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7年，距離嘉靖帝駕崩還有十年，當時的中國發生了兩件事，一是葡萄牙人以每年500兩白銀的租金獲准在澳門居住經商；另一個是浙直總督胡宗憲以招安為名，誘殺了大海盜首領王直。
只允許海外藩國與朝廷官方開展貿易，嚴禁民間私自出海是明朝嘉靖帝之前的國策。從太祖朱元璋時期開始，明朝就實行嚴格的海禁，制定了「正犯梟首示眾，全家發邊充軍」的嚴刑峻法。
到了嘉靖年間，江浙閩粵等沿海數省半商半盜的豪強林立，海商為對抗官兵的圍剿，組織武裝走私集團，王直就是其中顯赫一時的領袖人物。明朝幾乎動員了全國的力量，才勉強將這股民間海洋勢力暫時壓制。
與此同時，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卻資助冒險家主動出海尋找財富，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從現代人的角度看來，雙方對待海洋的不同態度，成為西方崛起、東方暗弱的歷史轉折點。
重要的不是我們看到現象，而是內在的原因。嘉靖之後，隆慶帝登基不到一個月就宣布解除海禁，大明王朝並沒有因此迎來命運的轉折，因為真正糾纏這片大陸的是一個我們至今仍然沒有擺脫的來自海洋的噩夢—貨幣。
01 大明王朝的鑄幣貿易
嘉靖三十九年，為彌補日益擴大的財政虧空，內閣首輔嚴嵩提議將浙江現有農田的一半改為桑田，以增產二十萬匹絲綢銷售到西洋諸國換取白銀。雖然這一段史書上沒有記載，但的確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
明朝初立時，土地荒蕪，民生凋敝，百廢待興。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明朝的經濟逐漸從戰亂破壞中恢復過來，但是另一個難題很快出現了。由於歷朝歷代多使用銅錢，銅礦開採過度，鑄錢用的銅不夠了。
為了應對這個問題，洪武七年，朱元璋下旨設置寶鈔提舉司發行紙幣大明寶鈔。不過當時的人金融學知識不夠，朝廷印起錢來又沒有節制，導致大明寶鈔迅速貶值。從洪武八年（1375年）到正統九年（1465年）一貫寶鈔值1000文銅錢貶值到了4文銅錢。等到嘉靖十四年（1335年），1000貫寶鈔才能換3文錢。
於是民間紛紛拋棄紙幣，私下使用金銀來交易。但不幸的是，我國雖然地大，金銀等貴金屬礦藏資源卻非常匱乏。而大致同一時間，日本的島根縣發現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銀礦—石見銀礦，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也發現了儲量巨大的銀礦。
當時的世界局勢是明朝生產力強、物資多、白銀生產量少，長期處於銀荒的狀態；而明朝海外的世界物資奇缺，但白銀生產量大，這就造成白銀在明朝內外的購買力有了天壤之別。這也是嘉靖選擇用本國絲綢從海外換取白銀的時代大背景。我們熟知的鄭和下西洋並非單單是炫耀國力，更重要的還是為了換取海外廉價的白銀。
據明朝《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等記載，鄭和率領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隨行，滿載絲綢和瓷器，交換當地的金銀珠寶、象牙、龍涎香等奢侈品。據田培棟在《明朝前期至中期財政儲存研究》給出的數字，不包含象牙、寶石等實物。鄭和七次下西洋共獲黃金七十二萬七千餘兩，白銀一千兩百七十六萬餘兩。要知道，在明朝國力強盛的嘉靖年間，每年朝廷的財政收入也只有兩百萬兩白銀左右。粗略估計，鄭和每下一次西洋就相當於當年的財政收入翻了一番。
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明成祖有了這筆額外的財富支撐，才完成了五次親征蒙古、攻占交趾、修京杭運河、編永樂大典等耗資巨大的項目，補救了大明寶鈔貶值帶來的危機。鄭和下西洋既不是明朝為了耀武揚威進行的勞民傷財之舉，也與正常的國際貿易性質不同。因為當時的明朝對其他地區生產的產品，需求很小。鄭和下西洋更像是一種特殊的鑄幣過程，借用少量的絲綢、瓷器換取金銀等貴金屬帶回國內，相當於增發了新的貨幣。
