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一系列的軍事政變和恐怖事件，使政黨勢力節節敗退，軍部勢力不斷上升，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驅使下不斷走向戰爭。特別是在「統制派」已經執掌陸軍主導權的情況下，軍部勢力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推進戰爭體制的發展。
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認為，國家的統治權屬於國家法人，天皇只是作為它的最高機關行使其統治權。這種學說是對「天皇主權說」的批判，是立憲政治的憲法基礎，也是政黨政治與軍閥政治進行鬥爭的憲法武器。
在1935年春召開的議會中，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在議會全體會議上公開攻擊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是叛逆思想。以此為開端，軍部與右翼勢力聯合起來對「天皇機關說」發起進攻，政友會也在眾議院向議會提出「國體明徵決議案」。
這時的爭論已經完全政治化，軍部和右翼勢力的目的在於，通過否定「天皇機關說」，來徹底清除政黨政治的思想基礎，打擊以元老西園寺公望為首的重臣政治勢力，藉助天皇神權，強化法西斯意識形態。
最後政府不得不公開發表否定「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徵」聲明，並且開始禁止美濃部達吉著作的出版與發行。美濃部達吉本人也被迫辭去了貴族院議員，後來還受到反對者的開槍襲擊，身負重傷。
軍部勢力通過摧毀「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徵運動」，以天皇絕對主權為盾牌，根除了政黨政治的思想基礎，在社會中強化了天皇專制思想，從意識形態上強化了法西斯統治，並且打擊了對軍部構成掣肘的政治權力集團，迫使內大臣牧野伸顯和法制局長金森德次郎分別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先後辭職，從而進一步強化了軍部的政治地位。
在陸軍和右翼勢力聯合圍剿「天皇機關說」的同時，「統制派」為獨攬陸軍大權，推行總體戰的戰略，加緊了對「皇道派」的排擠和打擊，陸軍內部「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對立和鬥爭開始不斷激化。1934年1月，「皇道派」的首領荒木貞夫被迫辭去陸相後，繼任的是曾任朝鮮軍司令官，號稱「越境將軍」的林銑十郎陸軍大將。
隨著荒木的辭職，「皇道派」所推行的急進的「國家改造運動」受到壓制，這給「皇道派」青年軍官以很大的刺激。荒木辭職後，陸相林銑十郎又在1935年7月罷免了深受青年軍官推崇的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陸軍大將，激起了「皇道派」青年軍官的憤怒。
8月12日，「皇道派」軍官相澤三郎中佐在軍務局長室刺殺了「統制派」首領永田鐵山陸軍少將。「皇道派」認為罷免真崎甚三郎的真正元兇是「統制派」首領軍務局長永田鐵山，永田是真崎事件的幕後操作者。至此，兩派的對抗達到頂點。「皇道派」與「統制派」的這種對抗既有派系的權力之爭，亦有兩派各自策略手段的激烈衝突。
就在相澤三郎為自己「不能一刀就結果了永田，作為一名劍道能手，我對此深以為恥」的時候，「皇道派」製造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1936年2月26日清晨，厚厚的積雪覆蓋著整個東京，少有的嚴寒仿佛將一切都凝固了起來。陸軍大尉野中四郎、安藤輝三、香田清貞以及坂井直、河野壽等十餘名陸軍軍官率領步兵第一、第三聯隊的1,400餘名士兵，荷槍實彈，從位於皇宮外西側三宅坂的第一師團駐地出發，踩過空曠黑暗的街道，兵分七路，秘密前往首相官邸和政府要人的住宅，執行大規模武裝暗殺的「天誅風暴」行動。
第一批暴亂部隊在中橋基明中尉和炮兵學校學生中島莞爾少尉率領下，首先闖進了不修邊幅鬍鬚滿面的日本理財聖誕老人、81歲的藏相高橋是清的臥室。他因反對上一年的大筆軍費預算而招致法西斯分子的憤恨。暴亂士兵掀開他的床單，然後高呼「天誅」，高橋剛睜開朦朧的雙眼，便中了三槍，挨了兩刀，命赴黃泉。
第二批部隊在步兵第三聯隊第一中隊長坂井直中尉的帶領下，衝進了內大臣、海軍大將齋藤實的住宅。儘管士兵們未能割斷齋藤的喉管，但也使他飽嘗了47顆子彈而亡。
