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疫情，在古代往往被人們恐怖地稱為瘟疫，從古至今，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外國，都有發生過或大或小的瘟疫，比如非典、天花、霍亂等。
法國著名的作家阿爾貝·加繆曾經以《鼠疫》為名創作了一部以歐洲中世紀黑死病流行期間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描寫了人們在荒誕中奮起反抗、面對瘟疫努力抗爭的故事。
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在14世紀橫掃歐洲，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但同時它又是文藝復興的助推劑，是歐洲發展歷史上的重要起點。
黑死病帶來的災難
所謂的黑死病，其實就是鼠疫，是由鼠疫桿菌引發，這種病菌一般是通過寄生在齧齒動物毛髮之間的跳蚤來實現擴散傳播。
如果一不小心感染上的話，感染者的胳膊、大腿乃至全身就會出現許多黑色的斑點，並且在當時致死率極大，所以人們便將鼠疫稱作「黑死病」。
14世紀的四十年代，熱那亞人和金帳汗國之間由於貿易紛爭，在卡法城發生了戰爭，金帳汗國在苦戰三年之後依然無法攻下城池，在從後方調集大批援軍之後，不僅沒有改善軍力，反而被援軍所帶來的瘟疫疾病傳染，軍員大量倒下。
在走投無路之時，金帳汗國的將領提議將感染瘟疫而死去的士兵用投石機投入卡法城，以此破壞敵方軍力。
幾天之後，金帳汗國派去的探子回來稟報說，卡法城裡正在悄悄地朝向城外面運送屍體，並且次數和人數都在不斷增多。
金帳汗國的將領認為自己的計謀得逞，於是下令讓全軍原地待命，等著陷入恐慌的熱那亞人來主動投降。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熱那亞人依舊在拼死抵抗，自己這邊的死亡人數卻沒有絲毫減少的趨勢。
於是金帳汗國的人擔心全軍會被瘟疫消耗殆盡，所以又朝城裡扔了幾萬具死屍之後就撤離了。
在金帳汗國的陰謀之下，卡法城淪為了死城，最後只有幾百人沒有被感染。殘存的士兵坐上12艘船逃離，一路上卻不斷有人被感染，最終瘟疫從墨西拿傳到西西里島，並席捲整個歐洲大陸。
在隨後的1347到1353的六年之間，由於瘟疫毀滅性的殺傷力，歐洲人口銳減三分之一。
加繆在《鼠疫》中描述感染者的症狀有「昏睡、衰竭、撕裂感、腹股溝腫大、皮下出血並變黑......」。
中世紀的歐洲城市，人口密集，衛生條件又很差，所以瘟疫傳染得極快。有的人走在街上突然暴斃，也有的人在家中寂靜地死去，城中屍體成堆，成車成車地被運送出去，街上冷清而空蕩，只有少數醫院和藥房在開著，整座城市就像一座墳。
在死神的魔爪之下，人們慌亂地四處逃離。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薄伽丘在其著作《十日談》中，就是以佛羅倫斯遭遇黑死病侵襲為背景，描寫十個青年人為躲避城中瘟疫而逃到鄉下別墅的故事。
人口大量死亡，其中不乏青壯年勞動力，勞動力價格由此飆升，各行各業爆發了工荒危機，經濟運行嚴重受損。
總之，黑死病的流行，給中世紀籠罩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黑死病對歐洲社會的積極影響
黑死病在給歐洲帶來巨大災難的同時，也暴露了原來的政治體系、思想觀念和技術制度等方面的弊端，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對歐洲的現代化進程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一，黑死病與中世紀的經濟制度變革有著密切關係。當時社會上的青壯勞動力大量減少，很多土地變成了無人認領的空地，產權沒有定住，誰占了就是誰的。
因此，農奴廣泛獲得了自由，成為只需要繳納地租的佃農，並且有權利向地主要求降低租金和提高勞動報酬。
領主們不願意放手利益，從而激化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由此爆發了農民戰爭，比如法國的扎克雷起義、拜占庭的吉洛特運動、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等眾多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
農民們覺醒後為了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而站出來與地主談判、抗爭，最終促進了封建農奴制度的改革。
