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環境看，清末禮法融合的原因是什麼？
禮是傳承了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神經內核。
從一代又一代人的降生起，父母便開始不斷教育孩子什麼為尊，什麼為卑，什麼是貴，什麼是賤的等級差序觀念，在其成長的過程中耳提面命地要求他們自覺遵守各種符合禮治的行為規範，尊卑規矩，同時在社會大環境的薰陶下也自然懂得禮義廉恥，追求和諧。
從一定程度來說，禮好似一張無形的網，從人的出生到成長的過程，都掙脫不出禮的束縛和規制。
啟蒙家孟德斯鳩以其獨到的觀點和犀利的評述在西方政治和哲學界開疆拓土。當然，其研究目光同樣鎖定在引起西方世界競相探究的「中國熱」上。
雖然孟德斯鳩對禮的理解代表大家所言被西方法學界廣泛參考引用，但是孟德斯鳩對禮偏見，躍然於紙上。
首先，孟德斯鳩認為禮缺乏精神性的實質加以支撐是缺乏證據的，僅能代表其個人觀點並非真理。
單就禮的教化功能就足以反駁孟德斯鳩的觀點，禮教化人知曉禮義廉恥，惻隱恭敬正是通過精神性的灌輸指引個人修身養性，恭謹有度。
何兆武先生說，人之為人與野獸相異的關鍵在於人受禮的教化後懂得個人自由的邊界，弱化個人權利的同時盡到倫理義務。
禮作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文化體系和政治上的黃金標尺，能在中國社會不間斷地流傳兩千五百多年，不是憑法律文書或是政客呼籲所能支撐的，恰恰是禮內涵中的精神內核作為其文化鋼骨，經久不衰，流傳千古。
其次，孟德斯鳩將中國人稱作世界上最會騙人的民族，自不待言，更是無稽之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秉持著團結和諧，友好真誠的社會風氣，古代中國統治者恰是通過禮的教化和法的規制率先帶領中國人進入人類文明時期。
有一點，孟德斯鳩的論述是正確的，即政治上的禮法是難以分離的，清朝的法律也被侵染了禮的倫理教義。
在禮法關係嬗變過程中，早被賦予了政治職能的禮與兼具社會調整功能的法相輔相成，相互配合。鴉片戰爭的爆發，不僅打破了清政府的寧靜，也打破了禮法關係原有的平衡。
堅船利炮打開的是一片與彼時西方社會運行機制、經濟結構和價值觀完全相悖的土地，排山倒海式湧入的西方法文化嚴重衝擊了傳統禮法的相對平衡和穩定。
西方列強憑藉工業革命帶來強盛的優越感，將其法律附上先進的標籤並以此作為唯一標尺去度量中國的法制。西方列強認為西方法律沒有而中國法律有的因素是多餘的落後的，而西方沒有中國卻延用了數千年的禮成為了西方法學家抨擊的首要對象。禮被牢牢地烙上了封建餘孽的印記。
儘管禮受到了國際輿論地抨擊和由西方法學思想啟蒙的國內學者及留學生的批駁，傳承了數千年甚至像骨血一樣代代流傳的禮治精神豈非受到衝擊就能魂飛魄散？
受時代的局限和思潮的演變，禮法關係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面臨著全新的抉擇：禮治與法治，融合與分離，統一與衝突。
堅船利炮駛入清廷之前，與西方世界溝通的大門是緊閉的，知識的傳播渠道是有限的，百姓的認知也是蒙昧的。
在他們的觀念里，禮法合一，治平天下本就是世代相傳的規矩，不容置喙。西方的侵略主義行徑打破了這種平靜。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瘋狂掠奪原始生產資料和原材料的同時，以文化入侵的形式加速這片原始沃土的殖民化程度。西方政客不啻大肆宣揚所謂的西方法文化的先進超前，科學理念，還批判清末時期以《大清例律》為核心的法律的滯後和傳統禮觀念的無知。
為收回治外法權，清政府被動進行法制改革。而禮的留存和取捨，成為清末法制改革的關鍵難題。
去古未遠的清朝歷史證明了：儘管禮受到國際社會的猛烈批駁，傳統禮逐漸喪失了絕對優勢的正統地位，但部分禮的思想還是有所保留，改革中秉持對西方的知識並非一概接受，對傳統的文化並非一律捨棄的態度，兼采眾長，新舊並存。