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針對下面另一個回答說一句，能不能發展農業真不能只看400mm等降水量線....有個常見的說法是明長城與400mm降水量線重合，這個並不準確。宣大地區，一般略低於400mm；蘭州、銀川（古稱寧夏）只有二百多；黃河以西，降水一路暴跌，至嘉峪關僅剩約80mm。如果只按照降水原則，那明朝應該盡棄恆山以北、呂梁以西的山西，以及西海固以北以西盡數裁了，把當地人攆到三江平原開發北大荒去。
然後說到河套，我曾經多次提過河套問題，但一向是秉持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有意的將問題模糊化，因為這個事說起來麻煩的很。河套地區戰略上的重要性——或者說至少是各種大棋文中所謂的戰略重要性——與其那一點稀缺可憐的現存資料，形成了鮮明對比。整個中國古代史中從未有系統性的歸納河套地區歷史經濟民族氣候物產的專著，而河套古今環境的巨大變化與東亞地緣格局的變動，又已經讓問題愈發複雜。隨便舉個例子來說，「明朝為何放棄河套」是一個在知乎等平台上飽受討論的話題，很多人會以「明初放棄東勝衛」「俺答在豐州用漢人耕田而有板升社會」等等作為材料討論，但卻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板升也好、東勝也好，都根本不在明人觀念下的河套之內！如明憲宗實錄描繪河套為「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到了清朝顧炎武也是「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明清所說的河套，往往僅指被黃河從北、東、西三面包圍的鄂爾多斯高原，以及沼澤遍布、地濕苦寒的後套平原（後論），跟今人觀念下河套特指黃河以北適合農耕的沖積平原如包頭、呼和浩特等地完全是兩個概念。不明白這一點，就往往陷入盲人摸象之中。同樣應指出的是，儘管人們喜歡從先秦時就使用河套的說法，但該詞直到明朝才出現，且早期河套的南界並不確定，只是到明中後期延綏、寧夏的長城基本竣工，過去朦朧的邊區轉為一道實體性的「邊界線」，才真正有了「南接邊牆」的表述。河套當然是沒能被明朝控制的，因為該詞本來就是用來特指沒有被明朝控制的邊遠地區。
這種邊界的不確定性毫無疑問給人帶來了許多困惑，以至於你會在中國網際網路上看到大量詢問河套究竟指哪裡的疑問，而回答也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更不要說，有相當一部分論述會有意利用這種模糊性——你以為他說了一堆塞上江南惟富一套云云是在說河北河套平原，其實他說的是大同朔州延安固原慶陽。
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比較喜歡《河套史》中給出的範圍，即北至狼山-大青山，西至賀蘭山與烏蘭布和，東至蠻汗山與黃河，南邊到橫山山地，乃至於無定河流域上的米脂、綏德。這樣更能展現出一個完整的地區風貌。而我接下來的敘述也仍舊會泛泛而談，畢竟這裡頭不確定問題實在太多。
1、
另一個回答評論區有人表示「狹義上的河套平原只指題主圈住的區域」，這一點有其道理，問題是題主圈起來的部分，是後套平原（廣義）、烏蘭布和沙漠以及庫布齊沙漠.....
