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之禍是漢武帝在位後期發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巫蠱為一種巫術，當時人認為使巫師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於地下，詛咒所怨者，被詛咒者即有災難，此事件牽連者達數十萬人，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相繼自殺，國本動搖，那麼巫蠱之禍為什麼會爆發？漢武帝的態度究竟是什麼？
巫蠱之禍的爆發其實與三個人關係最為密切，分別是漢武帝劉徹、江充、劉屈氂，但是三者的目的並不相同。巫蠱之禍是由武帝朝晚期三大矛盾糾纏在一起導致的，包括皇權與外戚的矛盾、衛氏外戚和李氏外戚的矛盾、以及酷吏政治帶來的緊張政治氛圍對巫蠱事的催化作用。
首先說漢武帝，有一種觀點認為巫蠱之禍是武帝藉由打擊衛氏外戚的手段，客觀上，巫蠱之禍的確打擊了衛氏的勢力，然而與其說是武帝「主動」發動巫蠱之禍打擊衛氏，不如說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下，武帝「默許」了對衛氏的攻擊，其晚年的迷信與巫蠱事本身仍然是最為直接的原因。
儘管武帝與衛青、霍去病堪稱一代君臣模範，但是關於武帝與衛氏的關係並沒有常規理解的那樣融洽。
在霍去病去世的同一年，他曾上《請立皇子為諸侯王疏》，其目的在於使各個皇子遠離京師，保障衛太子的地位。該疏得到了朝堂重臣的響應，列名的大臣中包括當時的丞相莊青翟以及張湯、任安、公孫賀，值得一提的是，公孫賀與任安先後死於巫蠱之禍中。
而武帝對此的態度十分值得玩味，他起初一再表示推脫，表示只將諸子立為列侯即可，君臣之間反覆上疏下詔六次，最終武帝決定「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在這一事件中，霍去病直接干涉武帝的家事，並且引來朝中重臣的支持，武帝或許正是由此對衛氏的實力產生了忌憚。
在衛霍先後去世後，衛氏外戚難稱順遂。在衛青去世後的第二年，其兩子衛直、衛不疑便因酎金案失爵。而其長子衛伉更是命運多舛，先是被免爵位，發為城旦，後死於巫蠱之禍：
元鼎元年坐矯制不害，免。
闌入宮，完為城旦。
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可見，在霍去病、衛青先後離世後，衛氏外戚與武帝的關係迅速降溫，朝中重權被轉移給李廣利為主的李氏外戚。雖仍稱衛氏外戚，但衛霍子弟在朝中仍受重用的卻幾乎絕跡，整個婚姻網絡中權力最重的實為丞相公孫賀。
武帝的做法也並非針對衛氏，因為即位以來武帝一直著力維持外戚平衡，竇嬰、田蚡的興起與衰落都離不開武帝的政治策略，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夠理解武帝「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背後敲打衛氏的政治含義。
武帝從來不信任任何一個外戚，衛青、霍去病的子弟也不例外。
而在巫蠱之禍中，武帝本人的確是參與其中的。先是公孫賀案中「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而在江充介入後，其曾明確告知武帝：
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
因此武帝對於江充的動向是充分了解的，也顯然能夠預見衛氏可能遭受打擊，當江充直指衛氏後，武帝的態度更為明確：
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巫蠱之禍中，武帝並非完全處於被蒙蔽的狀態，他默許甚至助長了江充對於衛氏的打擊，武帝與衛氏的關係，遠遠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親近，然而關於武帝的態度，仍有兩點說明。
第一，武帝默許了對衛氏的打擊，不代表武帝主動製造了巫蠱之禍。從材料來看，巫蠱之禍仍然是由江充主動發起的，而就武帝個人而言，其主要呈現出一種「樂見其成」的態度，這一方面是由於其晚年的迷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衛氏作為外戚，與皇權之間存在的天然芥蒂。
第二，武帝的默許僅僅針對衛氏外戚，並無直接證據說明武帝真正的打擊目標是衛太子本人，更沒有證據標明武帝打算藉由巫蠱之禍更換後嗣或者改弦易轍。關於這一點從巫蠱之禍後武帝的瘋狂報復中便可看出，在這場政治災難中，沒有贏家。