另一批則在安藤輝三大尉的率領下，直奔侍從長鈴木貫太郎海軍大將的住宅。當68歲的侍從長要來者講明來意的時候，他聽到的只是「閣下，沒時間了，我們要開槍了」。三發子彈未能結束侍從長的性命，有人要求再補一槍，鈴木夫人撲倒在丈夫身邊高喊：「別再打了，對老人你們也下的去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由於鈴木夫人是當時著名的教育家，還是昭和天皇的保姆，是天皇視若比親生母親還要親的人物，士兵們沒人再敢動手，就離開了鈴木的官邸。在海軍航空本部長山本五十六中將的積極協助下，這位槍口餘生的海軍大將脫離了危險，並在後來主持了日本帝國的葬禮，擔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最後一任首相。
當侍從長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時候，首相岡田啟介被他的秘書官、也是他的妹夫松尾傳藏救了出來而活命，松尾傳藏則被暴亂士兵誤認為是首相而遭到殺害。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陸軍大將則被割斷了喉管。原內大臣牧野伸顯由於及時逃脫，而免得一死。隨即暴亂部隊襲擊了朝日新聞社，占領了首相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國會大廈、警視廳等政治、軍事中心。這就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二·二六」事件。
領導這場暴亂的主要是受到北一輝和西田稅等國家改造論思想影響的陸軍青年軍官。他們採取這次行動主要目的，是想在政治上一舉實現由天皇獨攬大權，建立起由「皇道派」實際統治的軍部獨裁政權，實現徹底的國家改造，再一次實現「昭和維新」。
釀成「二·二六」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還是昭和以來不斷加劇的社會經濟危機和政治動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政黨內閣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採取擴大壟斷組織、強化資本集中的「產業合理化」政策。結果大財閥吞併中、小企業，大批中、小企業紛紛倒閉，城市失業人口大量增加，特別是農村危機日益突出。隨著危機的加深，廣大民眾與壟斷財閥以及代表壟斷財閥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之間的矛盾愈來愈突出，社會動盪日趨激烈，這既是「昭和動盪」形成的基本原因，也是「二·二六」事件爆發的社會起因。
與「五·一五」事件相類似，「二·二六」事件同時受到軍部上層推動的「國家改造運動」的影響，如「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但不同的是，對發動「二·二六」事件的青年軍官產生直接影響的是農村貧困化問題。日本軍隊的士兵大多來自農村，士兵家庭的悲慘生活直接衝擊著下級軍官，使他們對社會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對現實充滿危機感，這是「二·二六」事件產生的直接原因。
此外，促發「二·二六」事件還有一些具體事件，那就是第一師團出征。傳說暴亂部隊所在的第一師團已內定將在同年的3月被派遣到中國東北地區，這對日俄戰爭以來從未派出過的第一師團也構成一個不大不小的衝擊。第一師團是皇道派的大本營，為了不失去最後的機會，所以才決定在出征前斷然採取行動。另外，陸軍內部「統制派」與「皇道派」的爭鬥、「統制派」對「皇道派」的攻擊與排擠也是事件爆發的具體原因，特別是「相澤事件」後，雙方的對立達到白熱化，這對「皇道派」青年軍官發動大規模行動產生了直接影響。
「二·二六」事件爆發後，日本統治當局亂成一團。面對大規模的暴亂，內閣束手無策，事件處理的主導權完全集中在軍部。圍繞對事件的處理，軍部內也出現了兩種意見。以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等為首的軍事參議官集團，同情、支持青年軍官的行動，主張對暴亂部隊作說服工作，勸其歸順；而在「統制派」掌握大權的參謀本部，主張堅決鎮壓的占主流。從事件爆發開始，參謀次長杉山元陸軍中將就主張堅決鎮壓。特別讓青年軍官產生錯覺的是對天皇態度的估計。事件爆發後，天皇對暴殺其「肱骨」臣子的暴亂部隊極為憤怒，強烈主張堅決鎮壓，並揚言「要親率近衛師團征討叛賊」。這樣一來，事態很快就轉向鎮壓的方向。