不過我相信，打開地圖讓人第一眼就感覺有很大農耕價值的，定然是黃河西北角那處角落。畢竟看起來南北兩條寬闊河道，中間河流縱橫，北邊有狼山庇護，東邊還有一個大湖，簡直是一處天選之地。然而遺憾的是，直到清朝以前，這塊被稱為「後套平原」的河套「三套」之一卻一直是極度不適合農耕的地區。
其中關節，在於黃河改道。今天我們把後套與前套一起，稱為「黃河以北的沖積平原」，原因在於南段是黃河主流，後套指的就是黃河北岸到北方支流烏加河之間的沖積平原；可是古代卻恰恰相反，「北河（今烏加河）」才是黃河主流，「南河」反而是支流。這也就是我上面說的明朝以河南為河套，但明朝河套卻包括今天河北後套平原的原因了。
今天的後套，被大河包住宛如島嶼，地肥水美，是最狹義語境下的河套。然而，在清朝以前，後套卻是黃河河段搖擺不定，沙洲遍布，充滿沼澤的苦瘠之地。後套的降水量不足200mm，引水灌溉又極為困難，故而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即使開發也只能在黃河沿岸地區，而廣大腹地就只能束手。趙國北上開邊，未能將勢力擴張至後套；秦朝大舉北征擴張至「河南地（秦昭襄王長城以北，至黃河北流之間，不含前套）」，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占領後套，但未加經營秦便土崩瓦解，士卒全部南逃，於是便重為匈奴人草場。西漢自武帝之後銳意開邊，再次奪取河南地並設朔方郡以守。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今天的後套，完全不是朔方郡的開發重心；黃河以西，如今已經變成烏蘭布和沙漠一帶的地方，才是朔方郡主要的農耕區。朔方郡有10個縣，而在今後套之內居然只有臨河縣這一個縣，這已經很說明問題了。
朔方郡的建置，主要源於今天烏蘭布和沙漠以北曾有一個叫做「屠申澤」的大湖，由於自然氣候變遷在隋唐以前便已消失。除此以外，西部的屠申澤面對的狼山山口「雞鹿塞」，後套以北的狼山山口「高闕」，是陰山防線的重要關口，也是匈奴南下的主要通道。後來唐朝在烏加河北岸的西受降城，也是把守高闕山口的北通回鶻道。
陰山山脈，西起甘肅山丹，東至河北崇禮。其中內蒙古的狼山至大青山段，南北兩坡差別很大，南坡陡峭，對山下沿河平原地帶形成居高立下之勢，成為河北平原天然屏障；而陰山中的切割溝谷，便是北出陰山進入平緩草原的交通要道，穿行其中便能進入平緩的北麓山地，進抵大漠乃至漠北。因此，陰山往往會成為南北的天然分界線。
漢朔方郡的中心是今已變為烏蘭布和沙漠的三封、臨戎等地。而後套僅有一縣。由於譚圖過於陳舊僅能略作示意，如朔方郡治所很可能不在朔方縣
後套這種農業不興、地瘠苦寒的風貌延續了幾千年。北魏時後套一帶第一次出現引黃河水灌溉的記錄，卻僅限於最西南一角；隋朝在此有五原郡，是安置啟民可汗放羊放馬的地方；唐在此設豐州都督府，只有蕃戶而無郡縣；哪怕是安史之亂後河曲再度掀起屯田高峰，豐州也是一片「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象，僅能勉力灌溉數百頃土地，與1萬多平方千米的後套平原比近乎可忽略不計。也遠不如黃河以北的三受降城。
唐末以後直到清朝，後套再也不見有何農耕記載；西夏、元朝在後套留下的主要痕跡，就是讓人用各種語言學地理學考古學爭論「黑山軍司」「兀剌海城」到底在哪裡；西夏史籍不厭其煩的描述其在興靈的灌溉河渠，卻對後套隻字不提，大概後套在夏國幾乎純為牧場。
所以你們明白我為什麼反對五軍之戰了吧...
