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周睿鳴，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王禕琛，女，碩士研究生
摘要：社交媒體用戶如何在公共空間中能動地調節傳播行為的可見性及其邊界變動？束縛性公共表達如何折射我們對社交媒體可見性的想像？「厚碼」這一意象可概括傳播主體在社交媒體中想像其可見性並以匿名策略表達的過程。該意象歷史性地展示了社交媒體成為日常媒介使用的渠道以後，作為傳播主體的網際網路用戶對傳播實踐之公私邊界的區隔，折射了一部分網際網路用戶可觀的數字媒介素養和對社交媒體中介可見性的能動實踐。不過，意在深度掩藏的厚碼也揭開了網際網路用戶在數字媒介高度不確定變遷中應對預期外的傳播後果時採取的實用主義的社交迴避。
關鍵詞：社交媒體；可見性；厚碼；社交迴避
正文
前言
「@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社畜茶水間」等粉絲量高達百萬的微博帳號是近年來依託微博這一平台新興的一類求職、學業發展類細分領域「樹洞」型自媒體。當面臨求職和升學選擇困境時，許多網友將自己所處的困境寫成一段簡要的介紹文案和一張包含個人信息的表格，以私信的形式向上述博主「投稿」，請求博主將他們的職業或學業選擇困惑匿名公開發布，請求大家給出建議。在社交媒體匿名求助過程中，平台用戶行為出現了有趣的悖論：一方面，投稿人希望通過這個有中心色彩的微博帳號，將自己的個人情況以匿名的方式呈現在基數龐大的帳號粉絲面前，幫助自己在隱私受到保護的情況下作出利益最大化的職業或選擇。例如：「虐虐你好！機械大類，工作OFFER求助！麻煩厚碼。關注你很久了，第一次投稿。因為馬上可能就會面臨一個單位的簽約，所以想來看看大家對這幾個工作機會的意見……」［1］
文案中的「厚碼」與網絡用語「披馬甲」有著相似的意涵，社交媒體語境下的「馬甲」往往指用戶使用多個用戶名或模仿/偽造其他用戶與他人交流。對投稿人來說，由於求助信息由擁有較大粉絲量的博主代發，其他社交媒體用戶很難找到求助者的個人帳號、定位其個人身份。但另一方面，此類匿名求助內容並不是完全去身份化的，匿名措施失效（也即網友俗稱的「掉馬」）的情形經常出現。匿名投稿人有時會積極「現身」評論區，自願讓渡部分隱私來置換相關信息，甚至獲取部分社會資源。此外，有時網友們通過投稿內容能夠「還原」某些被模糊處理的個人信息，甚至「拼貼」出匿名投稿人的真實身份。
那麼，在線求助者為何不選擇直接在各個社交媒體平台個人去中心化帳戶中進行公開討論，要選擇向某一具有中心色彩的微博帳戶匿名投稿？人們如何抉擇哪些信息可見？為何有時會更改可見信息的範圍，在交流中主動暴露自己的身份或釋放更多個人信息？筆者希望基於對上述社交媒體平台匿名求助行為的經驗考察，探討社交媒體用戶對其可見性的想像如何影響其表達策略。
（圖片來源於網絡）
01 文獻綜述
哈貝馬斯是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重要倡導者。他將公共領域框定為介於國家機器與家庭私人空間之間的領域：公共領域由私人個體組成，人們在此對社會問題進行理性自由討論。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注意到，哈貝馬斯論述的公共領域是在口語交流和面對面互動的前提下提出的。湯普森將公共言說「被他人看到和聽到」的狀態概括為「可見性」。在面對面互動中，可見性與個人視力和所處環境的空間和時間屬性有關，且具有對等性。隨著傳播媒介的發展，可見性打破了時空限制。湯普森將大眾傳播媒體、網際網路等媒介的互動過程中的可見性稱之為中介可見性：中介可見性中的傳播活動不再受時空限制，而是由傳播媒介的特性、社會環境以及技術因素（攝影機角度、編輯過程和組織利益）所塑造，同時也影響事物被呈現和理解的方式；可見性不再對等，大眾媒介使視覺呈現單向的特徵。［2］［3］
隨著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湯普森把中介可見性拓展至對公共領域的討論中，認為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傳播媒介的發展如何改變甚至重塑公共領域的問題。湯普森指出，在傳播媒介日益發達的當下，公共領域已經脫離物理空間的限制，成為複雜的信息流空間，由非空間化的、非對話性的、無限可見的中介交流所構成，公共領域「越來越與媒介（特別是電視）製造的不同類型的事物相關，並通過媒介達到預期目的」。［4］湯普森認為，公共性並沒有因現代傳播媒介的發展而衰落，反而被現代傳播媒介活動中形成的中介可見性所重構，可見性就是公共性。［3］