縱觀武帝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生涯，無論是此前打擊竇嬰、田蚡，還是其後對劉旦、鉤弋夫人的處理，倘若武帝真的有心摧毀一股政治勢力，他完全會採取更為直接的做法，而無需以巫蠱作為掩飾，以至於「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其次說劉屈氂，或許是出於打壓衛氏的目的，武帝朝後期開始重用李廣利，而李廣利又與劉屈氂結為婚姻之好，由此形成了以李廣利、劉屈氂為核心的李氏外戚，並與衛氏矛盾不斷。最為明顯的，就是巫蠱之禍發生一年之後，李廣利正式向劉屈氂建議擁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劉髆：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此外，在巫蠱之禍的過程中同樣有材料暗示了衛氏與李氏的矛盾：
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
由此可見，衛太子在斬殺江充後的第一反應便是主動發兵丞相府，而在巫蠱之禍前期的過程中，並未看到李氏直接參與的證據。換句話說，正是基於衛氏與李氏長期以來的矛盾，衛太子斷定此事必出於李氏之手，進而向劉屈氂所在的丞相府發兵。
除此之外，李廣利逃亡匈奴後，匈奴單于以此事向漢使者發難，漢使者如此解釋此事原委：
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鬥，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
可見，在當時人看來，衛氏外戚與李氏外戚之間的矛盾是的確存在的，並且是巫蠱之禍中三種矛盾里最為明顯的。李氏外戚與衛氏外戚之間的矛盾直指太子之位，因此無論李氏基於何種原因被牽扯其中，他們的目的一定是除掉衛太子本人的，這也是他們與武帝的最大不同。
最後看江充。作為武帝朝的一大特色，酷吏政治所帶來的緊張政治氛圍，的確催化了巫蠱之禍的發展，武帝用酷吏政治造就了一台高速運轉的官僚機器，而到其晚年，這台機器已經開始脫離武帝運轉了。
換句話說，對巫蠱的篤信或許本身僅僅出於武帝自身的迷信，然而進入酷吏政治的語境之後，巫蠱才真正超出了一般的個人認知維度，轉變為一種普遍性的政治災難。當江充主動以巫蠱事向武帝進言後，「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這顯然超過了一般的政治鬥爭，涉及到西漢社會的方方面面。
與之相關，江充之所以與太子有隙，進而想要以巫蠱之禍除掉衛太子，同樣是源於酷吏政治文化：
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江充奉行法令，不惜頂撞太子，正是由於武帝對於此種酷吏行徑的讚許。而衛太子作為王國的繼承人，仍需向江充低頭，同樣是出於對武帝本人的畏懼。江充與衛太子之間的矛盾，與商鞅與惠文王的矛盾如出一轍，在法律極度苛刻的政治氛圍下，任何政治行為都是高度緊張，不留餘地的。
如果巫蠱事發生於一個政治寬鬆的時代，其發展顯然不會如此猛烈，江充等人不會想到利用皇帝的個人迷信製造政治災難，而衛太子也不會因為害怕「前車之鑑」走上起兵反叛的道路，正是武帝朝這種緊張的政治氛圍造就了巫蠱之禍。
由此可以看出，三者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認可並期望巫蠱之禍的發生，但是其追求的結果和目的不盡相同，武帝所認可的只是打擊衛氏外戚，但是江充和劉屈氂所期望的卻是徹底消滅衛太子，正是這裡的區別造成了衛太子的悲劇。
就此而言，巫蠱之禍是由於武帝晚年的迷信所引發，在武帝默許下對衛氏的攻擊，但是在具體執行中，主要矛盾轉變為江充、李氏外戚與衛太子一系的矛盾，其追求的目標也從打擊外戚升級為徹底消滅太子黨，情況脫離了武帝的控制，最終導致了衛太子的悲劇。
在這一過程中，唯一可以辨識的「政治集團」只有衛氏外戚和李氏外戚，儘管如此，皇權與外戚的關係，以及酷吏政治文化對於巫蠱事的催化作用，的確是武帝朝晚期客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而對武帝而言，巫蠱之禍最為重要的轉折點就是衛太子拿起武器發動兵變，到了這一刻巫蠱之禍所有的性質都變了，此前所有的一切都可解釋為武帝朝後期存在的種種政治矛盾，但是當衛太子拿起武器的那一刻，對於武帝而言，他就是在叛亂。
一切，都回不去了！
壺關三老對武帝的上疏情真意切，請求武帝「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然而武帝看過之後，卻只是「書奏，天子感寤。」
即使有再多感悟，也已經回不了頭了。
正是因為巫蠱之禍的結局遠遠超過了他的想像，武帝對於太子的敵對勢力採取了近乎瘋狂的報復措施，韓說之子與江充、蘇文全族被誅，捉拿太子的屬吏和太守同樣被族滅，莽通、莽何羅似乎意識到了武帝的報復，意圖率先行刺，事敗被誅，丞相劉屈氂被腰斬於東市，李廣利妻子被捕，因此李廣利倉促出擊匈奴兵敗後投降，後來在衛律的運作下被殺。
可是，即使如此，又能怎樣呢？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修建思子宮看似是為了撫慰動盪的民心，但是在裡面，卻是這世上，最孤獨的老人，不知道在聽到皇曾孫尚存時，武帝會不會夢見許多年前，自己與太子嬉戲的情景，就像這世上，最普通的父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