到了被飽受批評放棄河套的明朝，後套同樣是一片迷霧，只知明初大約有活躍於此的「塔灘蒙古」（塔灘究竟指哪裡，也是一樁公案），後來大約為鄂爾多斯萬戶的草場。
這種情況在清朝得到了改觀。清初由於烏蘭布和沙漠東擴，狼山洪積物南擴，北河河床逐漸抬高，至雍乾之際黃河主流由北河變為南河；道光年間，北河竟被泥沙淤塞斷流。後套逐漸具有了灌溉條件。儘管如此，後套平原的開發仍然面臨重重困難，直到清末，「河套王」王同春大力開發溝渠，才真正成為樂土。
至於東邊的那個大湖烏梁素海，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械鬥中掘開河堤洪水直接淹了村，此後後套灌區多次退水增多出來的，這時候王同春都死了好幾年了。
2、
廣義上的後套平原分為三塊，即被河流包成一圈的「後套平原」（也是最狹義的河套），烏拉山以南、烏梁素海以東、黃河以北、昆都侖河以西的「三湖河平原」，以及烏拉山北到白雲查干山南之間盆地中的「明安川平原（漢稱「北假中」）。
在廣義的後套地區，最能體現出帝國威勢力的，無疑是西漢長城。漢長城的修築可以說遠遠超過了後世士人的想像力，不但完全實現了依仗陰山為守，甚至還前出至陰山北坡，乃至遠遠越過陰山直到蒙古國南部的大漠之中，堪稱驚人。
當然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背後就是竭天下之財賦以供養塞上。河套地區以牧業為主，而西漢時當地漢人人口居然高達百萬以上，遠遠超過了清末走西口以前的任何時代，
哪怕是大力開發河曲的唐朝，當地的人口結構根據艾沖研究也是以遊牧胡人為主體：
據研究，唐時「河曲」地域的各族人口呈現交錯分布之時空特徵。貞觀二十年（646)）前，「河曲」人口數量可達180000餘人，其中漢族、稽胡族人口約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的邊緣地帶，突厥族人口遊牧於「河曲」東半部的夏、勝兩州之間，以及西部與西北部，昭武九姓人口定居在「河曲」中西部的靈、鹽、夏之間。此後，由於吐谷渾族、党項羌族、鐵勒族人口的遷入，民族構成、居民數量與空間分布發生新的變化。迄天寶元年（742），漢族、粟特與稽胡等族人口達到305137人（粟特人口為34320人)，突厥族人口約有10000人，鐵勒族人口大略為35000人，吐谷渾則有70000人上下，党項羌人口則達約330000人。「河曲」地域的人口總數已達750137人。
「河曲」地域的人口總數已達750137人。若減去農業人口約272485人，「河曲」 畜牧業人口數量高達477652人。
西漢時期如此誇張的農耕人口使得朔方刺史地糧食嚴重不能自給，要大量依靠外地輸入。而歷經新莽之後，東漢趨於保守，河套人口銳減、州縣裁撤，外長城廢棄，以南匈奴為藩籬。
再轉回到明安川與三湖河的結構。明安川東界的包頭昆都侖河，把石門山山脊切開，兩岸大山聳立如門，是貫通陰山南北的大道，唐在此立中受降城，屯田41屯，2050頃，駐軍6000，馬2000。烏拉山北側的明安川盆地，唐在今盆地西側的烏梁素海中建有天德軍城，把守烏不浪山口等「北戎大路」。
這裡要指出的是，位於黃河幾字形北岸與黃河幾乎平行的山脈「烏拉山」儘管名聲遠不如烏拉爾山大，但其實具有相當重要的地緣價值。它在幾千年間，成為了天然的東西方勢力的分割線。這一點可以從一個細節看出：今日所說的陰山主體部分，在秦漢其實被分別稱為「陽山」和「陰山」，其中陽山為烏拉後山山系，陰山為大青山-烏拉前山山系。趙國北上拓邊奪取前套，向西至西山咀（烏拉山最西側，瀕臨黃河的夾角處）而止，未能進一步西進狼山經營後套；秦朝奪河南地，而未能有農耕開發；遼金兩朝，與控制後套的西夏對峙，雖然具體界限難以確認，但是必在烏拉山一帶；同樣的例子還出現在明朝。明朝對河套地區的控制力，主要體現在東勝衛（後論），但是東勝等衛控制的主要是前套平原與鄂爾多斯東北部，而對於烏拉山一線乃至後套明朝沒有多少實際經營，主要體現為就是寧夏到東勝之間的一些墩台口岸