在網際網路技術和社交媒體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湯普森在面對面互動、中介互動與中介准互動這三種互動形式之外提出了第四種互動形式——中介在線互動。它具有對話性和多對多的互動性質，社交媒體是中介在線互動的典型環境。［5］在社交媒體環境下，任何人都能較為容易地傳播圖像、信息和其他符號內容。因此，在中介在線互動中，中介可見性的單向視角向多向轉變，每個目擊者都成為潛在的證人。這一方面使政治權力更易被公眾感知和監督，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時代，政治權力的行使處在一種全球性的監督之下；［4］另一方面，湯普森參考戈夫曼擬劇理論中對行動「前區」和「後區」的劃分，指出在中介准互動和中介在線互動中，後區行為滲入前區的情況很容易發生，如失言、騷亂、泄密與醜聞事件。［5］可以看出，湯普森承認可見性擴大存在內在風險，即媒介發展導致公私邊界日益模糊：公共和私人領域作為信息和符號領域的重構，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物理空間，並與不斷發展的通信和信息流技術日益交織在一起，創造了非常不穩定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界限是模糊和不斷變化的，且處於不斷的協商與爭鬥之中，人們更難對其隱私進行控制，［3］並圍繞使別人或自己可見的符號權力開展爭奪。［5］
目前國內學者對於社交媒體中介可見性的實證研究主要從可見性賦權角度出發，聚焦民眾自我書寫，探討底層傳播主體的自主傳播實踐，進而強調社交媒體的公共意義；［5］［6］國外研究者則對社交媒體中介可見性持批判態度，關注數位技術對用戶可見性實踐過程的影響。［7］ ［8］不過，有關可見性實踐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探討社交媒體的賦權意義及公共潛能，對社交媒體用戶可見性實踐過程中如何主觀感知公私邊界的經驗研究較少。另外，湯普森聚焦討論傳播主體如何使信息「可見」，強調可見性的公共意涵，卻沒有回答是否所有可見的信息都具備公共討論與審視的必要和價值。我們以在線匿名入手繼續討論用戶基於可見性想像的表達策略。
匿名是人類存在和日常經驗的一部分，通信技術的發展為匿名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在線匿名行為已經在計算機中介傳播研究領域得到了較多的經驗檢視。匿名狀態對網絡用戶行為的影響是關注焦點之一。諸多研究表明，在線匿名往往與去抑制相關聯。去抑制與抑制相對，是指在某些外界因素下，內在自我意識狀態、社會規範等對行為產生的束縛作用下降。［9］一項對成年人網絡欺凌現象的經驗研究證實，社交媒體匿名與社交媒體深度使用促進了社交媒體中網絡欺凌的社會學習過程。［10］埃利森等對22位美國青少年進行了關於線上匿名策略的半結構訪談，發現匿名發布有助於規避離線環境中的限制性社會規範，使人們能夠討論線下難以啟齒的話題，實現較弱關係的互動。［11］還有一項關於媒體內容爭議性與在線分享行為的研究表明，對於有爭議的社交媒體內容，匿名分享的可能性將比公開分享的可能性高出3.2倍。［12］
筆者注意到，目前關於在線匿名行為的經驗研究大多將匿名視為較為靜態與二分（匿名和可識別）的術語，關注網絡匿名對網絡交往個體帶來的影響、社交媒體用戶匿名行為與自我披露行為之間的關係等，而對信息匿名這一行為背後的主觀感知缺乏經驗考察。學界普遍認為在線匿名是危險的，存在問責和可靠性上的問題，關於此類匿名狀態對在線公共討論正向影響的研究仍然較少。但隨著社交媒體日益滲入日常生活，社交媒體的匿名功能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提高網際網路用戶在線獲得社會支持的可能性，為用戶規避污名化風險。［13］［14］
綜上，本文以中介可見性為核心概念，以可見性想像作為社交媒體用戶的主觀感知，嘗試將其與匿名求助這一表達策略入手，考察技術上可行的公共空間與傳播可見性實踐中「應當（不）可見」的邊界及其變動過程，以探索有選擇的公共表達如何折射我們對社交媒體營造的公私邊界的想像。這一核心問題可具體表述為：（1）社交媒體用戶如何劃定信息匿名與可見的邊界，採取了什麼策略維繫這一邊界；（2）用戶如何評估匿名發言的可見性風險，在什麼條件下以自我披露等策略改變信息的可見性邊界。