因此鄭和船隊的每一艘寶船本質上相當於一台印鈔機。而誰掌握大明的海上貿易通道，就相當於掌握了王朝的鑄幣權。如果人人都可以參與到這個過程，就相當於誰都有權發行貨幣，國家很快就會面臨通貨膨脹。壟斷鑄幣權才是明朝堅決禁止民間進行海外貿易，只允許海外藩國與官府交易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暴利的驅使下，沿海各地豪強盜賊四起，海禁松則為商，海禁嚴則為盜，走私貿易屢禁不止。
隨著嘉靖末年朝廷對地方控制力的下降，新繼位的隆慶帝認為「堵不如疏」，決定有限地開放商埠，允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再由官府對商戶進行徵稅。但實際上此前舉全國之力都控制不住民間走私活動，放開只會讓走私貿易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徵稅更是無從談起。雖然白銀的大規模流入造就了明朝一時的繁榮，但也同時意味著明朝失去了對貨幣的控制權。一個不產白銀的國家卻以白銀作為主要流通貨幣，這等於將國家貨幣主導權拱手讓給他人，最終付出代價的將是整個大明王朝。
02 扭轉中西財富對比的金融災難
塞維亞是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座內陸城市，四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繁華的內陸港，從這裡坐船沿著瓜達爾基維爾河行駛80公里就可以直通大西洋。塞維亞於1503年被西班牙視為管理美洲新大陸貿易的總部，在大約一百年間，這裡是唯一一個被授予皇家壟斷權的港口，西班牙殖民者將掠奪來的金銀運到塞維亞，全世界的商人則為了交換金銀，將各種緊俏的貨物運到這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東方的瓷器和絲綢。
由於殖民地基本商品的生產能力不斷提高，減少了進口需求，在整個十七世紀，殖民貿易量開始下降。瓜達爾基維爾河的淤積也讓塞維亞港口的運轉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從1618年開始，歐洲陷入了三十年戰爭，這是歐洲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最具破壞性的衝突之一，大約有四到八百萬士兵和平民死於戰爭、饑荒和疾病，最終導致了西班牙帝國的衰落，並影響到東西方的貿易。
1620年之前停泊於菲律賓馬尼拉的明朝商船每年多達四十餘艘，到了1629年便降為六艘，此後更是幾乎停頓。同一時期，日本的德川幕府也頒布了鎖國令，這些綜合因素導致輸入到中國的白銀大大減少。
此時距離「隆慶開關」才過去半個多世紀，依靠海外貿易，世界白銀生產量的約三成流入了大明王朝。在人口密集、商業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充足的白銀流入市場，導致糧食的價格不斷上漲。
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米價從一石0.3兩增長到1.2—1.5兩，國際貿易量的突然萎縮導致江南地區的紡織業迅速衰落。從1642年到1644年，松江地區棉花的價格跌至原來的八分之一，棉布商人破產，幾近絕跡。以紡織業為生的百姓更是無法承受高價的糧食而走投無路。同時由於手工商業的萎縮，市場上流通的白銀無處可去，商人開始搶購和囤積糧食，導致糧價進一步上漲。
崇禎年間，江南地區的糧價一度漲到一石3—5兩，並引發了全國性的糧價上漲。在商業不發達的內陸省份，貧困的居民最先承受了糧價上漲帶來的壓力，這構成了明朝末期農民起義連綿不絕的經濟大背景。另一方面，明朝低效的稅收體系導致白銀大量囤積在官商手中，朝廷財政日益入不敷出。
崇禎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揮軍北上，一路勢如破竹。二月，崇禎帝下詔，懇請文武百官、外戚、勛貴捐款救國，最後只得白銀二十萬兩。三月，李自成破城入京，大搞追贓助響查抄家產，共得白銀7000萬兩，奇珍異寶無數。大明王朝對外無法控制白銀的供應量，將貨幣主導權拱手讓於外邦；對內政令不通，吏治腐敗、豪強藏富導致國家羸弱終至身死國滅。