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敵入套之沖也。明初，置墩四十於黃河南，列障者者口，以為守御，又有加塔刺、馬安赤步等口，俱為守御處雲。
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通寧夏，墩台基址尚存。永樂初，殘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格局與遼金頗為類似。這種規律甚至一直延伸到中日戰爭時期，國軍與日軍在烏梁素海與西山咀一帶對峙，日軍未能進入後套平原。
這一點也提醒我們，儘管看待河套不妨立足整體，但在實際討論中最好還是分開來看。即使是同屬內蒙古、同為黃河北岸沖積平原的前後套，歷史上的聯繫往往也非常鬆散。許多針對河套問題的討論，往往問題就出在這種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將彼此割裂的各個單元隨意的視為一個整體看待的簡單處理上。
3、
被黃河從北、西、東三面包圍的鄂爾多斯高原，可以說是最符合河套本意，也是歷史上環境變化最為劇烈的一個板塊了。這個我之前的回答中就有所提及：明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高原和以南的陝北黃土高原似乎在地形圖上顏色都差不多，但是兩者的地貌水文特徵其實大相逕庭。陝北地區有大量黃河支流，雖然在水土流失後導致陝北變得千溝萬壑「天下之民莫窮於延（安）」，但也仍能支撐起一定的農耕經濟，且溝壑縱橫的地形也能有效阻擋遊牧軍隊的南下；而鄂爾多斯與其相比，平坦倒是平坦了，然而這種平坦的原因，卻是其腹地幾乎沒有什麼河流。僅有的一小部分河流，基本為季節性河流，無法支撐農業開發；境內的湖泊，九成為不能用於灌溉的鹹水湖。鄂爾多斯的突出特點，便是「乾旱少雨」，境內除靠近陝北長城的邊緣地區降水量超過400mm可發展農業外，大部分地區降水量不足200mm，個別地區甚至不足50mm，相反蒸發量倒是很驚人，有的地區高達3000mm以上。從土壤條件上看，絕大部分土質為第四紀鬆散沉積物為主，風力侵蝕嚴重，極易沙化。以上地形水文特徵均決定了橫亘在內地與河套平原之間的鄂爾多斯地區極難發展農業，難以為中原農耕王朝實際控制。
黃河以南，陝西、寧夏長城以北大致即為鄂爾多斯，原伊克昭盟
更糟的是，從戰國到明朝的歷代開發，又大大破壞了生態環境本就十分脆弱的鄂爾多斯地區，如史念海所說
西夏模仿唐朝故事，於其境內設立了若干州，可是鄂爾多斯高原竟然無所設立。這已可明顯看出，鄂爾多斯高原這時已經沒有什麼農業了。唐末五代時，河套平原和中原沒有什麼聯繫，當地情況邈不可知。當西夏和北宋對峙時，契丹人向西發展，進入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金和元繼之，也統治過這個地方。契丹人在鄂爾多斯高原未聞有什麼建樹，卻在河套平原設立了一個豐州。這個豐州歷金及元，......豐州城附近當時可能還有些農業，其他各地大概已都復返於草原了。就是豐州城外些許的農業也難以維持多久。這樣的情景歷明代至於清代的前期竟再沒有多少的變遷。
早期鄂爾多斯水土尚好，戰國時這裡居住的原住民是所謂「林胡」，即住在森林裡的胡人，可見這時鄂爾多斯尚有不少森林；秦漢大力開邊，西漢時鄂爾多斯高原的縣高達22個；可惜在此以後「由秦及漢，下至隋唐時期，先後皆曾在鄂爾多斯高原設置過縣治。縣治的設置說明這裡成為農業地區。可是愈到後來，設縣的數目就愈形減少」，到了唐朝以後直到清末以前高原內部居然就再未設縣，可見其內農業活動基本消失。
秦漢時鄂爾多斯，除農業地區外還保留有大片原始森林
明清鄂爾多斯，直至清代後期也僅長城沿線尚有農業，以外幾乎全為沙化草原遊牧地區，森林基本完全消失