截至2021年12月19日，「@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微博帳戶共有粉絲153.4萬，轉評贊量達3098萬，微博認證其為「熱門教育博主」。在該微博帳戶的置頂微博中，匿名求助類投稿被統歸於微博話題「#pitd互助#」之下，且「@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強調，具備「內容充分信息完整」且「對同輩人有參考意義」的投稿會被優先發布。「@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的粉絲基礎大，匿名投稿發布量多，發布頻率規律，且求助議題主要集中於升學與求職兩塊內容，故本研究擬用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通過網際網路招募，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樣訪談了16位曾通過「@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匿名投稿求助，且投稿通過審核被發布的被投稿人。
為確保線上招募受訪者提供經驗材料的真實有效，筆者訪談前要求被訪者提供求助博文連結，以及被訪者向「@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投稿求助信息的微博私信截圖，對被訪者是否確為匿名求助者進行了身份核驗。經統計，16位被訪者中有5位男性、11位女性，年齡在22~26歲，多數為研究生在讀（87.5%）。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化的形式通過微信語音進行線上訪談，向訪談對象提出以下幾方面問題：第一，向「@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帳戶進行匿名求助的動機。第二，如何在匿名求助中描述當下的求職/求學困境；哪些信息有必要模糊處理，採取了哪些措施模糊處理，這樣的模糊處理是否對網友討論效果的預期造成影響。第三，是否有「掉馬」（即匿名措施被迫失效）或在評論區與網友互動暴露投稿人身份的經歷；主動改變匿名狀態的動機是什麼；如何看待匿名措施失效的風險。
02 發現：動態調整的選擇性可見
（一）想像受眾與自我披露
根據受訪者自述，他們選擇向「@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投稿的首要動機源自獲得特定群體廣泛關注的可見性需求。通過對自身線下社交資源和線上個人帳戶可見性指標的度量，受訪者認為自身在線下和社交平台上的可見度較低，判定僅通過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個人社交媒體帳戶進行求助並不能獲取足量的社會支持，需要藉助具有較高可見性指標的博主強化求助話題的可見性。同時，為了逃避他人對自己在線行為的監視與窺私，求助者希望弱化或取消自身在在線求助情境下作為主體的可見性，以身份遮蔽的方式避免將求助信息與個人身份相連。
受訪者不僅對「我是否廣泛可見」在不同社交媒體帳號上產生的潛在效能進行評估，而且，「被誰看見」也成為受訪者投稿的動力。在線上空間中，社交媒體用戶對自身行為的觀眾有著高度意識，用戶的自我披露行為受制於腦海中網絡節點的想像受眾。［15］這一節點雖不像大眾媒介那樣具有壟斷色彩，不處在傳播渠道中毫無爭議的中心位置，但通過想像受眾，被選定的網絡節點產生的社會影響可被推定、賦予想像的中心性，與一般意義上的尋常社交媒體帳號相區別。雖然受訪者不能清晰了解「@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的具體粉絲畫像，但在投稿之前，他們對其內容生產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觀察，推定該帳號的粉絲群是其投稿內容的目標消費者：「我覺得和我差不多年齡段的人、可能和我從事同一個行業的人關注這個微博會比較多，然後能夠用這個方式找到更多能幫我提意見的同學。」（受訪者DD）