明朝以國運的代價證明海禁不可取，但開海後依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這也僅僅是開始。隨著歐洲各國先後放棄了金銀複本位，轉向金本位，中國幾代人積攢的海量白銀瞬間大幅貶值，一場徹底扭轉東西方財富的金融災難悄然來臨。
03 金融主導權喪失導致中國近代的大災難
1661年順治帝去世，指定索尼等四人為輔政大臣。四輔臣初掌權後，發現江南地區嚴重拖欠錢糧，責令地方官追繳。3月4日，以著名文人金聖歎為首的一百餘名士子聚集在蘇州文廟哭喊不已，譴責本地知縣任維初暴力徵收錢糧，屠戮鄉里。江蘇巡撫朱國治將13517名拖欠錢糧的地方士紳登記造冊送往京城。朝廷派欽差到江南地區處置鬧事人員，最終金聖歎及十七人被處斬，其餘人被褫奪科舉功名，財產充公。這是清朝中央政府與江南地方精英的第一次正面對抗。
清朝通過強力高壓的方式勉強制約了地方士紳的免稅特權。雍正推出的「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進一步廢除了官員地主的免稅特權。清朝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由於清王朝疆界範圍內缺少真正的長期地緣政治對手，沒有進行徹底變革的緊迫性，些許變革仍然屬於古代傳統治理框架內的改良，沒能解除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根源，同一時期的歐洲則醞釀了一次截然不同的改革。
十七世紀，歐洲各國金幣、銀幣同時流行，實行的金銀複本位，在這種制度下，一旦官方金銀兌換比率偏離市場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金幣和銀幣之間的套利機會，從而破壞貨幣體系的正常運轉。而市場交易中的金銀兌換比率是由各國的市場供需關係決定的，會隨時波動。比如十七世紀九十年代，一些商人從英格蘭換取標準銀幣，然後將銀幣融化出口到歐洲大陸的國家兌換金幣，再將這些金幣運回英國換取更多銀幣，如此循環很快就能讓英國面臨銀幣短缺、金融秩序混亂的問題。
在歐洲複雜的國際關係和貿易環境下，英格蘭反覆受到這一問題困擾，但同時也給了他們不斷進行貨幣體系改革的動力。第一個認識到其中核心關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艾薩克.牛頓。1699年12月，牛頓升任皇家鑄幣廠廠長，開始參與貨幣政策的制定。英格蘭財政部要求牛頓對當時混亂的貨幣市場做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
1717年9月，牛頓向英國議會提交了一份著名的文件《關於歐洲通貨中金銀價值問題的報告》，系統闡述了金銀價格相對關係如何導致了種種貨幣亂象。12月，參照牛頓的報告，英國議會宣布將一單位（1金衡盎司）「標準金」的法定價值定為3英鎊17先令10便士，而此後英國的金幣鑄造都是根據這一數字而定的，這意味著英鎊的價值今後將與黃金直接掛鈎，銀幣實際上淪為輔助貨幣。
1816年，英國推出《金本位法案》，規定任何人都可以將舊的、磨損的銀幣送往鑄幣廠，按照面額兌換新的銀幣。也就是說決定銀幣價值的是它的面額不再是實際含銀量。這為紙幣成為法定貨幣鋪好了道路。
三年後，《皮爾條例》獲得通過，條例規定紙幣可以按每盎司黃金3英鎊17先令10便士的價格兌換實物黃金，英國正式邁入了金本位制。這套制度在接下來的兩百年中運轉良好，英鎊也成為國際貿易結算業務中最受歡迎的貨幣，在國際金融業占據了統治地位。
隨著歐洲各主要國家實行金本位制，各國紛紛拋售白銀以換取黃金，銀價不斷下跌，中國數百年來用辛苦生產物資兌換來得的白銀瞬間大幅貶值，並且在此後的七十多年中，清政府連續簽下38個不平等條約，並一度被迫同意將白銀按市價折合為黃金支付巨額賠款，成為近代中國人百年沉重負擔的來源與恥辱。
直至今天，我們仍然需要將辛苦勞作生產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海洋的另一邊，只是曾經的實物白銀轉換成了更加虛無縹緲的美金。但這一次我們既不會逃避，更不會放任，而是要直面海洋，發展出能夠征服它的力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