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地勢較高多丘陵，又有多條河流，曾經森林非常繁茂，當地在戰國時期被稱為「榆中」，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又從渡過黃河南下征服了榆中地區。水土豐茂的榆中令趙武靈王非常興奮，甚至親自考察計劃穿行榆中一路南下打穿陝北直撲關中。如今，准格爾旗那棵孤零零的「千年油松王」，是曾經茂盛森林的見證者。
漢代鄂爾多斯交通非常發達。圖自孟洋洋《戰國秦漢時期鄂爾多斯高原軍事地理研究》
鄂爾多斯在中國古代的農業條件，基本就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不過說到明初一直對鄂爾多斯（也就基本上是明朝語境下的河套）漫不經心，乃至於僅有沿黃河南岸的一些墩台而主要由寧夏方面巡防（後論），除了自然條件的惡化，還應該注意到國防格局的變化。
自秦至唐政治中心主要在關中一帶，而所面臨的外患也主要來源於西北。但是自唐以後，主要的國防壓力卻由西北轉向東北，原本地位稍次的幽燕遼東邊地地位驟然提升。契丹出於遼西平地松林，女真出於按出虎水，蒙古也是出於肯特山以東後，又南下席捲遼東燕雲而擊垮金國。東北一旦出現強敵，幽燕遼東一旦有失會有何等悽慘的結局，只要看看後晉、遼、北宋、金，乃至包括明就一清二楚了。而明代建立後，不管首都是否位於北京，實際上也都繼承了這種東北重於西北的觀念。
我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北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
這樣的觀念，使得洪武年間明朝雖然定都南京，但對東北邊疆的重視卻仍遠高於西北。塞上諸衛中，開平衛位於錫南草原閃電河河谷中，為故元上都；興和所位於野狐嶺北垻上草原中，為故元中都；大寧衛位於努魯爾虎山與七老圖山之間的遼西草原老哈河河谷中，為故遼中京、金北京。這些都是漢唐所基本無有經營的地方，卻被朱元璋高度重視，即使後來被朱棣、朱瞻基放棄駐防後也常有明軍巡視；反之東勝衛僅控馭前套一隅，對漢唐經營重點鄂爾多斯並不甚在意，正是重東輕西的體現。
只是後來朱棣上位，其人雖然頻頻北伐展現出強烈的進攻欲望，但是對邊防駐守卻頗為保守。其在北伐時便考察燕山地形，傾向於棄守大馬群山至燕山以北的興和等平曠地，改為僅守御山脈南側的古北口等雄關隘口。幾十年間明軍基本放棄了燕山以北諸據點，最終明雖然繼承遼金以來觀念而在宣大薊遼屯集重兵，但是燕山一帶格局反而又倒退回了漢唐時代。
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度？
——朱棣視察野狐嶺以北的興和時的感慨
關於明初對鄂爾多斯的輕視，常被歸因為北方缺人，乃至於同時期蒙古也缺人。其實不光此時，就是之前鄂爾多斯也未必有什麼人.......元朝是漠南發展的一個極高峰期，但是元在鄂爾多斯卻幾無建置，既沒有什麼州縣，也沒有像其他地區有諸駙馬部落封地等，僅在最南邊緣有察汗腦兒站（該站有不少爭議），以控馭如此廣大的一片地區。對明初來說，鄂爾多斯也就是河套地區上一次有重要地位還是不知多久以前的舊事（宋夏橫山之爭基本都在陝北，與鄂爾多斯腹地無涉），在明初的征服中也未見當地有過什麼激烈抵抗，可預見的未來中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威脅。僅僅滿足於在黃河沿線有一些墩台，自屬尋常。
明初的這種處置倒是與初唐頗為類似。唐代河曲的所有州縣都位於黃河以南，以北只有駐防軍城。在唐初，也是僅在黃河南岸沿線以河為守。將疆域擴張至黃河以北，築三受降城打造陰山防線，是建國約90年後的事。