在完全開放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雖然任何人都有可能觀看用戶的在線行為，但社交媒體用戶需要一個比「任何人」更具體的受眾概念，以選擇在線自我披露的策略，在缺乏關於受眾的某些知識的情況下，用戶從社交媒體環境中獲取線索來想像社區。［16］受訪者基於社交媒體平台外置可見性指標，以及自身的社交媒體使用經驗、對投稿帳號的日常觀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預期自己在不同平台上通過不同方式進行的線上表達是否被看見、被誰看見。他們將自身社交媒體帳號與「@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的社交媒體行為可見性範圍以及受眾群體性質進行了比對，以強化求助信息在特定群體中的可見性需求為動力進行線上投稿。
（二）線上線下的關聯與可見性的調節
網絡數位技術的發展開闢了獲取信息與交流的新途徑，但同時也為網絡跟蹤（cyberstalking）提供了機會。［17］根據訪談結果，部分受訪者在對較為私密的個人問題進行求助時，希望能夠保持個人身份完全匿名的狀態，降低被追蹤侵擾的風險。他們拒絕在個人社交媒體帳戶公開發布個人求職和升學信息。受訪者YX稱自己曾考慮過在豆瓣小組使用個人帳號公開發帖求助，但基於身邊人被網絡暴力的經驗，還是放棄了。向樹洞博主投稿的匿名性體現在求助者的自我披露內容均由博主代為公開發布，投稿信息與求助者的個人身份（線上和線下）完全斷開連接，從而達到完全匿名的隱身效果，能夠盡力避免遭受網絡跟蹤等隱私泄露的風險。但在該情境下，匿名求助者線上的可見性被弱化甚至取消，換句話說，如果想保持自身的不可見狀態，就無法與網友自如、即時地互動討論。
另有部分受訪者認為，使用個人社交帳戶公開談論求職升學信息會對個人形象造成負面影響。這樣，樹洞博主的匿名求助渠道便成了逃避現實人際交往壓力的庇護之所。社交媒體突破時空限制，使得用戶能夠隨時監視好友的在線行為，而某些在線行為可能導致線下人際關係的崩壞。受訪者QH表示，如果在微信朋友圈公開發自己的選調生結果，可能會讓別人覺得自己在「秀優越」，害怕自己會被他人「指指點點」。受訪者GQ認為，自己拿到工作錄用通知時還有一部分同學沒有找到工作，如果在微信朋友圈或微博公開發求助信息可能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壓力，認為「這樣很不好」。
在社交媒體中介可見性明顯擴張的同時，網絡世界的藏私空間被大大壓縮。受訪者們已經認識到在線藏私的難度，對社交媒體公開發帖的匿名性質抱有消極的態度，意識到網絡社區也並不是「虛擬社會」的烏托邦，線上線下的世界互相滲透關聯，［18］在線行為需要受到各方目光的監視和現實社會（非）正式規範的約束。通過向「@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匿名投稿的方式，匿名求助者將在線表達行為與個人身份、現實人際關係斷開連接，通過對投稿信息的編輯決定信息披露的範圍，在討論求職、升學話題時放棄或弱化自身在線上公共領域作為主體的可見性，試圖逃避監視與窺私。受訪者雖然已經通過匿名投稿的方式將求助內容與個人身份斷開連接，試圖在擴大求助話題對特定群體的可見性的同時逃避他人對自身求助行為的監視與窺私。但在發起求助的過程中，受訪者感知到這種可見性的不穩定性，它並不能完全使其以自主選擇的方式可見；同時，他們仍無法擺脫對監視的想像，害怕匿名措施失效。
根據筆者對「@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中求助類投稿的觀察，升學、求職類求助往往包含大量似是而非、不甚明了的個人信息。匿名求助者不僅沒有在博文中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聯繫方式等與個人真實身份密切相關的內容，而且往往模糊、隱匿自己就讀的學校專業、拿到錄用通知的公司名稱、薪資待遇等信息，如僅寫「985」「211」這樣以國家級高校建設計劃暗示的高校等級與排名，將公司名稱寫為「某行業龍頭」等。模糊、隱匿的具體做法取決於信息的組合能否被定位到個人真實身份：「如果寫出公司名字的話……你不知道上網衝浪的都是哪些網友——或許有你的HR（企業招聘人員），他（代表公司）跟你簽訂的offer（勞動合同）有一些會有保密協定，（要求）你不能透露公司給你的工資是多少，不可以去討論具體你拿多少錢、我拿多少錢。這種規定一旦你違反可能會面臨辭退等情況。出於這個考慮，我會把公司的名字模糊（處理）了，因為對我而言有風險。」（受訪者YX）