第二，黑死病也推動了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當時因為城中瘟疫流行，人們要麼逃到鄉下、要麼封閉在家，就像新冠疫情下的防控措施一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們不能再往返於學校和家中，特別是需要跨城市讀書的大學生就只能待在原來的城市。
為了不荒廢學校的教育事業，城市中興建了許多可以就近上學的學校設施。
由此，原本被教會壟斷的貴族式教育格局被打破，許多貧民大眾也能夠接觸高等教育，提升自己的思想素質和學識水平。
第三，黑死病間接提升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推動了歐洲紡織革命的的發展。一方面，原本只被視作男子附屬物的女性。
在黑死病爆發之後，由於家中男性勞動力紛紛染病，不得不頂起家中的半邊天，她們務工參加勞動掙取收入，成為家中的重要經濟支撐。而一些丈夫去世的婦女，還能夠繼承丈夫的生意財產和家庭房產。
另一方面，當時人口銳減，使得原本就地廣人稀的歐洲大陸出現了糧食吃不完、有地無人種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領主們紛紛將原來的耕地改成了放養牲畜的牧場，處理羊毛等產業又轉而大量興起，剛好就催生了許多紡織女工。
但是勞動力價格的攀升又使得資本家們不得不取尋找更經濟的方式，因此紡織業又繼續朝著工業化的方向發展，並最終形成了改變世界的工業革命。
第四，黑死病還是現代醫學發展進步的助攻。在此之前，由於神學觀念的影響，人們認為人體解剖是對死者的大不敬，會受到神的懲罰，有的醫生因為私自解剖人體還收到了極刑懲罰，所以醫學發展速度緩慢。
在黑死病流行之後，人口的大量死亡引起了人們內心的極大恐懼，當時的城市不僅衛生條件不足，人們的衛生意識也十分缺乏，簡單的傷口由於人們不懂得消毒也常常導致死亡。
當恐慌的人們湧入教堂時，教會卻沒辦法合理地解釋瘟疫流行的原因，甚至有些神職人員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瘟疫感染而死去。
因此，醫學以其科學性受到了人們的重視。
在同瘟疫抗爭的過程中，人們開始科學地總結防疫經驗，比如在用餐時用叉勺代替徒手、使用清潔的瓷磚、設置室內便桶或室外廁所等。新的醫療技術和醫療設施得到了重視和發展。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黑死病與歐洲宗教改革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上述在制度和體系上的變革是社會物質上的進步的話，那麼宗教改革則是社會精神上的飛躍。
在黑死病的恐怖侵襲之下，當時的人們紛紛尋找瘟疫的來源，也出現了許多或啼笑皆非的鬧劇或令人震驚的慘劇。人們在教堂中找不到根源和救贖時，便只能尋找其它宣洩的方法，有的人將責任歸咎於動物。
於是將街上和家中的雞、鴨、狗、貓等小動物都處理了；有的人認為瘟疫是由一個猶太女人帶來的，於是展開了對猶太人的迫害活動；有的人認為是地震產生的毒氣；有的人覺得是藉助人體眼波來傳播的。
不僅理由千奇百怪，治療方式也是五花八門。有的人宣稱人體表面的污垢可以防止感染，所以當時很多人幾乎不洗澡；有的人要吃最難吃的食物，有的人則相信放血可以消除病毒。
總之，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人們只能愚昧地尋求一切滑稽可笑的方式。
在一番折騰之後，瘟疫並未有絲毫的緩解。人們求助於教堂教會，神職人員們聲稱是因為上帝震怒才降下災罰，卻不能解釋上帝為什麼震怒以及為什麼有的神職人員也會感染瘟疫死亡。
被瘟疫折磨得精神絕望的人們，對教會產生了空前的失望情緒。
一方面，人們意識到在可怕的死亡面前，教會也束手無策，虔誠的信仰並不能拯救災難於現實社會，於是人們不再寄希望於虛無的神學觀念，而轉而肯定人自身的價值和作用，因此時代的眼光由「關注神」變成了「關注人」。
另一方面，教會宣稱的信仰是要教人們在現世中受苦受難以祈求來世的幸福，但是瘟疫帶來的巨大災難使得教會失去了精神權威的地位，人們在死亡面前體會到了來世的虛無縹緲和不可求，於是放棄了追求來生的幸福，轉而珍惜當下的世俗快樂。
宗教的權威性被瓦解，人的個性得以解放，中世紀在經歷神學籠罩的蒙昧時代之後，迎來了散發著人性光輝的文藝復興時代。
當然，黑死病並不是直接造就了後世的一系列文明，也不能因為其對舊的不合理的社會的顛覆性質而對其殘暴無情的殺傷力視而不見。
但是，從整個人類進程來講，它的確以絕處逢生的推力，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反向變革，不怪乎有人稱其為「歐洲中世紀邁進現代社會的起點」。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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