鄂爾多斯高原的南緣，是宋夏戰爭著名的戰場橫山。廣義上的橫山，是東起麟州府州，西到六盤山一帶的廣闊大山，屬半農半牧區，也是中國古代的一道天然分界線，党項人就崛起於此。明朝初期，河套無事，陝北儼然內地，故而此時明在陝北並無清晰的勢力邊界可言。伴隨著套虜問題的嚴峻，明軍防線逐漸北上進築軍堡，尤其是重視陝北東北處榆林、府谷、神木三角區地帶，並最終以耕種與防守兼顧的前提來構築邊牆，「河套」與陝北的邊界由此而確定下來。
以榆林為中心的鄂爾多斯高原南緣，綏德、米脂、榆林、府谷諸地，傳統多諸胡部落，民風勇悍尚武。在早期表現為赫連勃勃的胡夏、党項人的西夏割據西北，在研究明朝以前也一般都把這一帶視為河套。而明朝這一帶又轉為「榆林人尚武勇，以斬馘為生計，士敦節義」「地接邊荒，人皆尚武，勁悍善戰，多將才，有氣節」，最終這些陝北小卒村夫，在明末亂世中爆發了驚人的能量。
位於明長城以南的橫山有利的幫助西夏實現了長期割據
榆林位於陝北最北部，毗鄰明長城。榆林起初只是一個村寨，伴隨著明蒙戰爭下明軍防線的北進而崛起為天下雄鎮
明末的掌盤子們有相當比例來自於原定難軍之地
說到河套，就會讓人想起明人屢次圖謀的「復套」。早在明正統年間就有建議指出河套也就是鄂爾多斯高原空曠無守是防線中的巨大缺口，應當將防線北伸沿著黃河南岸一路駐防，後來亦多次出現類似提議。坦率的說，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一些關於土地惡劣的描述令人懷疑有不知兵的文官誇大其詞的嫌疑，但是一些主張進取的論調也失之天真。如丘濬以胡夏與西夏「盍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來反駁河套氣候惡劣不適宜農耕的論調——他大概不知道定難軍的夏綏銀和匈奴統萬城幾乎都在陝北明長城沿線，今陝西省境內。
總的來說，能搜套、能把蒙古部落攆走，跟能實現軍事穩固占領完全是兩碼事；有在南部邊緣零星季節性耕作的記載，跟整個地方適宜農耕、能作郡縣更是完全兩碼事。即使是單純的沿黃河南岸修築軍城以作防禦也必然伴隨數十年的反覆清剿與移民實邊，經歷天文數字的開銷後仍然吉凶未卜。明代西北貧困財政匱乏、河套愈發惡化的自然環境、明軍愈發下降的戰力，基本已經決定了復套的不可行。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
另，清代民人漸漸北上開墾鄂爾多斯，不過基本都集中在長城沿線，毛烏素沙地南緣。這種農墾活動使得後來陝西省界稍稍越過了明長城。
4、
寧夏平原，是河套三大平原中的「西套」。一般是指黃河與賀蘭山之間，青銅峽以北的銀川平原，有時還包括青銅峽以南狹長的衛寧平原。
總的來說，西套與內地的聯繫在河套諸地中最為緊密，很多時候幾乎就被視為陝甘的自然延伸，原因在於其不但水利發達，以農為主，且與內地的交通非常便捷。我之前曾談過固原鎮的交通，寧夏鎮與之頗為類似。寧夏城，即今銀川市，沿南邊清水河河谷，可直接進入六盤山達固原，進而進入內地；沿著苦水河-環河河谷，可直達關中來到西安；由黃河蜿蜒而上，進中衛而入隴西；環瀚海東走，可達延綏。與周邊內地便捷的交通使其得以長期穩固。當然凡事總有例外，不信你看大宋...
寧夏面對的外部威脅，一個是黃河以東，鄂爾多斯高原西緣的「瀚海」，平曠難守常被毀牆而入；一個是北側鎮北關處，冬季蒙古渡冰河而來；最重要的是賀蘭山上寬闊的山口「赤木口」，常被蒙古大軍湧入。
寧夏墩台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一虜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由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南寧夏地界，拆牆入境，騎以四萬計，飛塵數十里，略無畏忌。