社交媒體環境營造了透明的社會性空間，使得可見性的生產更隱蔽、徹底，更具生產性，「造成了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19］在求助信息中，模糊不清的有限表達反映出匿名求助者的焦慮情緒。雖然求助者們能夠在腦海中勾勒出求助信息大致的觀眾群體形象，但在龐大且完全開放的在線空間中，即便點讚、評論、轉發行為可以追溯至特定個體，但瀏覽行為依然在暗處進行。他們無法確認到底是哪些個體在觀看他們的求助行為，從而想像仍有某些能夠識破自己真實身份的隱形觀眾（invisible audiences）［20］在暗中監視，導致自己身份暴露、秘密被窺探，進而受到懲罰，如工作合約失效、失去競爭優勢等。這種「你不知道上網衝浪的都是哪些網友」（受訪者YX）的想法或可用社交媒體用戶的「想像監視」（imagined surveillance）解釋——「想像監視」意指個人如何設想可能在整個社交媒體生態中發生的審查，及其未來可能產生的風險及其機會。［21］
（三）隱私計算下的理性選擇
訪談資料顯示，當線上匿名求助引起網友圍觀討論時，部分匿名求助者會取消匿名或降低匿名程度，以求助人的身份在評論區與網友互動，將完全匿名狀態轉變為部分匿名或非匿名，終止自我披露行為與個人身份斷開連接的狀態，恢復或強化自身在公共領域作為主體的可見性，調整自我披露信息的範圍。這是社交媒體「隱私悖論」（privacy paradox）的寫照。
隱私悖論表現為用戶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擔憂個人隱私風險，但並沒有在網絡社交中實踐隱私保護行為，而是比預期分享更多個人信息。［21］［22］當匿名求助者的有限表達引發網友爭議、影響討論進程時，信息傳受雙方的非對話狀態往往給匿名求助者帶去無力感，「討論無法幫助到我的話題會讓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受訪者SF），促使匿名求助者主動調整自身可見性。
對匿名求助者來說，取消或弱化自身在線上空間的可見性意味著他們很難參與線上的公開討論。因此，即便部分匿名求助者意識到公開談論關於自己的私密話題有損隱私，但為了獲取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他們也會主動以求助人的身份出現在求助微博的評論區，在此過程中獲得更多有用信息，拓展人際網絡。實際操作中，他們會採取多種策略調整可見性動態，儘可能降低私人領域被侵擾的風險。
策略之一是檢查個人帳戶。曾以求助人身份在評論區與網友互動的受訪者往往會對個人微博帳戶進行自我審查，根據帳戶中呈現的內容衡量是否可以在匿名求助過程中調整可見性。受訪者SF沒有使用個人微博在評論區以求助人身份與網友互動，她坦言：「我的帳號里有太多我的心情記錄，我不希望就是讓這樣一個完全真實的我全部被暴露，但如果說我的這個號只是一個小號，然后里面可能只是只有一些轉發啊，或者是一個虛擬形象，跟我本人形象相差十萬八千里的話，我覺得是沒關係的。」SF的話顯示，匿名求助者會根據參與式監視（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23］的經驗規訓自身線上自我表露行為，評估私人領域被侵擾的風險。
策略之二是延遲互動。訪談資料顯示，當受訪者私信「@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博主求助信息後，博主往往會告知他們求助信息是否已經發出。一般來說，較短時間內就會有網友在評論區給出建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以求助人身份在評論區與網友互動的受訪者沒有立刻回復網友，而是有意拖延互動時間：「其實投稿前一兩天已經有很多評論。我有意拖了一段時間，……，已經有了很多新的帖子之後我才回復的。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被更低程度地關注到。我看過我那個帖子，在我最後一次打開它的時候和我開始評論的時候，中間可能隔了三天左右的時間；它沒有新的評論數增加，也沒有新的互動了，然後我才開始回復網友。」（受訪者WA）
策略之三是在與網友互動後刪去自己的評論信息。在感知隱私焦慮的情況下，匿名求助者雖然會為了短暫恢復或強化自身可見性讓渡個人隱私，但達到目的後會迅速消除個人數字痕跡，即自我消除（self-withdrawal）行為，［24］重新弱化自身可見性，避免過度窺私與非理性對話。受訪者HF表示，當她與某位給出建議的網友互動後會立即刪掉自己的發言，因為她害怕自己的留言可能會不斷被其他意見不合的網友們回復，進而遭到攻擊，認為在線上開放空間留下過多個人信息可能會帶來危險和麻煩。