為了完成鎮壓，在杉山元的提議下，2月27日上午在東京警備司令部成立了戒嚴司令部， 並於當日下午13時30分起在東京地區發布了戒嚴令，並且按照片倉衷少佐兩年前制定的《處理政治性非常事變爆發的對策綱要》中所提出的對策，進一步完善鎮壓體制。但是由於陸軍內部也有對暴亂的青年軍官予以同情者，所以鎮壓行動進展遲緩。 在天皇的再三催促下，終在「二·二六」事件發生後的第四天，即2月29日，戒嚴司令部開始出動部隊，對暴亂部隊發出最後通牒。暴亂部隊最終接受了勸說，解除了武裝，下級軍官和士兵被遣返回原部隊，陸軍大尉野中四郎、河野壽自殺，其餘軍官則為在法庭上闡述自己的意見而同意就擒。這樣，「二·二六」事件在堅持了四天之後宣告結束。東京重歸平靜。
事件結束後，在東京設立了臨時軍法會議，對發動暴亂的軍官進行審判。審判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進行，不允許有辯護人，一審定案，不允許上訴。1937年7月5日，一審判決在暴亂中起領導作用的磯部淺一大尉、香田清貞大尉等17名軍官死刑，並對未直接參與暴亂的「皇道派」軍官菅波三郎、大岸賴好等人，以支持暴亂為名，判處徒刑。另外，東京軍法會議還將在幕後支持暴動的北一輝、西田稅處以死刑。實際上他們二人並未直接參與事件的具體發動。
判決後，首先在7月12日，將除村中孝次、磯部淺一外的15名軍官槍決。7月19日，又對村中孝次、磯部淺一與北一輝、西田稅等四人執行槍決。對「二·二六」事件發動者的審判結果全部為死刑，這與對「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的處理幾乎無法比較，就是與「五·一五」事件相比也是極為嚴厲的。明顯帶有徹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輝對陸軍影響的意圖。
震撼整個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對昭和政治產生了極深的影響。「二·二六」事件後，政黨勢力徹底崩潰，能夠與軍部勢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已經不復存在了，日本開始走入軍閥專制的昭和黑暗期。至此，軍部已經真正踏上昭和政治的舞台中央，徹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導權。
從3月起，「統制派」對軍隊內部進行人事「整肅」， 將林銑十郎、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阿部信行、島川義之等五名陸軍大將從現役轉入預備役，將一大批「皇道派」軍官降職的降職，調離的調離，將「皇道派」從陸軍的核心部門統統驅逐乾淨，代之以「統制派」軍官占據各部門的重要職位，在陸軍內部形成了以陸相寺內壽一大將為首、外加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將、教育總監杉山元中將的新「統制派」領導的軍部獨裁體系。「二·二六」事件不僅在外部徹底擊垮了政黨勢力，而且在陸軍內部消除了以往的派系對立。事件後，統制派徹底掌握了陸軍實權，確立了對陸軍的集中統治。
「二·二六」事件後，陸軍立即對組閣強行干涉，凡是被視為自由主義或是協調主義的人物一律被排除於閣僚名單之外。起初擬定的外相吉田茂（牧野伸顯的女婿），就是由於陸軍的反對，而被從閣僚名單上抹去的，首相廣田弘毅只得臨時兼任外相。
同年5月，陸、海軍的首腦們又恢復了自1913年被廢除的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從而掌握了挑選每屆內閣陸、海相的特權。這樣，如果軍部對內閣政策不滿，就可以通過召回陸相和海相的辦法搞垮內閣。軍部實際上控制了內閣的政策。
8月，首相廣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陸相寺內壽一、海相永野修身、藏相馬場瑛一在五相會議上所決定的「國策基準」中，進軍南方首次被作為國策提了出來。11月，駐德國大使館武官陸軍少將大島浩單獨行動，與德國的外交負責人里賓特洛甫進行交涉，一手促成了《日德防共協定》。這兩件事表明，軍部已經開始插手外交事務。時任駐英大使的吉田茂在戰後外務省研究日本外交過失的文書中，對締結防共協定曾分析說：「除滿足了日本希望擺脫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的感情外，沒有帶來任何利益。」【［日］小倉和夫《吉田茂自問》（日本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編：《檢證戰爭責任》）】
此外，7月25日，又在陸軍省軍務局中建立起與軍事課平行的軍務課，開闢了以軍事戰略影響國家政略的具體途徑。9月25日，公布了《帝國在鄉軍人會令》，把在鄉軍人會變成官方機構，建立起軍部向地方統治滲透的組織手段。軍部從社會各個層面加強了對政治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