寧夏既對內地有交通之利，又能順黃河而下顧及河套諸平原（後套磴口至呼和浩特喇嘛灣段，是內蒙古僅有的能通航內河河段），故而對經營河套有重要意義。唐朝的朔方節度使，就以今寧夏平原為核心。
明初也是類似情況。儘管在後來「明朝河套」幾乎已經和「東勝衛」完全綁定，但就如前所敘：東勝衛僅能負責前套一帶；廣大的河套即鄂爾多斯幾乎沒有什麼布置。實際上，當時從寧夏以北，直到東勝衛以西黃河沿線的防務可能也要靠黃河上游的寧夏方面來擔負，如《寧夏志》：
東至延安界倒塔兒，南至平涼界白崖子，西出賀蘭山接沙漠之地，北亦地連沙漠。東南至慶陽界清平關，西南至涼州界大沙子，東北至東勝，西北至亦集乃。
同時還會有陝北、大同等方面的配合。永樂時，寧夏總兵何福便奏請恢復東勝衛。
5、
終於要推進到最後一項，也就是「東勝地」「豐州灘」「土默川」指向的前套平原了。
有個問題：如果東勝衛、玉林衛、靖虜衛等僅能控馭前套一帶，而並不能掌握鄂爾多斯、後套西套的廣大地區，那東勝諸衛的實際定位是什麼？
是做山西的外層防線。
山西號稱山河表里，但是也有漏洞。晉西南的「河東地區」與黃河以西的關中幾乎渾然一體，以至於直到北宋運城盆地還隸屬於關西；而對農耕民族來說，真正穩固的防線只到恆山山脈，偏頭關-寧武關-雁門關一線，也就是宋遼邊界，山西內長城一線。以北的大同盆地，有著防禦上的缺口。一個是大同正北，洪濤山與馬輔山（漢朝叫白登山）之間較為平坦，可直接沿著御河進入陰南丘陵（鮮卑王庭彈汗山、北元威寧海均在此）；一個是西北管涔山被渾河（兔毛川）直接切開形成「殺虎（胡）口」，此口將大同盆地與前套平原直接相連，成為了蒙古入寇的大道，隆慶和議後蒙漢貿易的口岸。
（殺虎口）為雲中第一衝要地，虜自獻琛以來，漢夷貿遷，蟻聚城市，一日不下五六百騎。
大同盆地的這種地理特點，使其一方面在歷史上常常具有濃厚的內亞文化色彩（北朝平城、遼金西京），另一方面又使得在北方騎兵喪失對內地威脅後，山西商幫將晉語擴散至了前所未有的廣大土地上。
大同盆地與前套（土默川），紅圈處為殺虎口
大同至陝北、河套、河西道路。前田正名繪
由於漢人走西口影響，清代的前套平原與陰南丘陵民人事務也由山西負責
前面已有展示，以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前套是一個由黃河、蠻汗山、大青山圍出的三角形平原，大青山也就成了傳統山西防線的最北方。至於被人津津樂道的東勝衛，也就不是經營河套的重心，而是拱衛大同山西的外層。這在「北虜」「西虜」的區分中就能體現的很清楚。
北虜據東勝而三關困矣，西虜據河套而偏老危矣，澤、潞、太原、忻、代相繼而犯，而全省且騷動矣。
前套平原的這種定位，可以從漢朝初年看出。傳統的說法，是說秦末大亂，整個河套全部丟失了，其實不是這樣，漢朝初年儘管非常被動，但是仍然保有定襄郡、雲中郡一帶的前套平原。這其中有幾個原因：前套早在趙國時便被納為疆土，趙國、秦朝都在此建築長城留下了大量防禦工事，西漢可以有效的在此抵抗缺乏攻堅能力的匈奴人；此外，前套毗鄰山西，雖然聯繫內地不能像後世寧夏那般容易，但也能走山口進平城、馬邑（朔州）等地，還能靠喇嘛灣（古稱「君子渡」）的黃河水運與山西取得一定物資支持，故而得以勉強支撐。
至於明朝的豐州灘，也不用再多提了。明朝大致是兩頭冷，中間熱；明初的時候北方殘破，至靖難之役後更甚，轉運艱難屯墾不利無法自給自足，加上朱棣對整個漠南的內縮當時沒有邊警的東勝遂被放棄，不過此後明軍仍然時常巡視東勝一帶；明末俺答汗下了大力氣建設豐州灘，憑藉遊牧汗國的體制優勢與軍事實力的強大得以獲得一段時間的成功，然而很快便無可奈何花落去。嚴峻的天災和大量的漢人逃亡導致板升幾乎陷入崩潰。而在俺答汗死後，強盛的大明金國極速衰落下去，在大板升之戰等內亂中，俺答一生的心血亦漸漸化為烏有。再後來林丹西征、土默特淪為內屬旗、烏蘭察布建盟、民人偷墾私墾與土默特牧民走向赤貧之類都講過，不多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