策略之四是將自己偽裝成非求助者與網友互動。有此經驗的受訪者認為，一旦暴露自己的投稿人身份，網友窺私的目光將集中於自身，需要通過偽裝來降低個人的被關注度。例如求助者SF看到評論區有一些前輩給出有效建議，想要繼續追問，但又擔心以求助人身份互動會增加自己社交帳戶中心情記錄公之於眾的可能性，因此她有意假裝自己是普通網友與他人互動。受訪者YX使用了相同的策略：由於網友們關注求助信息中關於家庭經濟條件的描述，開展了較為激烈的討論，為避免個人隱私被進一步窺探，她在與網友互動時並沒有亮出求助人的身份，而是以普通網友的身份試圖將話題引到她想要的方向。
03
餘論
本文考察了社交媒體用戶如何在公共空間中想像其傳播行為的可見性及其表達策略，具體回答了兩個問題：一是社交媒體用戶如何劃定信息可見性的邊界，採取了什麼策略表達自身；二是用戶如何評估匿名發言的可見性風險，在什麼條件下改變信息的可見性邊界。以中介可見性為核心概念，結合對在新浪微博帳號「@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匿名投稿求助的社交媒體用戶的訪談，本文梳理了線上求助者對自身可見性的主觀感知，以及利用社交媒體匿名表達的過程。
首先，為強化自我披露，也就是個人求助話題在特定群體中的可見性，社交媒體用戶會從個人帳戶轉向具有可觀粉絲基礎的樹洞型自媒體博主進行匿名求助。對粉絲基礎可觀的判斷建立在對此一具有網絡節點色彩的中心式社交媒體帳戶的受眾想像之上。由於求助行為將私人信息以匿名投稿的方式轉移至非個人的、中心式的社交媒體帳戶，這在增強求助話題可見性的同時切割了求助信息與個人身份，顯示了發起求助這個傳播過程的選擇性可見。其次，在匿名求助當中，被監控的焦慮令求助人揮之不去，此焦慮出自求助人推演的線上自我披露與線下私人利益的未預關聯與潛在衝突。為中斷這一未預關聯，降低乃至消弭潛在衝突，求助人或進一步仔細審查自我披露的求助信息，在含混不清的有限表達中對其可見性二次弱化或增強。部分匿名求助者為獲取在該情境下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會取消匿名或降低匿名程度，將完全匿名狀態轉變為部分匿名或非匿名，以求助人的身份在評論區與網友互動，恢復或強化自身在公共領域作為主體的可見性。實際操作中，部分受訪者會採取審查個人帳戶、延遲互動、刪去個人評論等策略對可見性進行動態調整，儘可能降低私人領域被侵擾的風險。此一調節遊戲是傳播主體隱私計算下的理性選擇。
本文用「厚碼」這一意象概括傳播主體在社交媒體中想像其可見性及實施匿名等表達策略的過程。它歷史性地展示了網際網路在中國發展數十年後，特別是社交媒體成為日常媒介使用的渠道以後，作為傳播主體的網際網路用戶對傳播實踐之公私邊界的動態感知與調節。他們能夠識別私人領域具有公共潛能的話題，通過理性計算將私人議題帶入公共空間，藉助社交媒體中的節點用戶拓展議題的社會影響，激發公共討論、惠澤同儕社群。概言之，厚碼折射了一部分網際網路用戶可觀的數字媒介素養和對社交媒體中介可見性的能動實踐。不過，意在深度掩藏的厚碼也揭開了網際網路用戶在數字媒介高度不確定變遷中應對未預的傳播後果時採取的實用主義的社交迴避。匿名發言以及圍繞其進行的一系列臨場發揮的調節遊戲與其說是用戶在中介可見性實踐中遊刃有餘，不如說是以深度掩藏為戰術，開展束縛性的有限公共討論。
本研究存在諸多局限。首先是受訪者的構成，本研究並未在年齡、性別、受教育背景、地域等人口學變量上取得平衡，未來可從上述維度擴大受訪者的多元。其次，「@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作為自媒體博主（運營團隊），雖然它對求助者來說沒有門檻，但是博主會篩選投稿內容，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諸如網絡暴力、網絡謠言等造成的不良影響。遺留的問題是，在沒有篩選機制或篩選機制不夠嚴格的線上匿名社交平台，社交媒體用戶是如何看待該類平台的公共討論和隱私邊界的。一個可能的方案是可在後續研究中採用異質群體樣本、動態變遷及跨平台數據，進一步探究社交媒體時代可見性擴張與公私觀念變遷之間的聯繫。
（圖片來源於網絡）
請上下滑動查看參考文獻全文
參考文獻：
［1］ @PITD亞洲虐待博士組織，2021年10月12日， https：//m.weibo.cn/status/4691464699250315?wm=3333_2001&from=10BC393010&sourcetype=weixin， 摘自2022年1月2日.
