時聽到旁邊那個安靜的小院裡響起琴聲。
在她簡短的遺言裡，她說，「當你樂觀，你的身體放鬆；當你悲觀，你的身體也不自然。當你對別人良善，別人也對你這樣。當你付出，你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