［2］Thompson， J. B. （2005）. The new visibi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2（6）：31-51.
［3］Thompson， J. B. （2011）.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Theory， Culture & Society，28（4）：49-70.
［4］［英］約翰·B.湯普森. 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 高銛， 文涓， 高戈， 汐汐，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7：268-269.
［5］孫瑋， 李夢穎. 「可見性」：社會化媒體與公共領域——以占海特 「異地高考」 事件為例［J］. 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4（2）：37-44.
［6］曾麗紅，葉丹盈，李萍.社會化媒介賦權語境下女性「能動」的「可見性」——兼對B站美妝視頻社區的「可供性」考察［J］.新聞記者，2021（9）：86-96.
［7］Cotter， K. （2019）. 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New Media & Society，21（4）：895-913.
［8］Duffy， B. E.& Hund， E. （2019）. Gendered visibility on social media：Navigating Instagram’s authenticity bi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4983-5002.
［9］Suler， J. （2004）.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7（3）：321-326.
［10］Lowry， P. B.， Zhang， J.， Wang， C.& Siponen， M. （2016）. Why do adults engage in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media? An integration of online disinhibition and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learning model.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7（4）：962-986.
［11］Ellison， N. B.， Blackwell， L.Lampe， C.& Trieu， P. （2016）. 「The question exists， but you don’t exist with it」：Strategic anonymity in the social lives of adolescents.Social Media+ Society，2（4）.DOI：10.1177/2056305116670673.
［12］Zhang， K.& Kizilcec， R. F. （2014）. Anonymity in social media：Effects of content controversiality and social endorsement on sharing behavior. In Eigh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Cambridge， MA：AAAI Press，643-646.
［13］De Choudhury， M.& De， S. （2014）. Mental health discourse on reddit：Self-disclosure， social support， and anonymity. In Eigh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Cambridge， MA：AAAI Press，71-80.
［14］Andalibi， N.， Haimson， O. L.， Choudhury， M. D.& Forte， A. （2018）. Social support， reciprocity， and anonymity in responses to sexual abuse disclosures on social media.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25（5）：1-35.
［15］Marwick， A. E.&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New Media & Society，13（1）：114-133.
［16］Boyd，D.（2008）.Why youth（heart）social network sites：The role of networked publics in teenage social life. In Buckingham， D.（eds.）.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The John D.and Catherine T.MacArthur foundation series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119-142.
［17］Dreβing， H.， Bailer， J.， Anders，A.，Wagner， H.& Gallas， C. （2014）. Cyberstalking in a large sample of social network users：Preval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upon victims.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17（2）：61-67.
［18］董晨宇， 丁依然. 當戈夫曼遇到網際網路——社交媒體中的自我呈現與表演［J］. 新聞與寫作， 2018（1）：56-62.
［19］［法］米歇爾·福柯. 規訓與懲罰［M］. 劉北成， 楊遠嬰， 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 ：226.
［20］Litt， E. （2012）. Knock， knock. Who's there? The imagined audience.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56（3）：330-345.
［21］Barnes， S. B. （2006）. A privacy paradox：Social networ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Monday， 11（9）. https：//doi.org/10.5210/fm.v11i9.1394.
［22］Albrechtslund， A. （2008）.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as participatory surveillance.First Monday.， 13（3）. https：//doi.org/10.5210/fm.v13i3.2142.
［23］Dienlin， T.& Metzger， M. J. （2016）. An extended privacy calculus model for SNSs：Analyz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lf-withdrawal in a representative US sampl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1（5）：368-383.
［責任編輯：華曉紅］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